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菁英教育以及明星學校被整個社會捧上了天，現在，卻已然成為「孩子不快樂」、「社會不流動」、「產學落差大」的罪魁禍首。國教已經改革了兩輪，關於菁英教育應該何去何從，至今仍沒有結論。
然而，我認為「菁英教育存續與否」始終是個假議題，真正的議題是「教育」以及「教育政策」。在釐清菁英教育之前，讓我們先來釐清「教育」的意義。
學校教育不等於教育
廣義的教育，指的是一個人社會化（Socialization）以及個體化 （Individuation）的綜合性歷程，這當中包含了個人對知識、技能、經驗以及文化的全方面理解。簡單地說，教育就是幫助你成為別人期待你成為的樣子（社會化）同時又能發揮自我特質與潛能（個體化）的一種過程。
廣義教育在實際執行上又可以分成三環：家庭、學校以及社會，這三環教育的功能時常彼此重疊，但仍有各自獨特之處。以孩子發育的歷程看來，家庭教育是最早影響孩子的教育，影響力道最強也最為深遠。基本上，一個人的價值觀、安全感、信任、愛，往往都跟家庭教育有很強的連結。接著，孩子進入學校，開始與同儕相處，學習各種知識與技能，替未來的職業生涯以及社會生活奠定基礎。最後，當孩子開始接觸到各種家庭與學校以外的資訊來源時，就算是正式接受社會教育了。
狹義的教育，指的是學校教育。對於學生而言，學校教育的目的在於「學習未來能夠就業的知識與技能」；對於國家而言，學校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國家需要的人才」。現在很多談教育的人，很喜歡從「潛能開發」去談學校教育，但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當然，我並不是說學校教育不能開發潛能，而是，「開發學生潛能」不該是一個國家「教育政策」的最重要目的。因此，政府教育部門所提出的政策，自然是一種狹義教育定義下的政策。
教育政策的經濟性目的
那麼教育政策的目的是什麼呢？事實上，是一種經濟性目的。
國家的運作需要各種不同領域的人才，當國家根據自我的競爭優勢與策略制定出產業政策之後，會直接影響不同產業對於人才的需求量。例如，台灣以電子製造業與資訊科技業為主要產業，自然就需要大量的電機、材料、資工、資管人才；香港最重要的產業是金融業，因此就需要大量的金融人才。
換言之，經濟的產業政策影響了教育政策，教育政策則又進一步落實在教育制度與教育執行上。適當產出人才，以平衡就業市場，這就是教育政策一個很大的目標。因此，政府的教育政策本來就不是為了讓所有人自我實現，而是為了讓大家能有份工作餬口。
人人皆能適才適性，是一種完全無視市場現狀的理想狀態。例如，愛畫畫、想以畫為生的人可能高達5%，但台灣的繪畫市場或者插畫市場只能允許1%的人生存；因此，只有最優秀的1%能存活，其他4%都只能放棄畫畫、去找其他足以餬口的工作。不競爭、不篩選，是不可能的事情。
更甚者，每份工作所能創造的價值不同，帶來的物質生活也有相當大的落差，例如律師、醫師、工程師屬於平均高薪的族群。而物質生活的優渥與否，反過頭來影響了每一個人自我探索「興趣」以及自我發展「能力」的過程。例如，我可能對律師的工作內容可能壓根沒有興趣，但我知道我能做得來而且我想要這份工作，只因為我對當一位律師的高收入充滿興趣。
問題來了，物質生活的優渥程度，是個非常強大的誘因。絕大多數人可能不見得有什麼遠大的夢想，但都期待過著更好的物質生活──這也意味著，熱門科系與熱門學校是很難避免的事情。政府最多只能設定好技職體系與大專院校各科系的人數比例，但改變不了就業市場的複雜性，就像我們可以平等地尊敬每一個行業的人，但卻無法期待所有人拿到平等的薪資待遇。因此，「就業」這場殘酷的生存競爭戰，並不在畢業的那刻才真正發生，而是發生在選校選系的時候。因此，除了「訓練人才」以外，教育制度的另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篩選人才」，決定誰可以念某些學校與科系──而篩選，意味著「判別優劣」，脫穎而出者自然就稱之為「菁英」。換言之，只要我們沒辦法切割「教育」與「就業」，就必然會「篩選」出學科上的菁英──我們所能選擇的，只有該不該給予這些菁英特殊的「訓練」，以及這些訓練的內容應該是什麼。
回到「教育政策」的本質來看，「菁英」是政策有意識篩選下的一群人，這群人必須成為支撐政治決策、經濟運作以及學術研究的中流砥柱。菁英教育必須高度接軌產學，這些菁英才能在投入各領域後能迅速成為即戰力；這同時意味著，篩選菁英與訓練菁英的思維，都應該緊扣著「如何對社會能產生貢獻」。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該不該有菁英」，而是「如何篩選與訓練菁英」──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必須緊扣經濟政策與產業需求。
台灣菁英教育的問題
以產學巨大的落差看來，台灣的菁英教育，顯然出了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台灣產業轉型政策不夠明確。我們都知道面對國際產業鏈發生劇變的台灣需要產業轉型，但到底要轉去哪、怎麼轉，卻沒有一套完整的執行方案。菁英教育政策理當是這些執行方案中的一環，但大方向不明確，菁英教育自然也無從改革，只能停留在過去的水準。
台灣篩選模式老舊，選出的菁英可能並不合用。台灣的篩選／升學模式太過強調記憶以及精熟練習，但這些能力在出了社會之後，卻沒有太大作用。在這變動的時局，我們更需要充滿彈性、具有強大環境適應力的人才，而非擅長守舊的人才。然而，環境適應能力可能與人格特質更加相關，與學科成績無關──如果要篩選出適當的人格特質，恐怕得降低筆試、並提高面試在升學評分的比重。但一旦提高面試比重，又會面臨「公平性」的問題。要知道，國家的教育政策必須根植於「給予公平的機會」上，面試顯然會受到各種家世背景、外貌氣質等因素的影響，這可能會造成「不公平」的爭議。事實上，台灣教改近十年來最大的爭議，就是造成更大的不公平，社會流動下降。
此外，台灣訓練模式也相當老舊。台灣教育強調回答問題而非問問題，這種「生產線式教學」的好處是容易複製教學過程、容易評估教學成果，但缺點就是只能培育出大量擅長回答正確答案的學生，如同標準化的工業產品。我不認為這種教育模式不好，特別是基礎的十二年國民教育，如果不採取這種可以大量複製的模式，根本不可能執行。理論上，高等教育可以採取更具啟發性的教學模式，但台灣的大學教育門檻太低、學生人數相對太多，還是難逃「生產線式教學」的結果。
第二個問題是，台灣人始終把資優教育跟菁英教育混為一談。雖然資優教育的對象與菁英教育的對象，可能有很大的比例相互重疊，但兩者的本質畢竟不同。資優教育的目的在於開發資優生的潛能、解決資優生精神性與社會性的問題，菁英教育的目的在於篩選並訓練未來能供產業所用、對社會有貢獻的中流砥柱；前者是一種特殊教育，後者是國家人才培育政策的核心。台灣的資優教育很弱，菁英教育的思維又還停留在半世紀前、上個產業時代的水準，自然會讓一群資優且績優的學生無所適從。
第三個問題是，台灣人始終把「教育」跟「教育政策」混為一談。我再強調一次，教育可以很「人本」，但是教育政策（即學校教育）不可能不「物質」。人本教育如果想落實，最關鍵的教育場域應該是「家庭」，而不是「學校」。說得更明白一點，所謂「人人皆適性發展」、「成長過程毫無競爭壓力」，那是富裕家庭的小孩才有資格做的夢，為了活下去，誰不是拚盡全力讓自己脫穎而出？只要市場經濟存在一天、就業競爭存在一天，就沒有所有人不需要面對競爭壓力都還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的一天。人本教育思想沒有錯，但我認為台灣推動人本教育者倡議的對象錯了，應該直接從有錢的家長談起，直接以成立私立學校為目標，或許是更務實的做法。
對於國家而言，「教育政策」與「菁英教育政策」之人才培育計畫的核心，不可能獨立於經濟政策以外，因為這是國家發展策略的一部分。對於個人而言，接受學校教育本來就是為了未來就業，而各職業的薪資酬賞也確實劇烈地影響了學生的升學選擇以及教育資源的分配。因此，不論從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或者從受教育者的角度來看，都直指一個核心：教育政策具有非常強烈的經濟性目的。
菁英教育應該存在嗎？
這個問題，我們該反向思考：如果一個教育制度無法篩選出能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的「菁英」、甚至與國家發展政策完全不接軌，我們該容忍這種教育制度嗎？
延伸閱讀
問題來了，物質生活的優渥程度，是個非常強大的誘因。絕大多數人可能不見得有什麼遠大的夢想，但都期待過著更好的物質生活──這也意味著，熱門科系與熱門學校是很難避免的事情。政府最多只能設定好技職體系與大專院校各科系的人數比例，但改變不了就業市場的複雜性，就像我們可以平等地尊敬每一個行業的人，但卻無法期待所有人拿到平等的薪資待遇。因此，「就業」這場殘酷的生存競爭戰，並不在畢業的那刻才真正發生，而是發生在選校選系的時候。因此，除了「訓練人才」以外，教育制度的另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篩選人才」，決定誰可以念某些學校與科系──而篩選，意味著「判別優劣」，脫穎而出者自然就稱之為「菁英」。換言之，只要我們沒辦法切割「教育」與「就業」，就必然會「篩選」出學科上的菁英──我們所能選擇的，只有該不該給予這些菁英特殊的「訓練」，以及這些訓練的內容應該是什麼。
回到「教育政策」的本質來看，「菁英」是政策有意識篩選下的一群人，這群人必須成為支撐政治決策、經濟運作以及學術研究的中流砥柱。菁英教育必須高度接軌產學，這些菁英才能在投入各領域後能迅速成為即戰力；這同時意味著，篩選菁英與訓練菁英的思維，都應該緊扣著「如何對社會能產生貢獻」。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該不該有菁英」，而是「如何篩選與訓練菁英」──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必須緊扣經濟政策與產業需求。
台灣菁英教育的問題
以產學巨大的落差看來，台灣的菁英教育，顯然出了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台灣產業轉型政策不夠明確。我們都知道面對國際產業鏈發生劇變的台灣需要產業轉型，但到底要轉去哪、怎麼轉，卻沒有一套完整的執行方案。菁英教育政策理當是這些執行方案中的一環，但大方向不明確，菁英教育自然也無從改革，只能停留在過去的水準。
台灣篩選模式老舊，選出的菁英可能並不合用。台灣的篩選／升學模式太過強調記憶以及精熟練習，但這些能力在出了社會之後，卻沒有太大作用。在這變動的時局，我們更需要充滿彈性、具有強大環境適應力的人才，而非擅長守舊的人才。然而，環境適應能力可能與人格特質更加相關，與學科成績無關──如果要篩選出適當的人格特質，恐怕得降低筆試、並提高面試在升學評分的比重。但一旦提高面試比重，又會面臨「公平性」的問題。要知道，國家的教育政策必須根植於「給予公平的機會」上，面試顯然會受到各種家世背景、外貌氣質等因素的影響，這可能會造成「不公平」的爭議。事實上，台灣教改近十年來最大的爭議，就是造成更大的不公平，社會流動下降。
此外，台灣訓練模式也相當老舊。台灣教育強調回答問題而非問問題，這種「生產線式教學」的好處是容易複製教學過程、容易評估教學成果，但缺點就是只能培育出大量擅長回答正確答案的學生，如同標準化的工業產品。我不認為這種教育模式不好，特別是基礎的十二年國民教育，如果不採取這種可以大量複製的模式，根本不可能執行。理論上，高等教育可以採取更具啟發性的教學模式，但台灣的大學教育門檻太低、學生人數相對太多，還是難逃「生產線式教學」的結果。
第二個問題是，台灣人始終把資優教育跟菁英教育混為一談。雖然資優教育的對象與菁英教育的對象，可能有很大的比例相互重疊，但兩者的本質畢竟不同。資優教育的目的在於開發資優生的潛能、解決資優生精神性與社會性的問題，菁英教育的目的在於篩選並訓練未來能供產業所用、對社會有貢獻的中流砥柱；前者是一種特殊教育，後者是國家人才培育政策的核心。台灣的資優教育很弱，菁英教育的思維又還停留在半世紀前、上個產業時代的水準，自然會讓一群資優且績優的學生無所適從。
第三個問題是，台灣人始終把「教育」跟「教育政策」混為一談。我再強調一次，教育可以很「人本」，但是教育政策（即學校教育）不可能不「物質」。人本教育如果想落實，最關鍵的教育場域應該是「家庭」，而不是「學校」。說得更明白一點，所謂「人人皆適性發展」、「成長過程毫無競爭壓力」，那是富裕家庭的小孩才有資格做的夢，為了活下去，誰不是拚盡全力讓自己脫穎而出？只要市場經濟存在一天、就業競爭存在一天，就沒有所有人不需要面對競爭壓力都還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的一天。人本教育思想沒有錯，但我認為台灣推動人本教育者倡議的對象錯了，應該直接從有錢的家長談起，直接以成立私立學校為目標，或許是更務實的做法。
對於國家而言，「教育政策」與「菁英教育政策」之人才培育計畫的核心，不可能獨立於經濟政策以外，因為這是國家發展策略的一部分。對於個人而言，接受學校教育本來就是為了未來就業，而各職業的薪資酬賞也確實劇烈地影響了學生的升學選擇以及教育資源的分配。因此，不論從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或者從受教育者的角度來看，都直指一個核心：教育政策具有非常強烈的經濟性目的。
菁英教育應該存在嗎？
這個問題，我們該反向思考：如果一個教育制度無法篩選出能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的「菁英」、甚至與國家發展政策完全不接軌，我們該容忍這種教育制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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