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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罹癌的三星(Samsung)員工談起

今年二月,韓國上映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另一個承諾》(Another Promise),劇情描述了一位18歲的女孩在一家半導體廠工作,四年後卻不幸罹患白血病而此。女孩的父親不斷追查,發現有許多年輕的白血病患者都來自這家企業。外界普遍認為,這家工廠就是一手支撐起韓國經濟命脈的三星(Samsung)。

事實上,這幾年內已經有超過兩百位三星的生產線員工死於癌症。起初三星雖然願意支付相關醫療費用與喪葬費用,卻不承認三星應當負起責任。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從去年開始追蹤三星處理員工罹癌事件之後續發展,國際主流媒體的涉入迫使三星無從逃避,三星電子CEO權五鉉上個月中於道歉,願意給與賠償。

三星在生產製造與品牌經營上的卓越表現不僅晉身世界前五大科技企業,同時更對台灣科技產業鏈造成衝擊;倘若三星在半導體或者其他相關製程上確實有漏洞,不徹底改革可能加速客戶轉單,但改革卻可能拉高成本而降低競爭力。不論如何,三星這一波員工罹癌事件恐怕很難簡單收場。

這次三星事件,不免讓我們想起台灣。韓國從1999年至今十五年的經濟改革路線,走的其實就是台灣七零、八零年代的政府計畫經濟路子。台灣在總統直選、政治制度正式民主化之後,逐漸揚棄這套什麼都仰賴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雖然至今仍有許多人懷念計畫經濟的高速效率,但當人民開始理解到環境、健康以及城鄉平衡之重要性不遜於經濟發展時,那就註定回不去了。

我始終認為中央政府所帶動的計畫經濟是一種禁藥,特別是這種仰賴少數幾家超強企業支撐國家GDP的經濟模式,根本無法反應一個國家真正的經濟實力。所謂的經濟實力,根植於一個國家最基礎的技術、美感、邏輯以及文化,與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息息相關。一個普遍沒有美感的國家,孕育不出時尚品牌;一個缺乏邏輯思考能力的國家,創造不了超越時代的理論。計畫經濟促使最好的人才掌握最充分的資源,能用一個十年(decade)就使國家翻身,但長期而言仍得面對資源分配不均、社會流動停滯、勞工生活條件太差以及環境汙染等問題。

我們不難發現,有許多台灣人只要看到三星出事就立刻大打落水狗並以此強化民族自尊心說著「台灣其實很好」,但我總認為台灣沒有什麼幸災樂禍的本錢。這幾年來台灣對於中國、韓國企業出問題的事件,多半抱持一種「你下我就上」的心態,但即使目前我們與中韓在某些產業位置上是直接競爭者,韓國衰弱並不表示台灣就能強盛。暫且不論潛在競爭者例如印尼、泰國與越南,中國的成本與市場優勢將長期持續,而韓國在許多特殊技術方面正逐漸追上日本,即使中韓真的出問題,也不表示台灣能因此大幅受惠──況且,台灣的勞工問題、環保問題,也絲毫不比中韓簡單到哪裡。

所有歷史的巨大反轉,都來自於這些不斷互相累積、卻又往相同方向前進的零碎事件──不管是政治、經濟或者社會事件,當所有單獨的故事都在訴說同一個抽象價值時,就叫做趨勢。從結果看來,此次三星正式公開認錯,我認為中短期內對韓國大型企業獨強的經濟模式不至於產生影響;但就長期來看,這幾年來韓國的經濟模式飽受詬病,來自內部的反抗聲浪更始終不斷,未來人民迫使政府反手壓抑大型企業行為幾乎勢不可當。不論如何,台灣如果抱持著一種「反正韓國遲早有天會自我毀滅」的心態就得意自滿,一定不可能成為最後的贏家。莫忘2000年時台灣一度盛行的「中國毀滅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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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評]攻敵必救──你想二刷,是因為劇本太弱

《攻敵必救》(Miss Sloane, 又譯槍狂帝國、斯隆女士)是2016年的政治驚悚片。本片成本1300萬美金,最後票房300萬美金,屬於慘賠;IMDb拿到7.3分、爛番茄新鮮度71%,評價普普。本片女主角潔西卡崔絲坦(Jessica Chastain)提名金球獎最佳女主角,除此以外沒有得到什麼重要獎項肯定。
對於這麼一部票房不佳、評價普普的電影,其實我沒有太大興趣寫評論,但從去年上映至今,我至少在我的FB上看過三個人強力推薦此片,認為此片是去年最優秀的電影之一、奧斯卡居然完全不提名真是太奇怪了云云。同時,也有許多人表明想二刷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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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房價崩盤只是時間問題

引言──如果你還認為台北市房價還有空間上漲.....

前陣子Facebook上有張圖被廣為轉載,大致內容是台北市房價租金比(Price Rent Ratio, PRR)為64倍,位居全球之首。房價租金比的計算公式是「房屋總價格/年租金」,意思是:房子的價錢足以讓人租幾年。實際租屋價格被視作是實質住宅供需的合理價格,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中也是計算租屋價格(在台灣權重約佔20%),因此台灣近十年年台灣房價雖然飆漲但CPI上升的幅度並不大,原因之一就是租金幾乎沒有成長。正因為租屋價格代表需求的合理價格,因此房價租金比越大就表示房價背離合理價值越遠。然而,倍數在怎樣的位置算是合理呢?一般而言二十年是合理的位置,意思是說:當一棟房子的價格相當於二十年租金時,不如就買下來吧

但為什麼是二十年呢?扣掉二十歲到二十五歲之前由父母扶養不論,成人能工作的時間大約是三十年,然而卻需要住五十年的時間──這樣看起來似乎表示二十倍似乎很少?然而房子的價格理受時間因素而折舊(這是重要的問題,後文會有更詳細的分析),新成屋五年價格開始下滑,三十年之後降價幅度非常小幾乎停滯。再加上人生有很多不同階段,例如結婚者可能在新婚時需要住雙人套房,成為四人家庭時需要標準的三房兩廳,退休後又只需要住雙人小房;單身者則可能需要工作時期市中心的單人套房以及退休後的寬敞景觀宅。房子是一個人生活的延伸,人的生活會隨時間改變,房子當然需要改變。更不用說房子裝潢大約十年一換,換裝潢的時候往往也是人生轉折時,許多人更會趁此時換屋。考慮這些因素,我們應該理解的結論是:所謂「合理」的PRR倍數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值,而跟一個國家人民的生活模式有很大關連。同時我們也必須理解的是:即使合理PRR倍數並非固定,卻也有一定範圍,那跟人的生活模式改變、房子本身折舊有關──因此合理倍數,大約十年到三十年之間

全球房地產指標(GlobalPropertyGuide, GPG)這個網站(見延伸閱讀)列出了全球85大城市的PRR,其中就有72個城市落在剛剛提到的10~30倍之間,超出40倍的城市只有3座。從這角度看來,我想各位應該可以理解台北市的房價有多誇張,64倍幾乎是一個人成年之後到死亡的完整時間,其中我們只有一半時間能工作,可能有三次以上的重要人生時期轉折;而房子的殘值也將在三十年之間不斷下滑,五十年之後除了等都更重蓋之外幾乎沒有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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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情很嚴重嗎?其實還好。說穿了,就是「幻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