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可以如泰山之重，也可以如鴻毛之輕。
鄭捷很可惡。他殺了四個陌生人、毀了四個家庭，讓200萬人在那一、兩個月內恐懼搭捷運，更讓2400萬人為了該不該廢除死刑吵了兩年。就在新政府上任前的一個月，鄭捷終於定罪，四個死刑；也在新政府上任前的十天，鄭捷終於伏法，三槍處決。
我並不同情在56秒中殺了四個人的鄭捷。事實上，我不太吃某些學社會學出身的人的那套「罪犯之所以是罪犯，完全都是社會的責任」，如果這個論述成立，那麼所有的罪都不是罪了；人的所有行為都是一種社會運作下的現象，顯示個體只是一種社會制約下的零件，絲毫沒有自由意志。然而，鄭捷確實「自由」、也確實做出「選擇」，他「選擇」殺了幾個與他生命困境毫無關係的陌生人。我無法同情這56秒連續殺人之後的鄭捷，是因為他如此容易地就毀了太多人的人生，包含那些不想死去卻死去的人們，以及不想失去卻失去的人們。
但我同情那56秒連續殺人之前的鄭捷。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我看過受苦的人，每一個都有著鄭捷的眼神，冷漠而絕望。這些人都有故事，只是他們往往不說，而社會也往往不問。我們時常以為沒消息就是好消息，但卻無視「不說」時常不是「不需要說」，而是「不能說」或者「不想說」。鄭捷的故事，在他殺人前後、被殺前後，都沒有人問，也沒有人說。
我不同情殺人的鄭捷，但我在乎鄭捷殺人的理由。理由永遠重要，特別是做最極端的事情的理由，例如殺人。
我們沒有人樂見殺人事件，也都希望可以減少這類隨機殺人事件。我相信嚴刑峻罰有其效果，因為一定會有潛在的殺人犯因著恐懼死刑而不敢殺人；然而，嚴刑峻罰可能是不殺人的理由，卻無法解釋為什麼有人在面對嚴刑峻罰時還是殺了人。例如心理學家會告訴你，某些極端異常者的大腦似乎天生就渴望殺人，殺人的慾望就像食慾或者性慾般反覆折騰這些人的理智。先天的慾望是一種理由，但絕大多數殺人犯都不是這種「為了享樂而殺人的人」，多數人都有後天的理由。面對殺人犯，我們先該理解的是嚴刑峻罰為什麼沒有效果，而不是先急著處決──我們真正在乎的從來就不該是當下眼前加害者的死，而是未來可能被害者的生。
我們可以用很粗劣的方式去猜測鄭捷殺人的理由。鄭捷沒有在家庭得到愛、沒有在學校得到友情、沒有在工作上得到成就感、沒有在社會得到認同。面對某些問題我們束手無策，例如我們無法代替他的家人愛他、無法代替他的同學跟他交朋友、無法代替他的老闆或者同儕讚美他、更無法代替整個社會肯定他的存在價值。當然，這些問題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困境，我們都沒辦法代替別人爬過對方的牆，但願不願意理解別人的困境，是更重要的事情。
我們都渴望被理解，但吝於理解他人。於是，鄭捷的死，變成一則則新聞、一行行律法、一篇篇社論或者一段段論辯，卻沒辦法變成一個故事，讓我們看見一個人面對生命是如何掙扎又如何放棄。四位受害者的死，很重，重得讓社會與之一同悲愴一同恐懼；鄭捷的死，太輕，輕得讓我們看不見他在那56秒之前是個怎樣的人，經歷過怎樣的黑暗與哀傷。
這幾年來，我因為鄭捷寫了好多篇文章，這該是最後一篇。
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但我們永遠不會真正理解鄭捷的可憐之處了。
延伸閱讀
鄭捷事件──「死刑」原生的罪與罰
從鄭捷的四個死刑，看印度性侵犯遭虐死
他割斷的不只是頸子，而是社會的理智線
當她的頭顱在母親面前落下。
鄭捷很可惡。他殺了四個陌生人、毀了四個家庭，讓200萬人在那一、兩個月內恐懼搭捷運，更讓2400萬人為了該不該廢除死刑吵了兩年。就在新政府上任前的一個月，鄭捷終於定罪，四個死刑；也在新政府上任前的十天，鄭捷終於伏法，三槍處決。
我並不同情在56秒中殺了四個人的鄭捷。事實上，我不太吃某些學社會學出身的人的那套「罪犯之所以是罪犯，完全都是社會的責任」，如果這個論述成立，那麼所有的罪都不是罪了；人的所有行為都是一種社會運作下的現象，顯示個體只是一種社會制約下的零件，絲毫沒有自由意志。然而，鄭捷確實「自由」、也確實做出「選擇」，他「選擇」殺了幾個與他生命困境毫無關係的陌生人。我無法同情這56秒連續殺人之後的鄭捷，是因為他如此容易地就毀了太多人的人生，包含那些不想死去卻死去的人們，以及不想失去卻失去的人們。
但我同情那56秒連續殺人之前的鄭捷。
我看過受苦的人，每一個都有著鄭捷的眼神，冷漠而絕望。這些人都有故事，只是他們往往不說，而社會也往往不問。我們時常以為沒消息就是好消息，但卻無視「不說」時常不是「不需要說」，而是「不能說」或者「不想說」。鄭捷的故事，在他殺人前後、被殺前後，都沒有人問，也沒有人說。
我不同情殺人的鄭捷，但我在乎鄭捷殺人的理由。理由永遠重要，特別是做最極端的事情的理由，例如殺人。
我們沒有人樂見殺人事件，也都希望可以減少這類隨機殺人事件。我相信嚴刑峻罰有其效果，因為一定會有潛在的殺人犯因著恐懼死刑而不敢殺人；然而，嚴刑峻罰可能是不殺人的理由，卻無法解釋為什麼有人在面對嚴刑峻罰時還是殺了人。例如心理學家會告訴你，某些極端異常者的大腦似乎天生就渴望殺人，殺人的慾望就像食慾或者性慾般反覆折騰這些人的理智。先天的慾望是一種理由，但絕大多數殺人犯都不是這種「為了享樂而殺人的人」，多數人都有後天的理由。面對殺人犯，我們先該理解的是嚴刑峻罰為什麼沒有效果，而不是先急著處決──我們真正在乎的從來就不該是當下眼前加害者的死，而是未來可能被害者的生。
我們可以用很粗劣的方式去猜測鄭捷殺人的理由。鄭捷沒有在家庭得到愛、沒有在學校得到友情、沒有在工作上得到成就感、沒有在社會得到認同。面對某些問題我們束手無策，例如我們無法代替他的家人愛他、無法代替他的同學跟他交朋友、無法代替他的老闆或者同儕讚美他、更無法代替整個社會肯定他的存在價值。當然，這些問題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困境，我們都沒辦法代替別人爬過對方的牆，但願不願意理解別人的困境，是更重要的事情。
我們都渴望被理解，但吝於理解他人。於是，鄭捷的死，變成一則則新聞、一行行律法、一篇篇社論或者一段段論辯，卻沒辦法變成一個故事，讓我們看見一個人面對生命是如何掙扎又如何放棄。四位受害者的死，很重，重得讓社會與之一同悲愴一同恐懼；鄭捷的死，太輕，輕得讓我們看不見他在那56秒之前是個怎樣的人，經歷過怎樣的黑暗與哀傷。
這幾年來，我因為鄭捷寫了好多篇文章，這該是最後一篇。
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但我們永遠不會真正理解鄭捷的可憐之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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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捷事件──「死刑」原生的罪與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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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割斷的不只是頸子，而是社會的理智線
當她的頭顱在母親面前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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