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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顯示的是 二月, 2014的文章

親愛的嬰兒潮世代,請祝福,但切莫道歉──回應「陳文茜: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

「如果連在台灣教育體制下,一路踩著別人占用社會資源進台大念到畢業的你我,都還選擇覺得自己是一個受害者,那台灣真的是沒一個能打的。」

最近幾篇「年輕人」系列的文章在網路上不斷流傳,大概只要是二十、三十歲的人都會讀過。引發強烈論戰的是陳文茜的〈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接著是柏克希爾哈薩維的〈年輕人,國家沒對不起你,是你對不起自己〉。這兩篇文章真正有趣之處不只是論述,更是兩位作者出生的年代。戰後嬰兒潮一代的五十五歲的陳文茜滿懷歉意以及人道關懷的角度對著現在二十、三十幾歲的年輕人說:「對不起,你們這輩買不起房子是我們這輩造成的結果。」然後三十歲出頭的柏克希爾哈薩維則對著跟自己同年紀的人說:「奮起吧年輕人,說到底我們就是得不斷努力。」我們幾乎可以想像陳文茜像是個流著淚的媽媽對著兒子說:「都是我的錯,是我沒讓你過好日子!」然後兒子則態度堅定地吼回去:「這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要替自己負責!」這麼灑狗血的一場戲碼,難道還不有趣嗎?

多數人從思想的角度來區分這兩篇文章,前者是社會主義、後者是自由主義。陳文茜從世代正義的角度出發,企圖證明高房價是一種「全球經濟大崩壞後,政府無能且失靈的產物」;而柏克希爾哈薩維則從一種美國式的努力論出發,推論「這世界其實很不公平也很公平,因為有太多不公平的優勢存在著,但是很公平的是,只要你爬的上去,你也可以享受這些優勢」。再此之後,陳方隅則以一篇〈羅賓漢悖論:國家到底有沒有對不起年輕人?〉,認為「我們並不處在一個有努力就會有收獲的社會」,將議題從房價徹底拉開,把論述的高度提升到「社會不流動」──而這又回到了傾向社會主義的一方。

給員工高薪到底有沒有效果?

我在之前的專欄中曾採用外在環境變異的觀點探討「為什麼胖東來的高薪政策不會天長地久」,無獨有偶,中山大學的陳世哲教授也在獨立評論專欄中也以王品個案為例,提出金錢的激勵效果並不長久。雖然陳教授認為自己採用厚實的學術論述駁斥了王品的紅利政策,但我對陳教授的見解頗不以為然。

陳教授的說法在組織行為學中其實並不新穎。他列舉了兩個研究,研究的結論:當人一開始拿到比別人(比較對象是「他者」)或者過去的自己(比較對象是「過去的自己」)更高的薪水時,會基於互惠原則(reciprocity)帶來的愧疚感而努力工作;但當人習慣這個薪資水準之後,這種基於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而產生的愧疚感就會消失,人就會認為自己拿到這樣的薪資水準是合理的。陳教授以這些研究結果延伸出一個結論:金錢的激勵作用是短暫。但問題是,如果我們把組織能提供的物質性激勵因素拿來比較,例如增加假日、彈性上下班等,其實也都跟金錢一樣會隨時間疲勞而遞減。換言之,任何激勵手段都「可能」會因為員工「習慣」而不再具有激勵效果。

[影評]冰雪奇緣(Frozen)──愛,讓人無懼

《冰雪奇緣》(Frozen)是迪士尼2013年底的年度大作,本片不僅提名奧斯卡最佳動畫,同時更打敗了1994年《獅子王》成為迪士尼最賣座的動畫電影。迪士尼曾一度陷入低潮,但近年來表現可謂漸入佳境,《冰雪奇緣》更是再創巔峰之作,完全展現出迪士尼動畫王國的氣勢。

圖、冰雪女王(Snow Queen)無中生有,完全依靠魔法造出的冰雪城堡。
冰的世界

本片故事改編自《安徒生童話》中的〈冰雪女王〉,但除了冰雪女王這個爭議性極大的角色以外,劇情已經與最初的〈冰雪女王〉故事幾乎完全無關。我稍微找了一下關於本片劇本的幕後故事,華特‧迪士尼早在1943年就想改編〈冰雪女王〉,可是先後改了幾次都發現故事難以處理成電影結構,同時冰雪女王的形象也太過負面。2008年,克里斯·巴克以《安娜與冰雪女王》(Anna and the Snow Queen)為名重新改編故事,並隨著同一製作團隊在2010年《魔髮奇緣》(Tangled)的成功,才正式確定這個改編計畫,並將最終片名定為"Frozen"。

《冰雪奇緣》的劇本結構非常明快。第一幕敘述了北方港口小國艾倫戴爾(Arendelle)的長公主艾爾莎(Elsa)從小擁有施展冰雪魔法的強大天賦,小公主安娜(Anna)活潑好動卻是個毫無法力的一般人,兩人感情親暱。一次意外中,艾爾莎的魔法擊中了安娜。安娜雖然得著石精長老的協助消除了冰凍魔法,但國王與皇后為了保護公主們,決心消除安娜對冰雪魔法的記憶並隔離兩人,同時驅逐皇宮中的僕人,讓艾爾莎的魔法能力成為秘密。兩位公主長成少女之後,國王與皇后卻因海難過世,艾爾莎必須繼承皇位成為女王(Queen)。傳統的第一幕往往不會太複雜,但《冰雪奇緣》第一幕的劇情非常多而且非常複雜,編劇跟導演能把這段處理到自然流暢實在相當不容易;最困難的點在於,要如何鋪陳兩位公主從親密到被迫疏遠的過程,同時描繪出兩人內心的想法與糾結。

人民當家二十年,台灣人是好老闆嗎?

何飛鵬在近期一篇社論「為企業主說句公道話」中提出一個外在因素觀點,強調台灣勞工的窘境跟台灣在國際產業鏈上的地位有關,並非台灣企業主在「道德」上劣於外國企業主。的確,台灣近幾年來遇到的失業率與薪資停滯問題都並非獨現於台灣,而台灣媒體擅用少數幾家特別重視員工福利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跨國企業來概括所有國外企業也完全是一種選擇性偏差(selection bias)。事實上,多數國外企業之所以能提供高薪也絕非因為他們的企業主比較有「良心」,而是基於成本、利潤、企業發展與產業競爭優勢的考量;假設目前全世界市值最高的蘋果(Apple)給員工高薪是一種道德行為,那麼又該如何解釋蘋果對其供應商之苛刻?

我同意何飛鵬的情境論,也同意台灣企業主在道德上並沒有顯著低於外國人的證據──然而,台灣企業主也確實缺乏創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創業家精神是一種「人定勝天」的精神,不管環境多麼惡劣都要披荊斬棘、勇往直前的強大信念。世界其他各國的環境同樣困苦,但只有能在困苦環境中還能成就不凡成就者才是真正的企業家。換言之,何飛鵬談的是「時勢造英雄」,但真正的領袖卻能「英雄造時勢」。外在情境因素與內在個人特質永遠不斷互相交互作用,無法分割。

那麼,國家呢?

我始終相信人類社會制度發展是一個個體得以自由解放但社群又能維持一定秩序的過程。過去的世界依靠神話與信仰建構,世俗的政治領導者往往與宗教相契,同時制定出許多有形的律法或者無形的道德彼此箝制,讓每個人的生命如同擁有固定位置的原子,有致序地錯落於一個金屬般的堅硬結構中。時間過去,我們依然擁有法律、道德、神話與信仰,但我們不再相信世界只有一種樣貌、社會只有一種結構,更不用說我們不再相信我們的領導者是為神的替身稱之皇帝。於是我們發明了民主,人民作主、人人皆王。

[影評]白日夢冒險王(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最美的風景是人

《白日夢冒險王》(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改編自1939年的同名小說,由班史提勒(Benjamin Edward Ben Stiller)自導自演。班史提勒以喜劇見長,近年來致力轉型成為劇情片導演,而《白日夢冒險王》就是其銳意轉型之作品。

一部拍給上班族的爽片

每一部電影都有其設定客群,如同《暮光之城》會讓萬千少女為之瘋狂,《白日夢冒險王》則會讓白領上班族感動落淚。本片劇本依循傳統三幕劇形式編構,第一幕是40歲主角華特米提(Walter Mitty)充滿瘋狂白日夢的平凡上班族人生,第二幕是華特踏上旅程,第三幕是華特結束旅程回歸日常生活。「冒險」這個主題並不罕見,但中年單身阿宅上班族的冒險就不那麼尋常了;對於生活平穩到太過僵固的上班族而言,《白日夢冒險王》正是一個精神出口,釋放了人性對於刺激的渴求。

圖、平凡的上班族華特
第一幕劇的重點放在華特日常生活之百無賴聊以及白日夢之刺激有趣的對比,但整體而言並不緊湊,白日夢段落太多太長,甚至連對「主角為何出走」的描述都太過匆促,顯示導演拿捏節奏失當。白日夢的段落非常商業討喜,明顯向許多電影致敬,例如電梯內打鬥的運鏡像是《駭客任務》,變成老小孩的情節完全是《班傑明的奇幻旅程》;然而,這些白日夢分明可以設計地更有隱喻更具象徵更與現實相扣,最後除了「有趣討喜」之外卻什麼都不剩,導演與編劇要各負一半責任。

年之為獸

我的計年方式有些特別,太陽曆年底是一年的結束、太陰曆年初是一年的開始,因此一年之中總有一段時間模擬兩可,不屬於去年、今年、明年,直到爆竹一放,才確信又是另一年的開始。新年是時間的空隙,時間明晰時間模糊,時間吞噬青春吐出記憶。時間是最吃人的獸。

可能是因為我出生在1982年,十歲的時候剛是90年代,到了大學也不過是新世紀初,計時的錨點定在2000年,渾渾噩噩到了三十歲才驚覺從1994年到2014年已經過了二十年,一瞬間突然長大。然而,我對於年的記憶卻始終停留在十二歲時的冬季,濕冷冽寒、鼻息成霧,市集小販趁著年節販售著春聯爆竹農民曆的年代。當時我還住在三合院的老家,在大家庭中過年,期待穿新衣與長輩們的紅包。長大之後,才逐漸理解大人之間的關係並不如表面上那麼和諧,原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都可能只是僵化的道德遊戲,大家庭內從來就是勾心鬥角暗潮洶湧。人心是最吃人的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