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當家二十年，台灣人是好老闆嗎？

何飛鵬在近期一篇社論「為企業主說句公道話」中提出一個外在因素觀點，強調台灣勞工的窘境跟台灣在國際產業鏈上的地位有關，並非台灣企業主在「道德」上劣於外國企業主。的確，台灣近幾年來遇到的失業率與薪資停滯問題都並非獨現於台灣，而台灣媒體擅用少數幾家特別重視員工福利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跨國企業來概括所有國外企業也完全是一種選擇性偏差(selection bias)。事實上，多數國外企業之所以能提供高薪也絕非因為他們的企業主比較有「良心」，而是基於成本、利潤、企業發展與產業競爭優勢的考量；假設目前全世界市值最高的蘋果(Apple)給員工高薪是一種道德行為，那麼又該如何解釋蘋果對其供應商之苛刻？

我同意何飛鵬的情境論，也同意台灣企業主在道德上並沒有顯著低於外國人的證據──然而，台灣企業主也確實缺乏創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創業家精神是一種「人定勝天」的精神，不管環境多麼惡劣都要披荊斬棘、勇往直前的強大信念。世界其他各國的環境同樣困苦，但只有能在困苦環境中還能成就不凡成就者才是真正的企業家。換言之，何飛鵬談的是「時勢造英雄」，但真正的領袖卻能「英雄造時勢」。外在情境因素與內在個人特質永遠不斷互相交互作用，無法分割。

那麼，國家呢？

我始終相信人類社會制度發展是一個個體得以自由解放但社群又能維持一定秩序的過程。過去的世界依靠神話與信仰建構，世俗的政治領導者往往與宗教相契，同時制定出許多有形的律法或者無形的道德彼此箝制，讓每個人的生命如同擁有固定位置的原子，有致序地錯落於一個金屬般的堅硬結構中。時間過去，我們依然擁有法律、道德、神話與信仰，但我們不再相信世界只有一種樣貌、社會只有一種結構，更不用說我們不再相信我們的領導者是為神的替身稱之皇帝。於是我們發明了民主，人民作主、人人皆王。

「民主」是一種將政治權力分散於每一位人民的制度。用最粗淺的角度看來，二十年前第一任民選總統李登輝所喊出的「人民做頭家」正是民主的原始概念，讓人民決定政府的組成。我們理解自我是構成國家的重要元素，我們是國家的主人，有能力與權力影響政府未來的走向。我們領導自己，我們就是自己以及國家的領袖。在民主政治中，不論一個國家如何冷靜如何瘋狂如何燦爛如何墮落，長期看來都反應了人民的真實的想法──即使每一個個體從不自覺，人民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種集體人格(collective personality)。

用這個角度來看，「台灣人」相對於世界其他國家，在道德與智力上並不特別高或者低，勤奮務實，雖然稍微多愁善感、不夠理性，但整體而言仍算討喜。台灣在自然環境上的限制不小，山多平原少、缺乏自然資源，但同時具有經濟地理位置的優勢，適合發展貿易。嚴格說來，台灣的內、外在因素放諸全球比較並不特好但也不特壞，擁有今日的經濟地位的確堪稱奇蹟。但為什麼半世紀前台灣能創造經濟奇蹟，至今卻陷入困挫？外在因素改變例如：中國崛起、全球貿易版圖改變、世界逐漸走向知識經濟時代，但這些因素同時衝擊著各國，並非只有台灣。台灣真正的困境在於內在因素改變，也就是過去強烈的創業家精神幾乎蕩然無存。

半世紀前的台灣處在極權政治中，社會結構穩定、價值信念單一；加以當時台灣生活困苦、缺乏資源，社會各階層都同在一條危船上。因此，當時的台灣人自然目標一致：唯有戰勝其他各國才能生存下去。2000年之後，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正式開啟民主政治，多元文化更開始解放台灣。台灣人一下子得到「自由」與「權力」，像是汲汲營營努力於事業的創業家在爆富之後突然開始知道要享受生活中的一切美好，卻忘了我們的經濟地位其實是透過販賣便宜勞力而來。除了便宜勤奮的人力以外，我們沒有什麼其他特殊強處。我們從來都只是靠蠻幹，蠻幹不難，只有想不想的問題，沒有能不能的問題，因此我們太容易被取代。

我們沒弄清楚真正的價值始終來自於抽象層次，例如美感經驗、邏輯論述與思想建構。要達到高水準的精神層次需要時間以及非常大的努力，我們卻本能性地以為自己只要靜待時間過去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擁有法國的美感或者美國的思想──這些真正創造「財富」的本質。當我們生活水平逐漸疊高到先進國家水準，精神卻跟不上物質的成長速度時，我們開始才發現賺錢並不容易。一切遂逐漸變得混亂。

我們批判企業批判政府批判媒體，卻忘了我們自身就是構成企業構成政府構成媒體的元素。人民當頭家，我們是怎麼樣的頭家呢？我們一方面用非常高的標準要求政府必須在短時間內解決很複雜的結構問題，另一方面卻又要求政府不得增稅同時增加社會福利以及所有項目的支出。我們期待更高水準的政務官與事務官，卻又不斷要求要縮減公務員的待遇。等等，這不就是台灣企業主擅用的「要馬兒跑又不給馬兒吃草」的把戲嗎？再仔細想想，台灣人其實就跟台灣人自己批判的台灣企業主完全一樣。台灣人批評公務員不肯加班是「不能苦民所苦」，企業主批評員工不肯加斑是「不替公司著想」；台灣人羞辱公務員還正大光明，企業主羞辱員工之後仍振振有辭；台灣人說基層事務官只是一群會考試的笨蛋，企業主說新進員工只是一群高學歷的失敗品。

矛盾，正是現在台灣困境的縮影，這些邏輯上的矛盾更直接扼殺了台灣人渴望追求成長的動機。我們當然可以要求台灣企業主該拿出企業家精神，真正面對困難的現實、自我反省並勇於自我改變，但我們是不是也該用相同的標準，認清自己不該只是批判他者、開始講理，並且自我要求呢？最終我還是認同何飛鵬的想法，台灣人應該停止「尋找替死鬼」的遊戲，所有的批評最終仍得回歸理性、回歸更多的證據與事實，並用這些道理自我要求。人民當頭家，你是怎樣的頭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