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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資本主義革命在革什麼命?

社群網站上總有許多憤青,終日在談「反資本主義」與「革命」。然而,提出這些論調的人往往沒有什麼理論,與其說有志難伸,不如說是為反而反,進一步拉高了社會對立。當然,革命的訴求或者並非沒有道理,但我們更應該進一步追問:這些憤青們到底要革的是什麼命?

資本主義的本質是財產私有化。這簡短的五個字包含了:私人所有權、私人企業、利潤、競爭、消費市場、勞工市場等概念,這些概念彼此難以切割。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相對概念,主張去除財產私有化,讓政府平均分配所有的勞動成果;在美國,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社會主義跟共產主義甚至是同義詞。資本主義是自由主義中關於經濟的論述,反對政府侵占人民的私有財貨。政府在資本主義中的定位,就是讓資訊透明化,避免資訊不對稱帶來的欺騙──這也就是為什麼真正的資本主義者都深惡痛絕這些惡意欺瞞的企業。真正的資本主義鼓勵企業發揮更多創意好賺得更多利潤,但絕對不允許任何型式的騙局。資本主義是一種物競天擇的自然律,強者全拿弱者死去;在最極端的情況下,資本主義會促發嚴重的貧富差距。

世界是這個樣子,走向任何一種極端都會加速系統瓦解,例如極端的共產主義或者極端的資本主義。我們都很了解共產主義是如何引發人類的怠惰而導致自我毀滅,但財產私有化的問題在歷史上也絕非罕見。仔細思考所有王國與朝代的末期,都是因為財產私有制度造成社會無法流動,出生在好家庭的人不需要努力就可以得到一切,出生在社會底層的人永無翻身之路。說到底,極端的共產主義與極端的資本主義都是緊扣著「公平」這個概念。共產主義否定了人天生就有能力差異,讓努力又有才華的人得不到更多報酬,這是一種不公平;資本主義的末期則使努力又有才華的人無法出頭,這也是一種不公平。但資本主義不論如何都還是比共產主義好,因為打壓強者從來就不會使弱者變強,而怠惰永遠比貪婪更容易帶來自我毀滅──這也就是為什麼共產主義崩潰的速度總是如此之快。

現在全世界鮮少有國家採取極端的資本主義,大多是以資本主義為主社會主義為輔,利用政府稅收發展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至少讓最底層的人民不至於活不下去。這種做法可以稍微緩和掉資本主義的負面效果,過去以來其實也都發揮了一定作用。那麼,為什麼這幾年來世界各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答案是,全球化。在人力、貨品、金錢與資訊的流動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人類的「自由選擇」將變得十分殘忍。這故事是這樣的:大家都想買CP值最好的產品,因此如果有某一種產品很強勢,那這種產品就會擊垮其他多數產品,賺到最大的利潤。例如手機,蘋果賺取市場90%的利潤,其他廠商鮮少獲利甚至還在虧損,難道其他廠商不努力或者不出色嗎?越趨全球化與自由化的世界就越殘酷,只有第一名、第二名有好日子可過,其他人只能艱辛度日。

如果你還是認為是「資本體制」造就分配不均,那麼不如看看你自己或者身邊的人怎麼消費。事實是:即使我們有多如繁星的選擇,最終我們會挑選的結果仍是少數。例如市場上有超過一千種手機,但我們會購買的大概只有其中不到二十款。所有自稱反對資本主義的人,不妨問問自己:我願不願意買那些又貴又差的產品。這些品質不佳的產品之所以貴,不見得是因為利潤高,可能是成本本身就非常高;製造這產品的人可能不那麼聰明、不那麼努力,但是會因為你買了這產品而得以安家餬口,同時讓那些大財團少賺你的錢(也就是你最厭惡的「利潤」),如此一來豈不一舉多得?想想我們的消費有多集中,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財富集中是種必然的結果──這都是人性帶來的結果。

只想要自己得到消費上的自由,卻又不希望這些創造出受人歡迎產品的企業以及企業家賺取更多利潤,是非常矛盾的邏輯。許多人認為:企業應當以獲利為目標,但是獲利應該拿來回饋社會,這邏輯也非常奇怪。如果企業獲利之後得把絕大多數利潤分配給社會,那麼企業到底為什麼要努力?這又回到了共產主義式的思考,棒打出頭樁;而我們都知道,共產主義會如何怎麼毀滅人類的創造力與努力的動機。有趣的是,許多在經濟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往往又在政治上反對集權主義。建議有這種想法的朋友們不妨思考一個問題:「該如何在政府只能擁有很小權力的情況下,要求政府控制企業與市場?」換個角度重新敘述這個問題就是:「哪個共產主義國家可以不靠極權政府單獨存在?」

每個制度都有缺陷,但問題的重點從來不在制度本身,而在人性。

我認為許多人口中的「資本主義體系」,其實是指「缺乏社會責任的大型財團」;但資本主義本身其實並不反對社會責任或不否定道德,現實上還是有許多財團與企業願意照顧員工、重視公益。然而,從反面看來,即使這些民怨無法以理性精準的文字表達,卻仍然具有實質的影響力與破壞力。如果說怠惰是毀滅社會主義的人性之惡,上位者的貪婪與下位者的忌妒就是毀滅資本主義的人性之惡。我們無法要求得不到更多資源的人不忌妒,就像我們無法要求想得到更多資源的人不貪婪;從歷史看來,所有強大王朝的崩解都與資源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有關。我們現在處在民主政治體系,雖然民主政治的每一次選舉都是一次小革命,但真正能穩定掌握資源的人早就不是那些得對民眾逢迎拍馬的政客,而是企業家與財閥。我們期待每一次選舉都能發揮如同革命的力量以平衡資源,但現實是,企業家與財閥早就已經佈設好各種條件,使所有新執政者都會傾向維持既有的資源分配模式。

換言之,台灣的民主政治實際上與過去的帝制無異,都無法重新分配資源。因此,當許多論述鬆散、邏輯錯亂的憤青狂暴地說出要「革命」時,其實背後並不是沒有道理,只是這些人說不出口,只能用嬰兒似的反應發洩情緒。順著革命的概念問下去,真正應該想清楚的問題應該是:我們到底要革什麼命?

假設我們想要同時改變政治與經濟制度,那麼當我們走向極權政府加上共產主義時,能避免人性之怠惰嗎?或者我們只想改變經濟制度而不想改變政治制度,那麼又該如何保證在既有的人性假設下,能確實斬斷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又或者我們其實只是想改變某些人,讓他們在既有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下,就發揮一種以合作為前提但又能彼此制衡的正面推力?

你發現了嗎?不論是哪一個選項,最根本的問題都在人性。當一個國家中的個體,不論其身分是政治家、企業家、勞工、消費者、媒體工作者或者社運人士,只要能越趨向理性、自律且具有彼此互為共同生命體的意識,這個國家不論採取什麼制度都能運作得很好。相反的,當一個國家的人越趨於情緒化、放縱且把其他人看作敵人的對立意識,不論採取什麼制度都會帶來毀滅。

台灣的病灶不在制度,而在人性不斷促發制度的黑暗面同時壓抑其光明面;台灣的弊病不在衝突,而在衝突都只是流於情緒性地各說各話,沒有理性。現實是,沒有理性的包容就只是容忍,根本不會觸發正面的自我改變,反而只是蓄積下一次非理性衝突的能量──這道理適用於各種人際關係與組織,當然也適用於國家。

我們都厭惡這個世界總是充滿不義,但這不表示我們非得讓自己變得瘋狂。如果真要革命,不如從自己的言行開始改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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