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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連中元節都不過了,過什麼萬聖節

上周末恰逢萬聖節,一時之間,整個台北市都陷入一場西洋魔怪的百鬼夜行。新聞不斷報導今年最夯的裝扮冰雪女王愛爾莎以及鬼娃安娜貝爾,臉書上盡是扮裝或者不扮裝的周五夜既萬聖夜的派對合照,彷彿「萬聖節」在台灣向來是個歡慶的傳統節日。但問題是,台灣本來就有自己的傳統鬼節中元節(或稱盂蘭盆節),但中元節卻越來越沒有影響力,只有長輩與公司行號還會記得在此日普渡眾靈。 萬聖節最早是不列顛凱爾特人的傳統節日,爾後被天主教文化吸收,並輾轉在基督教文化中流傳。多數天主教與基督教會並不特別排斥萬聖節,但也有部分教會組織認為萬聖節是撒旦的節日,嚴格禁止教徒參與任何相關活動。說到底,萬聖節之所以在各個先進國家逐漸普及,並非受到宗教影響,反而與美國流行文化以及其商業價值有極大的關聯。 套用我同事說法:「這一切都是商人的陰謀。」這句話或許沒錯。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僅限於白種人與日本人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這幾年來我們如此堅信著。我們堅信政治的醜惡與企業的邪佞都是廟堂之上的事情,堅信社會敦厚善良,一片和樂融融。台灣也確實不壞,捷運乾淨整齊、排隊守序有禮,走在路上不忘買串玉蘭花,經過喜憨兒烘焙坊總順手買個土司;特別台北市雖然是個亞洲等級、人口超過兩百萬人的國際都市,卻仍保有某種鄉村式的熱情與人情。我們堅信外國人心中認知的台灣人大多溫柔友善,我們也以此自豪。就連一段交通部觀光局放在台北捷運跟電影開場前的廣告影片,都不斷強調這點。在廣告中,日本、香港與美國的觀光客都異口同聲地認為台灣好棒。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2013年的統計資料,800萬觀光客中約有9成來自亞洲,東北亞合計將近7成,中國佔36%、日本18%、港澳15%;東南亞地區合佔16%,其中馬來西亞為4.9%、新加坡為4.5%;美洲合計6%,其中5%來自美國;歐洲合計3%,最大單一國家為德國,也僅佔0.6%。從這個比重來看,假設我們真的要挑選三種語言、三種臉孔做為代表,應當選擇東北亞的中國、東南亞的馬來西亞以及美洲的美國。甚而尤之,台北市政府今年強打的觀光代言人是日本偶像團體AKB48,而交通部觀光局今年推出的「 讚!台灣 」系列觀光宣傳影片的六大主題更全以白種人為主角。但我們對這一切似乎都看得理所當然。

從行天宮薰香不再繚繞談起

行天宮宣布禁香一周以來,社會輿論可以說是峰迴路轉。最初先是肯定行天宮對環保作出的貢獻,直稱該區域空氣變好,認為這種因應時代變化的宗教改革是必然;接著是從宗教儀式與宗教本質相契合的觀點質疑行天宮的作法,並且認為廟宇與信徒所共構出的文化景觀本身也是信仰的重要環節;質疑聲浪更烈,有人提出了陰謀論,認為行天宮禁香與一殯遷移背後有政經勢力介入,主要動機是為了清理當地住戶、便於都更。最新發展是,除了廟方相關人士否定「宗教改革論」以外,行天宮更於9/1發表聲明,直指「都更論」純屬子虛烏有。事情發展至今已經進入一種信仰的階段──你相信哪個版本的故事,哪個故事就會成為你心中的「真實世界」。 讓我們先用行天宮的例子來看文化跟經濟的連結。許多人想到「經濟」的時候,總覺得那只是個政府家與學者口中虛無飄渺的詞彙,彷彿與庶民的日常生活無關。事實上,一切與物質相關的行為都隸屬經濟活動;更有趣的是,人類生活中的物質往往都有其精神性的意涵,這種精神與物質的相互結合,我們就稱之為文化。

十二年國教:教育制度之於一種社會實驗

十二年國教爭議炒得沸沸揚揚,民間幾乎一面倒地對升學機制的實務操作(例如志願序的權重、免試入學的比例)表示反對,卻幾乎沒有人能點出核心──中學教育的意義以及制度的概念。 制度與執行 讓我們先從制度面談起。台灣過去採取六年國民教育,1967年7月由行政院成立九年義務教育專案小組,經過一年的規畫、評估以及設計,就在隔年1968年9月1日開始實施。在六年國民教育的時代,小學(兒童時期)之後經考試進入初中、初職或者五專,另外也可選擇進入社會就業(青少年前期);九年義務教育之目的是將基礎教育時間遞延三年,讓學生到十五歲之後才決定自己應該走升學體系、技職體系或者直接就業。十二年國教乍看之下似乎是六年國民教育、九年義務教育的延伸性政策,但情境上卻完全不同。從量的角度來看,六、七零年代的台灣普遍貧窮,因此六年國民教育後的就學率並不高,政府延長基礎教育年限帶動的影響相對大,可確實提升平均受教時間;相對地,台灣目前九年義務教育後的就學率已經相當高,政府延長教育年限隊於平均受教時間影響相當小。從質的角度來看,過去初等教育(兒童時期)、中等教育(青少年)與高等教育(青年)之間都存在著大型會考性質的篩選機制,以考驗其知識建構是否足夠(qualify)進入下一階段,但義務教育終會讓這個篩選作用消失。 台灣「十二年國教」的本質,就是要徹底破除中等教育的篩選機制作用。近期的爭議除了最粗淺的志願填序以外,其次就是對於家長心態以及社會價值觀評論,但更深刻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能期待一個以多元價值為命題的制度,在一個沒有多元價值的社會中正常發揮作用?

從捷運殺人看城市冷漠之必然

捷運殺人事件餘波未平。政府雖然試圖透過強化警力降低民眾焦慮,但民眾對於密閉大眾交通工具中的風吹草動仍異常敏感。近日有位自閉症青年在捷運上被誤認有殺人意圖因此造成大恐慌,一段捷運監視器的畫面更讓人能感受到當時情況的可怕:列車開門後,一大群人從接連的三個車廂內驚慌逃出,警方並隨即逮捕「嫌疑犯」。該自閉症青年的母親雖然順利將其保釋,卻強調社會對自閉症的不理解以及過度恐懼實在是「太可憐」。 然而,這種集體的神經質真的很可憐,或者只會是一種短期現象嗎?人類學家既普立茲獎得主賈德戴蒙在其新作《昨日世界─找回文明新命脈》(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中講了一個關於神經質的故事。他自述初次踏上新幾內亞與一群原住民嚮導探索森林,卻發現原住民嚮導們堅持不肯在一棵結實的巨木下紮營,理由是:「這棵樹很大,如果倒下來,會把我們全部壓死。」賈德戴蒙當時認為這些原住民太過神經質,因為這棵樹看起來非常穩固而且毫無腐爛的跡象,實在無須過慮;但待了幾個月之後,他才發現這些原住民的擔憂有其道理。原住民的一生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時間會在深林裡過夜,即使巨樹倒下壓死人的發生機率甚低,但在頻率甚高的前提下,在巨樹下紮營仍具有相當大的危險性。賈德戴蒙在理解因果關係後,稱之為「有益的神經質」。

惹火盧貝松難道是正面行銷?

法國大導盧貝松為了新片《Lucy》到台灣取景,原本該是件美事,沒想到卻惹起爭議。英國每日郵報如此報導" While the attire might be far from what someone living in the conservative country of China might usually wear, it seemed the perfect choice for Scarlett’s character Lucy. "這篇報導引起國內媒體不滿,特別是立場向來敵視中國的自由時報更是語氣激烈地回應「 (每日郵報)不只將台灣視為中國一部分,還將台北市描述成『中國的保守偏鄉地區』,慘將台灣連三級降格加污名化;這不但與原本邀外國影人來台拍片,藉以行銷台灣的美意不符,甚至還成反效果 」、「 由於思嘉片中角色是替黑幫工作的運毒犯,故事背景又是在台北,雖然故事可以杜撰,但若觀影者未來誤以為是在中國拍攝,那麼『台北101』將被誤認為中國的建築物,而台北市則成了中國的偏鄉地區,且還是藏毒之鄉 」。

從ColorRun看創新

Color Run 號稱地球上「最歡樂的五公里路跑」,上周在台北大佳河濱公園正式開跑。與其說 Color Run 是路跑,不如說這是一場五彩繽紛的嘉年華會,每個參賽者都在途中被噴上各色彩粉,自然讓人雀躍。然而 Color Run 卻也引發了爭論。 反對者認為, Color Run 使用的大量彩色玉米粉雖然號稱無毒,但仍會對環境造成負擔。上個月一場模仿 Color Run 的 Color me Rad ,使得大佳河濱公園脆弱的草皮卻因為玉米粉而腐爛──即使玉米粉遇水即溶,但這些勾芡濃稠液體卻可能使草根無法呼吸。其次, Color Run 噴灑的大量玉米粉吸入肺部將造成人體負擔,五公里的距離就可能造成不適。最後,天然的玉米粉是食物,我們不應該如此浪費食物。 支持者則認為,環境負擔的問題只要透過更換場地就能解決,身體不適者也應該自行斟酌不要勉強。至於浪費食物的問題,從長遠看來根本不是問題,因為過期腐爛的食物更多。支持者更認為,例如西班牙的番茄節雖然也消耗了大量新鮮番茄,但卻也因此形成一種強烈的文化景觀,帶來的觀光效益遠遠超過耗費的食物。更有支持者直指,台灣人始終抱持著保守心態攻擊這些充滿創意的外國文化,才會始終缺少這些特殊有趣又充滿創新意義的文化活動。

鍾子偉(Joey Chung)文化現象

鍾子偉 (Joey Chung) 是商周網站上最炙手可熱的寫手,專欄名稱是「哈佛之後的人生」。如同他的專欄,他出身自哈佛 MBA ,年僅三十出頭就有顯赫的工作經驗,目前創業中。他的確是明星等級的專欄作家,甚至還能將專欄文章集結成書,他有名的文章或多或少總在臉書流轉傳閱,因此我的朋友多數都聽過鍾子偉這個名字。或者應該這麼說,他在我們三十歲上下這輩的網路使用者 ( 特別是臉書使用者 ) 中,是個不折不扣的名人。雖然多數人都不認識鍾子偉,只認識他的文章,但鍾子偉三個字畢竟成為一種符號,他本身就是符號。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喜歡鍾子偉。例如我一位朋友轉了他的文章,並附帶一行字「 我想大家都已經可以從第一、二句話就知道是誰寫的了吧 」。不少人嘲諷鍾子偉的文章根本是跟商周借了文章產生器,似乎只要按下按鍵就能隨機組成一篇文章 ── 因為這些故事不僅接近,內容也同樣空洞無物。於是諷刺鍾子偉便成為一種相當時尚的行為,跟嘲諷文青、嘲諷馬英九、嘲諷 CCR(cross culture romance) 有異曲同工之妙;畢竟對於某些人而言,惺惺作態、膚淺無物的人事物,永遠是最值得訕笑的話題。只是恰好鍾子偉被如此歸類。 然而,所有能成名的人,必然有某些理由。極少數明星是因為才華極端出眾,這種人有如利刃,不論在什麼情境下都注定成名;而絕大多數明星不能說毫無才華,只能說這些人本身的人格特質以及相對應的文化意涵,才是其成名的關鍵。我們都無法判斷鍾子偉在他的工作表現上是否才華極端出眾,我們只能透過文章去想像鍾子偉。當然,他的文章水準絕對無法歸類於極端出眾的那塊,也因此他的名氣並非全然美譽,而是褒貶互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