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的台灣人很悶。半年來接連不斷的社會運動，更是讓整個台灣簡直悶壞了。支持社運者覺得自己的聲音改變不了社會，好悶；反對社運者覺得這個社會好動盪，也好悶。讓大家稍微不悶的好消息是：除了台灣以外，也有其他國家對於政府感到不滿因此起而抗爭，例如紛擾數月的烏克蘭公投以及美國內華達州武力抗爭事件。台灣人──特別是支持抗爭的年輕世代──彷彿找到了好夥伴似地，把這些事件拿來與台灣類比。然而這些類比除了聊以解悶以外，本質是否相同？
就拿美國內華達州的武力抗爭來說吧。上個月美國內華達州發生劇烈的擁槍民兵抗爭事件，起因為美國聯邦政府強徵邦迪(Cliven Bundy)的放牧地，引發當地牛仔發動武力反擊。對於非極權體制的政府而言，土地徵收是個國家權力與個人權益直接衝突的棘手議題，只要處理不當就可能引來民怨──當然，對於美國這個自由大於一切的國家而言，聯邦政府繞過州政府直接干涉人民權益，自然是無人能夠容忍。讓我們暫且忽略這次徵收事件的背後脈絡(例如該土地是否真的有瀕臨絕種的烏龜或者邦迪長期不納稅)、邦迪帶有種族主義的宣言、以及內華達州從南北戰爭以來的政治立場，這次事件之所以能演變成轟動全美的劇烈抗爭，關鍵字是「槍」。
美國是當前世界上少數允許人民合法持槍的國家，除了美國政府與軍火商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以外，這與獨立戰爭時民兵(militia)的傳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1999年，美國科羅拉多州有兩名青少年配備槍械與爆炸物潛入校園，槍殺了12名學生以及1名教師，另外有24人身受輕重傷，此即震驚全球的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2002年，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以紀錄片《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尖銳地批判美國政府不肯大刀闊斧禁止人民擁槍，甚至直指美國人民具有一種「槍=安全感」的集體焦慮。科倫拜事件並非獨立事件，2007年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校園槍擊案、2012年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以及2012年《黑暗騎士：黎明昇起》(The Dark Knight Rises)首映會發生的奧羅拉槍擊事件，都讓許多公益團體、非營利組織、與非政府組織齊聲譴責美國政府不應縱容人民擁槍。美國總統歐巴馬(Obama)雖然多次企圖推動更嚴格的槍枝管制，卻始終未果。
槍，是個人自由與集體秩序的界線；擁槍與反槍，更是對政府角色的辯證。美國是個將「自由」視作核心價值的國家。對於這個國家的人民而言，與其等待政府救援不如靠自己保護自己；即使槍枝氾濫帶來如此多暴力屠殺事件，美國人仍堅信「槍械」只是一種工具，工具本身沒有善惡，因此寧可忍受每年上千上萬起因槍而起的暴力事件，也要捍衛擁槍的權利。美國發生內華達州民兵以武力對抗政府的同時，台灣則上演多場由人民自主發動的和平抗爭。在台灣，支持抗爭者認為這是一種自由的民主行動，反對抗爭者則認為這是一種破壞法律、擾亂社會和諧的失序行動。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台灣的抗爭？
人民抗爭的本質，是對政府的不信任；然而從這幾次抗爭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台灣人仍希望維持目前的大政府體制。對於抗爭者而言，伸張個人自由與個體意志之後的結論是要「政府替自己解決困境」；對於反抗爭者而言，更期待著一個大有為的政府替自己擺平一切擾亂平穩生活的因素。換言之，不論是支持抗爭者或者反對抗爭者骨子裡都仍期待著一個全能有為的大政府──這跟並不太吃大政府論述、認為私人企業的創新動能才是推動國家前進、人民最終都得靠自己的美國有很大不同。因此，台灣這幾次社會運動與美國內華達州的民兵事件的本質差異並不是和平或者武裝，而是對個體自由的理解以及對政府的角色期待。「台灣式的保守主義」是種基於大政府下的自由經濟與和諧社會的期待，跟美國傳統上基於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所揉塑出的保守主義完全不同。這也解釋了台灣人為何似乎特別喜歡左派的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因為克魯曼預設的「大政府」左派命題更靠近台灣人對政府的期待。
連勝文在一場國民黨的「支持公權力、社會要安定」遊行上說：「我想大家已經悶了很久了，我們真的太悶了！」他所指的雖然是一群以戰後嬰兒潮世代為主的資產階級面對社運造成的混亂感到煩悶，但普遍支持社運的後1976世代其實也一樣苦悶。說穿了，台灣人的悶，是因為台灣政府在進入民主化時代之後就逐漸變得軟弱無力，分明組織繁雜權力碩大，其所作所為卻總畏畏縮縮、小家子氣。我們期待的全能大政府受困於選票與輿論，怎麼作都不對，於是越來越無能，其實是一種人民的自我預言實現。「我們要有更多個人自由，政府應當替我們解決所有問題」這句話其實是一種悖論(paradox)，因為當個人擁有更多自由的時候，相對地就會限縮政府的權力。從邏輯的角度看來，台灣人這種對於大政府的期待應當隨著國內不斷高漲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瓦解，然而台灣人卻始終接受這套「既要個人自由又要全能大政府」的矛盾論述，長期下來莫怪政府政策越來越像精神分裂。台灣人只有兩條路，要不就選擇犧牲更多人民的權益好維持政府的強制力、要不就選擇追求個人自由但也放棄讓政府解決一切問題的期待。左派跟右派，我們總得選邊站。
延伸閱讀
美國內華達民兵起義，華人媒體集體沉默！
Who Is Cliven Bundy and Why Is He So Controversial?
Race and freedom: Cliven Bundy, Donald Sterling and Freedom of Speech
High Plains Moochers Paul Krugman
連勝文：太悶了！選贏給衝撞體制的人教訓
就拿美國內華達州的武力抗爭來說吧。上個月美國內華達州發生劇烈的擁槍民兵抗爭事件，起因為美國聯邦政府強徵邦迪(Cliven Bundy)的放牧地，引發當地牛仔發動武力反擊。對於非極權體制的政府而言，土地徵收是個國家權力與個人權益直接衝突的棘手議題，只要處理不當就可能引來民怨──當然，對於美國這個自由大於一切的國家而言，聯邦政府繞過州政府直接干涉人民權益，自然是無人能夠容忍。讓我們暫且忽略這次徵收事件的背後脈絡(例如該土地是否真的有瀕臨絕種的烏龜或者邦迪長期不納稅)、邦迪帶有種族主義的宣言、以及內華達州從南北戰爭以來的政治立場，這次事件之所以能演變成轟動全美的劇烈抗爭，關鍵字是「槍」。
美國是當前世界上少數允許人民合法持槍的國家，除了美國政府與軍火商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以外，這與獨立戰爭時民兵(militia)的傳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1999年，美國科羅拉多州有兩名青少年配備槍械與爆炸物潛入校園，槍殺了12名學生以及1名教師，另外有24人身受輕重傷，此即震驚全球的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2002年，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以紀錄片《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尖銳地批判美國政府不肯大刀闊斧禁止人民擁槍，甚至直指美國人民具有一種「槍=安全感」的集體焦慮。科倫拜事件並非獨立事件，2007年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校園槍擊案、2012年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以及2012年《黑暗騎士：黎明昇起》(The Dark Knight Rises)首映會發生的奧羅拉槍擊事件，都讓許多公益團體、非營利組織、與非政府組織齊聲譴責美國政府不應縱容人民擁槍。美國總統歐巴馬(Obama)雖然多次企圖推動更嚴格的槍枝管制，卻始終未果。
人民抗爭的本質，是對政府的不信任；然而從這幾次抗爭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台灣人仍希望維持目前的大政府體制。對於抗爭者而言，伸張個人自由與個體意志之後的結論是要「政府替自己解決困境」；對於反抗爭者而言，更期待著一個大有為的政府替自己擺平一切擾亂平穩生活的因素。換言之，不論是支持抗爭者或者反對抗爭者骨子裡都仍期待著一個全能有為的大政府──這跟並不太吃大政府論述、認為私人企業的創新動能才是推動國家前進、人民最終都得靠自己的美國有很大不同。因此，台灣這幾次社會運動與美國內華達州的民兵事件的本質差異並不是和平或者武裝，而是對個體自由的理解以及對政府的角色期待。「台灣式的保守主義」是種基於大政府下的自由經濟與和諧社會的期待，跟美國傳統上基於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所揉塑出的保守主義完全不同。這也解釋了台灣人為何似乎特別喜歡左派的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因為克魯曼預設的「大政府」左派命題更靠近台灣人對政府的期待。
連勝文在一場國民黨的「支持公權力、社會要安定」遊行上說：「我想大家已經悶了很久了，我們真的太悶了！」他所指的雖然是一群以戰後嬰兒潮世代為主的資產階級面對社運造成的混亂感到煩悶，但普遍支持社運的後1976世代其實也一樣苦悶。說穿了，台灣人的悶，是因為台灣政府在進入民主化時代之後就逐漸變得軟弱無力，分明組織繁雜權力碩大，其所作所為卻總畏畏縮縮、小家子氣。我們期待的全能大政府受困於選票與輿論，怎麼作都不對，於是越來越無能，其實是一種人民的自我預言實現。「我們要有更多個人自由，政府應當替我們解決所有問題」這句話其實是一種悖論(paradox)，因為當個人擁有更多自由的時候，相對地就會限縮政府的權力。從邏輯的角度看來，台灣人這種對於大政府的期待應當隨著國內不斷高漲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瓦解，然而台灣人卻始終接受這套「既要個人自由又要全能大政府」的矛盾論述，長期下來莫怪政府政策越來越像精神分裂。台灣人只有兩條路，要不就選擇犧牲更多人民的權益好維持政府的強制力、要不就選擇追求個人自由但也放棄讓政府解決一切問題的期待。左派跟右派，我們總得選邊站。
美國內華達民兵起義，華人媒體集體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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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勝文：太悶了！選贏給衝撞體制的人教訓
劉禪登基典禮上，有記者問：你能當皇帝，是不是就因為你是劉備的兒子？
回覆刪除劉禪答：出身不能選擇，但我也是一步一個台階走到今天的，我參加過當陽長坂之戰，也曾在長江的急流中與子龍將軍並肩抗吳。我能有今天，更多憑的是我的努力和勤奮，個人能力之外的資本等於零。
我看到的是:權利是自己爭取的，不會從天而降。
回覆刪除邦迪一家牧牛的土地，不是聯邦政府徵收來的，而是當年美墨戰爭後墨西哥賣給美國聯邦政府的。內華達政府對於那片土地從來沒有擁有過所有權，一天都沒有過。
回覆刪除我想你對美國不了解。美國人擁槍跟自由扯不上關係。跟它的地大物博有關。台灣很小，警力要趕到是容易的。在美國西部拓荒年代。要警長即時趕到是天方夜譚的。沒有槍枝自衛，那是待宰羔羊。即使今日，美國有些地方人口仍不密集。禁槍只能限制守法好人。無法管制非法壞人。所以，多去了解美國歷史，就不難理解為什有人仍主張擁槍，跟軍火工業勢力沒太大關聯。
回覆刪除美國事件從徵地切入，與臺灣對於徵地事件的抗爭則相同。
回覆刪除美國事件從擁槍切入，臺灣社運從對政府信任度切入，則無對話空間。
無錢無權百姓與金權財團政府對抗，如此顯而易見，此文切入點刻意模糊焦點。
「利益」是結合人類社會的重要因素。如果是有為政府，怎會有那麼多人共鳴社會運動走上街頭？正是少數金權人士無能腐敗，所以多數底層人民才會起而反抗。這些少數擁權者違反了多數無權者的利益，所以再也不是有為政府了，更遑論人民反對有為政府這個論調了。
至於犧牲人民權益，賦予政府強制力解決一切問題的大有為政府。北韓呢？符合犧牲人民權益與政府擁有強制力的條件，卻不是解決人民一切問題的大有為政府，如何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