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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教育制度之於一種社會實驗

十二年國教爭議炒得沸沸揚揚,民間幾乎一面倒地對升學機制的實務操作(例如志願序的權重、免試入學的比例)表示反對,卻幾乎沒有人能點出核心──中學教育的意義以及制度的概念。

制度與執行

讓我們先從制度面談起。台灣過去採取六年國民教育,1967年7月由行政院成立九年義務教育專案小組,經過一年的規畫、評估以及設計,就在隔年1968年9月1日開始實施。在六年國民教育的時代,小學(兒童時期)之後經考試進入初中、初職或者五專,另外也可選擇進入社會就業(青少年前期);九年義務教育之目的是將基礎教育時間遞延三年,讓學生到十五歲之後才決定自己應該走升學體系、技職體系或者直接就業。十二年國教乍看之下似乎是六年國民教育、九年義務教育的延伸性政策,但情境上卻完全不同。從量的角度來看,六、七零年代的台灣普遍貧窮,因此六年國民教育後的就學率並不高,政府延長基礎教育年限帶動的影響相對大,可確實提升平均受教時間;相對地,台灣目前九年義務教育後的就學率已經相當高,政府延長教育年限隊於平均受教時間影響相當小。從質的角度來看,過去初等教育(兒童時期)、中等教育(青少年)與高等教育(青年)之間都存在著大型會考性質的篩選機制,以考驗其知識建構是否足夠(qualify)進入下一階段,但義務教育終會讓這個篩選作用消失。

台灣「十二年國教」的本質,就是要徹底破除中等教育的篩選機制作用。近期的爭議除了最粗淺的志願填序以外,其次就是對於家長心態以及社會價值觀評論,但更深刻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能期待一個以多元價值為命題的制度,在一個沒有多元價值的社會中正常發揮作用?

制度能改變人性或者文化嗎?我在〈制度的本質〉這篇文章中提過,「如果說衣著是制度,人的外貌與氣質就是組織或者國家的文化;如何衣著必須根據外貌與氣質適當搭配,制度也應該隨著文化調整。硬把無法契合的制度套在一種文化上,就像是削足適履,最後只會毀了文化,同時又收不到正面的效果。」簡而言之,制度必須適應文化,否則將收不到任何正面效果。但同時,「制度同樣具有誘因的特質」,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一個制度的立意是什麼,而是一個制度是否能帶來充分的「誘因」以促使社會往其立意發展。十二年國教制度乍看之下立意良好,但事實上不僅沒辦法適應文化,同時也沒辦法形成充分的誘因使社會變得多元,最後必然失敗。

根據教育部的目標,十二年國教希望能在2020年使免試入學率從2011年的34%提升到85%、就近入學率從94.82%提升到95%。簡單說來,教育部最終希望是兼具「免試升學」與「就近入學」特性的「高中社區化」。我甚至認為十二年國教大力宣揚的「多元入學」、「特色學校」根本不可能實現;高中之後緊接著就是大學,只要「進入好大學」仍是學生們的最終目標,所有的教學就會以升學為導向,依照大學入學方式配置時間。簡而言之,學生想念好高中之目的在於容易考上好大學,真正的關鍵是「高中之後的升學模式」與「過度單一的社會期待」,而不是「進入高中的方式是否多元」與「高中教學內容是否多元」。

不僅是概念上,十二年國教的執行面也充滿問題。例如教育部雖然希望各高中能透過降低必修、增加選修,以達成各校都有不同的教學特色之目標;但對於已經習慣傳統備課的高中教師而言,準備選修課程是件極端累人的事情,以至於學校得拜託老師們開課,這意味著選修課程很難顧及質量。更何況,即使老師有心,但選修課程是否真的能擺脫傳統課程?例如國文老師們開課,是否真的能給出超越傳統國文課的主題、內容或者教法?換言之,從理論上與實務上看來,我認為十二年國教將會是一個多元價值的制度在缺少多元價值的情境中失敗的標準案例。

中等教育的目標

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本來就各自有其目的。初等教育目的在於建立廣泛而基本的生活知識,諸如語言、算數、自然、社會、美術、體育等。中等教育應當是升學體系與技職體系的分野;升學體系強調各種基礎知識的深化,技職體系則強調實務操作的練習;理想上,中等教育就應該是學生與學校彼此選擇的時期,才能真正達成讓學生適情適性發展的目標。高等教育強調專精,大學之目的在於建構學生在某一學門的深度知識,碩士則是演練知識創造的過程,博士則是完全自主性的知識創造階段。中等教育之所以重要,在於「學術體系」與「就業體系」之分流,因此「篩選」是這個階段的關鍵字。

「篩選」是學校對學生以及學生對學校,雙向的選擇。最理想的狀態下,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做自己專擅的事情並能樂在其中,但這個世界總是事與願違,「想做」(willing to)跟「能做」(capable to)往往無法並行。有些人十分擅長某件事情卻做得不開心,有些人則堅持想做自己不擅長的事情。不論是學術體系或者就業體系,任何學校必須極力爭取想做又能做好的學生、並將不想做又做不好的學生淘汰;面對這些可能不夠想做或者不夠能做的學生,每間學校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做出取捨,判斷哪些學生未來可能成為想做又能做的一群人。事實上,我從沒看過有任何人真心想做一件事情,卻過不了最低門檻;如果真有這種人,我認為學校也有義務要淘汰掉這些人,讓這些人快點去尋找其他的興趣

尋找自己想做且能做的目標,本來就是每個人一輩子都得不斷努力的事情。我有位朋友從四、五歲開始平均每天練習四小時大提琴,但她在美國念完音樂博士之後,才發現自己根本不熱愛音樂,因此毅然決然打算放棄在音樂上的成就,重新尋找自己的志業。我碩士班時的一位學姐,最初並沒有很突出的學術實力,但我知道她對學術的熱情促使她願意花非常多進行研究,也不過一、兩年時間,她的實力已經迎頭趕上許多原本跑在她之前的人。許多時候,當下的「想做」跟「能做」,都可能只是一種過程,未來會變得如何,沒人說得清楚──關鍵不在別人說什麼、不在身處的環境是什麼,而是自己如何省視「當下」的自我以及決定走向怎樣的「未來」。

我認為,中等教育的最大目標,就是讓孩子們做出選擇,並且包容選錯的可能性。我一直非常討厭一種言論,就是「孩子才12/15歲,怎麼會知道自己的人生想做什麼」。那麼,應該要幾歲才知道自己人生想做什麼呢?事實上,多數人的人生都在不斷的錯誤以及修正中擺盪,跌跌撞撞向前行。我甚至認為分流的時間點應該提前到12(例如以前的台灣或者德國),讓學生更有機會嘗試不同的路線──但台灣父母不敢放手讓孩子自己選擇,總喜歡替孩子選擇,這才是真正造成台灣年輕一輩不敢放手選擇、不敢冒險的主要因素。十二年國教依循了過去九年國教的系統,讓學生在15歲的時候分流到學術體系以及技職體系。然而,在少子化趨勢以及家長依然希望孩子念普通高中的情境下,使高中成為基本教育的一部分,究竟會增加學生適情適性的機率,抑或減少?我想答案恐怕不如為政者們所期待地如此樂觀。

傳統明星學校的重要功能──開展眼界

最後我想談談明星學校。出身建中的年輕作家羅毓嘉在〈建中不會告訴你的事〉如此寫道:「現在回頭去看看我的同學們,我認為建中帶給我的並不是『你將成為一個考上好大學的人』那件事情。而是在天才與怪物環伺的環境裡,你如何跳脫出『我要考得很好』的框架──因為幹你老師,你怎樣努力都不可能考贏某些人啊我肏──而努力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人』。那才是我在建中時代摸索,碰撞,頭破血流之後,所體悟到的最珍貴的道理。


羅毓嘉談了「自我認同」,我認為這個概念拉得更大更廣就是「眼界」,這是一種最無法量化,卻又對未來影響最大的複合性概念。人的自我認同與對世界的理解程度有著絕對相關性,越是理解這個世界充滿各種人事物的可能性,自我探索就越深刻。出身富裕家庭跟出身貧窮家庭的孩子,最大的差異其實就是眼界。十幾歲的青少年之間的個體差距大不到哪裡去,但五年、十年之後就會產生巨大的鴻溝;當那些知道自己拿得了獎學金好出國念書的孩子心中想的是以後要在外商企業工作時,同樣擁有出國實力的孩子卻可能只想當個公務員。

許多人之所以沒能做到某些事情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或者沒有錢,而是這些事情從來沒有變成「選項」。太多人以為學校教育跟社會教育能完全平衡家庭教育的差距,但家庭教育形塑出的「眼界」,幾乎無法用其他方式弭平──同儕關係或許是唯一的例外。當父母告訴孩子「你不可能」時,眼界較高的同儕可能會說「你可能」,許多事情將因此改變。

台灣的明星學校全以升學導向為目的,只看成績不看其他一切條件,一方面固然強化了這套單一價值體系,但另一方面也徹底拒絕了那些家世顯赫但並不那麼優秀的學生。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人認為「聯考制度是一種最公平的制度」,因為聯考制度就是要篩選出適合走學術體系的人,無差別的大型會考更充分避免掉權貴在當中上下其手的可能性。

隨著時間經過,各種先天的、後天的、物質的、精神的各種因素終於還是促使明星學校變成貴族學校。這世界上最殘酷的事實不是有才能者輸給有錢的笨蛋,而是那些有錢人不但比窮人有錢,同時還比窮人有能力。許多人認為,有錢人念學費低廉的公立學校、貧窮人念學費高昂的私立學校是一種「不公平」,但事實上是:總有一些孩子能在窘困的環境中脫穎而出進入明星學校。對許多人而言這個結果或許並不公平,但我們都該承認,這套制度的程序相當公平。

目前看來,十二年國教最明顯的趨力,就是讓台灣教育走向美國化──讓貴族學校都變成明星學校。一方面,買得起明星高中學區房子的有錢人家子女,可以毫不費力地進入傳統升學名校;但另一方面,當這些傳統升學名校所收到的學生素質開始下降時,明星的光環總會逐漸黯淡。過去這些有錢人之所以願意把子女送到明星學校,是因為這些學校吸納了最強的學生,光是讓這些孩子彼此激盪都能有顯著成長。然而,當這些明星學校的學生不再那麼優秀的時候,有錢人就可能更偏好管理嚴格、學生素質穩定的私立貴族學校,這將促使私立貴族學校明星化。在過去的制度下,出身清寒的學生還有機會透過拼上明星學校認識有錢人小孩好開啟眼界,但未來貧富之間的流動則可能會更加停滯。

結語:教育制度之於一種社會實驗

《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中,小丑(The Joker)挑釁蝙蝠俠(Bat Man),在醫院、城市與油輪上所進行了三個死亡遊戲;小丑稱這些遊戲為「社會實驗」。如今,台灣也開始一場巨大的社會實驗,學校、教師、家長以及學生,全都是這場遊戲的實驗品。可悲的是,這場實驗不論從概念或者實務看來,都注定是終將自我瓦解。

所有政策改變都一定有人得利有人受損,共同協調並彼此讓步是唯一減輕衝突的方式。我們當然可以理解這個制度最初的良好立意,但期待改變入學方式就能使社會價值觀變得多元,未免太過天真。十二年國教在經過各種價值觀的沖刷之後,最後得到的結果到底是平衡點還是拼裝車?平衡點與拼裝車的差異在於,前者仍維持一個穩定的價值核心,後者則混雜了各種價值觀與信念──因此,在細節上過度妥協以至於失去原始精神的十二年國教根本是一台破爛的拼裝車。

這台破車已經上路,所有人都得共同承擔。嘿,年輕的一輩們,祝你們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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