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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顯示的是 六月, 2014的文章

那些建中男孩教會我的事

我曾經念過建中。
關於明星學校的爭議,從我念建中的時候就開始了。他們說,明星學校的壓力很大,每個人都勾心鬥角只想勝過彼此;他們說,明星學校的學生都是不懂得玩的書呆子;他們甚至說,像建中和北一女這種單一性別的明星學校,是個完全違反社會常態的環境。是的,建中的確是個特殊的環境,但許多現象並不如表面顯示地那麼純粹。
把一群在學業上表現得極端優異的高中男孩放在同一個教室裡面,其實是非常神奇的事情。每一個人都曾經是各自學校的榜首或者三甲,如今要在一個班級之中脫穎而出卻都變得異常困難,那是足以摧毀一個人信心的事情。更可怕的事情是,國中的時候,這群男孩往往不只是會念書,同時也會具有某種或者某幾種特殊的才華,例如演講例如唱歌例如游泳例如領導,如今這些才華也會顯得黯淡。人上有人,天上有天,在建中我們說這是神外有神。

十二年國教:教育制度之於一種社會實驗

十二年國教爭議炒得沸沸揚揚,民間幾乎一面倒地對升學機制的實務操作(例如志願序的權重、免試入學的比例)表示反對,卻幾乎沒有人能點出核心──中學教育的意義以及制度的概念。

制度與執行

讓我們先從制度面談起。台灣過去採取六年國民教育,1967年7月由行政院成立九年義務教育專案小組,經過一年的規畫、評估以及設計,就在隔年1968年9月1日開始實施。在六年國民教育的時代,小學(兒童時期)之後經考試進入初中、初職或者五專,另外也可選擇進入社會就業(青少年前期);九年義務教育之目的是將基礎教育時間遞延三年,讓學生到十五歲之後才決定自己應該走升學體系、技職體系或者直接就業。十二年國教乍看之下似乎是六年國民教育、九年義務教育的延伸性政策,但情境上卻完全不同。從量的角度來看,六、七零年代的台灣普遍貧窮,因此六年國民教育後的就學率並不高,政府延長基礎教育年限帶動的影響相對大,可確實提升平均受教時間;相對地,台灣目前九年義務教育後的就學率已經相當高,政府延長教育年限隊於平均受教時間影響相當小。從質的角度來看,過去初等教育(兒童時期)、中等教育(青少年)與高等教育(青年)之間都存在著大型會考性質的篩選機制,以考驗其知識建構是否足夠(qualify)進入下一階段,但義務教育終會讓這個篩選作用消失。

台灣「十二年國教」的本質,就是要徹底破除中等教育的篩選機制作用。近期的爭議除了最粗淺的志願填序以外,其次就是對於家長心態以及社會價值觀評論,但更深刻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能期待一個以多元價值為命題的制度,在一個沒有多元價值的社會中正常發揮作用?

連勝文,我們知道你爸爸是誰,但你是誰?

近日中國在高考考場上,有位考生被抓到作弊,他立刻大喊:「你知道我爸是誰啊,你就查我?」這不禁讓人想起四年前中國一場車禍,現行犯在逃離現場的時候喊了一句:「我爸是李剛!」這句話在中國成了笑話,也自此揭露了中國官商第二代的醜態,以及裙帶政治、裙帶經濟甚至裙帶司法的惡行惡狀。有趣的是,這次台灣的台北市長選戰,也是一場官二代奮鬥人生大戲。國民黨在台北市長候選人初選放棄了在台北市耕耘已久的丁守中,選擇了出身權貴的連勝文。

但連勝文在最近的一場民調,卻輸給了競爭對手柯文哲高達18%。宣布將獨立參選的沈富雄形容連勝文是「不會打選戰」,但事實上連勝文的問題根本不在不會使用他龐大的政治以及經濟資源,而是他的存在以及言行舉止都能充分引發選民對他的厭惡與仇恨──像這種如此精彩的自我負面宣傳,其實並不多見。當然,連勝文也可以大嘆時不我予。八年前郝龍斌踢下丁守中時,雖然也曾被批評是「裙帶關係下的政治酬庸」,但當時的社會氣氛尚未如此仇視官二代與富二代;另一方面,郝龍斌的態度也相當低調內斂,自然避開了鋒頭,靠著藍軍在北市始終過半的優勢,順利贏得選戰。

請問高師大:誰才有資格念博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放榜,總共錄取八人,而這八人都有大有來頭,例如現任高市警局副局長宋孔慨、市刑大警官歐承鑫、立委潘孟安、市長陳菊辦公室秘書蔡宗倫、前主任李柏毅、國防部前副部長柯承亨等。值得注意的是,這幾位新博士生過去學經歷都沒有與該所直接相關的背景,而該所不僅口試成績占70%,甚至還完全免筆試、免提研究計畫,比一般博士門檻招生來得低。此消息一出,自然引發外界爭議。

近年來學歷研究貶值,動輒耗費四年以上的博士班乏人問津,甚至連台大部分科系都面臨招收不足的窘境,各校為了吸引人才莫不卯足心力。但即使台灣博士教育的現況如此嚴酷,「博士學歷」對於多數台灣人而言仍是一種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榮譽。對於台灣人而言,學術與知識必須超然獨立於權力與金錢,這是一塊政治家與企業家都不應該侵犯的聖域。

從現實面看來,學術與實務並非絕對二分,例如MBA就以招收大量已經擁有權力的政治家與企業家為最高指導,而許多知名的政經人士也都獲得學術界榮譽博士的殊榮──這些現象甚至不僅發生在台灣,在其他先進國家也都相當常見。學術界為了增強自己的影響力,因此積極與實務界連結,其實相當合理;畢竟,再多創新的理論或者研究,如果不能變成政府或者企業實踐時的重要參考,也不過就是象牙塔裡面的幾捲堆灰的陳舊書卷。「權力」的本質就是「影響力」,因此學者與權勢者靠近,對於實踐理論其實是有相當正面的幫助,對學校甚至國家而言都不見得是壞事情。

從捷運殺人看城市冷漠之必然

捷運殺人事件餘波未平。政府雖然試圖透過強化警力降低民眾焦慮,但民眾對於密閉大眾交通工具中的風吹草動仍異常敏感。近日有位自閉症青年在捷運上被誤認有殺人意圖因此造成大恐慌,一段捷運監視器的畫面更讓人能感受到當時情況的可怕:列車開門後,一大群人從接連的三個車廂內驚慌逃出,警方並隨即逮捕「嫌疑犯」。該自閉症青年的母親雖然順利將其保釋,卻強調社會對自閉症的不理解以及過度恐懼實在是「太可憐」。

然而,這種集體的神經質真的很可憐,或者只會是一種短期現象嗎?人類學家既普立茲獎得主賈德戴蒙在其新作《昨日世界─找回文明新命脈》(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中講了一個關於神經質的故事。他自述初次踏上新幾內亞與一群原住民嚮導探索森林,卻發現原住民嚮導們堅持不肯在一棵結實的巨木下紮營,理由是:「這棵樹很大,如果倒下來,會把我們全部壓死。」賈德戴蒙當時認為這些原住民太過神經質,因為這棵樹看起來非常穩固而且毫無腐爛的跡象,實在無須過慮;但待了幾個月之後,他才發現這些原住民的擔憂有其道理。原住民的一生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時間會在深林裡過夜,即使巨樹倒下壓死人的發生機率甚低,但在頻率甚高的前提下,在巨樹下紮營仍具有相當大的危險性。賈德戴蒙在理解因果關係後,稱之為「有益的神經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