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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推薦信抄襲談信任機制

台灣碩士申請機制是這個樣子,學生必須附上自己的大學成績、自傳(相當於外國學校要求的SOP)、研究計畫以及推薦信。最近新竹有位大學畢業生請教授替自己寫推薦信好符合碩士申請規定,教授要求學生自己擬好推薦信之後自己再付上簽名;沒想到這位學生連推薦信都在網路上找範本,同時還剛好抄襲到書審資料的教授寫出的推薦信。在台灣,這個故事有兩點並不罕見。1.教授不願意親自寫推薦信,把自己當作橡皮圖章;2.學生寫自傳或者推薦信都得靠抄襲。

以國外碩士班而言,SOP與推薦信的重要性非常高,特別是MBA;SOP可以看出一個學生的動機有多強與人格特質,推薦信可以看出身邊的人如何看待這名學生。簡單的說,SOP與推薦信可以讓審查者看出這名學生對自我了解是否與他人對其了解相符。台灣的篩選機制完全不重視自傳與推薦信,這兩者往往都不是影響書審成績的關鍵。特別是推薦信,教授同時是撰寫者與審查者,卻大都用一種敷衍苟且的心態面對,長期下來也就越來越沒有公信力可言──連教授都敷衍了事、自我欺瞞,學界任憑自我墮落

當然,教授們也有苦難言。台灣各大學的教師學生比遠高於歐美,多數課程都是50人以上的大班級,教授根本沒有時間好好認識每一位學生;同時,由於教授們的課程設計與學校安排的時數總不契合,因此許多老師往往只能不斷趕課才能把課程教完,根本無法與學生有所互動。在相處時間極少的情況下,教授對學生的理解幾乎為零,即使教授想自己寫推薦信也無能為力。再者,即使教授們愛惜羽毛想拒絕學生,但在考慮到絕大多數老師與學生幾乎都沒有什麼互動、學生需要推薦信才能申請學校、學校又不重視推薦信的情況下,不如就叫學生自己寫好,再昧著良心簽個名吧。反正學界裡面沒有太多人真的重視推薦信這回事,學生又是這個推薦信制度(通常兩封推薦信是門檻)的受害者,給學生一個方便有何不可

沒有人受益,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推薦信原本應該是與自傳相輔相成的評估制度,但在台灣卻完全失靈,最主要的原因是:台灣人相信得以量化的數據遠甚於質性的文字。的確,自傳與推薦信都可能說謊,但難道成績單就真實無誤?台大近來引進GPA(grade point average)制度,將成績化作A(80~100分)、B(70~79分)、C(60~69分)、D(50~59分)、E(49分以下),再依照等第評分,A是4分、B是3分、C是2分、D是1分、E是0分。GPA最高就是4分,但台大額外將A+(90分以上)設為4.3分,也就是說台大畢業生的GPA很可能會超過4分,未來國外一流名校收到台大學生成績單的時候將會看到4.1甚至4.3這樣的分數。這聽起來很蠢,但難道其他學校不是這樣嗎?我相信某些中、後段大學院系的第一名水準不俗,但如果這些學生成績單上的99分,是否能代表他們比台清交成等學校學生的90分來得更出色?即使不談量化後的分數同時混雜了相對值與絕對值的概念,難道評量分數的教授都依循統一且客觀的標準?沒有什麼不可能說謊,但換成數字之後至少可以避免輿論的流言蜚語。

說穿了,這是一個體系從上到下都缺乏信任所帶來的結果。審查者不相信學生會誠實寫自傳、不相信推薦者會誠實寫推薦信,推薦者不相信學生不會拆開看推薦信的內容、不相信審查者會好好審查,學生不相信推薦者真正了解自己、不相信審查者會客觀評估,在彼此懷疑猜忌的情況下,制度的良善立意便蕩然無存。組織是人的集合,制度由人運作,任何組織與制度都無法擺脫人的影響。許多組織與制度在時代改變之後就由好轉壞,同時也有許多組織與制度在不同文化體系下施行就慘遭失敗。如果文化無法跟隨制度調整,那麼就該調整制度。至少,台灣這個名存實亡、裝模作樣的自傳與推薦信制度,除了讓學生與教授們感到困擾之外實在是沒有任何好處,長期看來也沒有促發出正面循環,如果沒有人願意開始從自己改變起,不如直接拿掉這個制度讓大家樂得輕鬆。

與信任相關的機制並不容易流暢運作,每一個環節的多數人都必須願意配合,才可能長期產生正面效果──而這種信任的文化實在強求不來。總要有人當第一個傻子,願意完全依照遊戲規矩冒著白做工或者可能被欺騙的風險,對他人投以信任。聰明很難,知道如何在適當時候當個傻子更難,信任畢竟是種智慧;話說回來,又有哪種制度的執行者不需要智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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