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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該管你看什麼?

這個月以來,台灣傳播媒體的尺度問題再次成為爭議。首先是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在家長與教師團體的壓力下將《哆啦A夢》送交諮詢委員會,理由是「該節目涉嫌助長校園霸凌」,其次是台北市議員黃珊珊抗議《變態王子與不笑貓》太過露骨又物化女性,接著是文化部針對《進擊的巨人》、《惡魔奶爸》行文東立出版社望其自律,最後是三立電視台的《世間情》劇情太過荒謬接連被民眾投訴。這些爭論無疑地回歸到最基本的新聞學問題上:政府是否有權力控制人民的資訊接收管道?哪些價值有資格限制媒體自由?誰又有權力能設定標準並透過政府執行,要求人民不得接收特定資訊?

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來,人民有知的自由與權力,不管資訊本身內容為何,政府或者他者都不應該預設任何個體在接收這些資訊之後會有怎樣的反應並以此作為限制其不該接受資訊的理由。簡單說來就是,你不能認為我看完殺人推理劇之後就會用相同手法殺人,更不能因為這個想法就限制我不能看殺人推理劇;假設真的有人因為看了殺人推理劇而殺人,那這個人也一樣得為他的行為負責。換言之,自由主義認為是「人民選擇了被某些媒體影響」,而非「媒體影響了人民」。

但這個邏輯顯然無法完美解釋複雜的現實,最重要的理由是:人類的注意力與思考能力都是有限的資源,不可能吸收所有完整資訊之後再透過理性作出判斷。人們往往只能隨意吸收部分資訊,並且不可避免地受其結論影響。傳統的大眾傳播學更進一步指出,政治與經濟的既得利益者會透過媒體散佈自己的價值觀與信念以主導社會的主流意見──因此,即使人民透過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表達出「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可能是有權勢者刻意塑造的結果。

然而,當網際網路越來越發達、資訊量越來越多之後,傳統媒體的控制能力正逐漸下降。有位學長憂心忡忡地對我說:「過去世界各國民主政治下的政策,其實都是當權者操弄媒體的結果;這雖然聽起來有點悲哀,但至少我們很容易預測情勢。隨著網路資訊內容不斷分散化,人民會越來越難取得共識,而且也會越來越容易受情緒左右而民粹化。」我同意這論述,但卻不這麼悲觀。國家民粹化又如何?假使人民得到更充沛的資訊,卻不願意付出更多心思加以判斷,那麼最糟的結果不過就是國家崩壞,從歷史的角度看來,這是相當合理的代價。更大的能力從不意謂著更大的責任,只有更大的權力帶來更大的責任。

另一種更有可能產生的結果是:當權者操弄媒體的方式與日俱進,未來也能塑造出網際網路上的主流觀點。這意味著,資訊量的爆炸性成長雖然擴展了人民的視野,但當權者仍可能透過某些手段篩選資訊,進一步影響輿論。高明一點的手段例如美國政府透過Apple、Google收集資訊,並且可能要求這些企業監控輿論;當你在網路世界的一切行為反應都能被紀錄,而你「隨意」點選的內容其實是被挑選過的時候,你還認為自己的想法是完全自由的嗎?當然,像台灣的NCC曾想進一步強化網路防火牆以阻擋「不當網路內容」,是一種更加粗糙的做法。雖然這個法案並沒有通過,但我相信台灣政府會有意識地持續強化對資訊的控制能力。

我認為,如果為了取得共識就遮蔽真相、壓抑各種少數思想,這樣的經濟成長或者社會穩定其實並不真切。說到底,NCC更是一個表面上打著道德大旗,實際上行思想控制事實的單位。某種程度上,我並不討厭政府企圖「強化道德意識」或者「端正社會風氣」;但問題是,當NCC著眼的要點已經像是把人民都當作毫無思考的白癡的時候,只會讓人打從心裡感到厭惡。至少,如果連《哆啦A夢》是否該禁演都必須列入討論時,我相信這個單位只會把我們帶回1970年代──但問題是,當NCC或者文化部要求我們犧牲自由時,我們是否能真正換取具有更大意義的價值?

誰該管你看什麼?不論是誰,總之都不是這個搞不清楚問題輕重的政府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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