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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神話破滅

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兩篇文章(見延伸閱讀)著實讓我吃驚,要是標題沒有「中國」二字,我還以為紐約時報怎麼也對台灣教育提出這麼深刻的針砭了。台灣的教育改革確定失敗了,而且是打從一開始就篤定失敗──如同共產主義般地,註定失敗。教改的最初目標是人人皆有,最終卻導致人人皆無。台灣的教改基本上就是一場教育的文革,充滿各種偏見與迷思,以為舊有制度一無是處,又完全無視人性本質,妄自假設出太多不切實際的可能。這個世界是這個樣子,越容易得到的東西,就越沒有人會珍惜。例如大學入學們檻低到錄取率接近100%之後,越是不經努力就考上大學的學生就越不會珍惜這個機會;相對的,社會上也沒有什麼人會真的覺得那些三流野雞學店的文憑有什麼價值。最終,學位對於學生、企業以及整個社會而言,將越趨不具價值

然而,社會的集體認知緩慢地遞延了這個效果

最先理解這件事情的是企業。企業一開始並非不給這些學店的學生機會,然而在廣設大學六、七年後,也就是這一代的學生畢業兩、三年後,企業開始發現某些大學還真是學店,畢業生的素質還不如過去的高中生,因此在員工錄用上設下潛規則,看到某些學校畢業生的履歷直接不予錄取,連面試機會都不給。所以,如果你非常優秀,卻發現自己因為學歷而時常被企業拒絕,那麼你真正應該抱怨的對象是你的學長姐,是他們過去差勁的表現使得你連面試的機會都拿不到。

接著是媒體。在大學生氾濫的初期,媒體還隨當時政府不知哪來的自信宣稱「台灣人力水準正在提升」;但數年內,媒體也很快地發現了大學畢業生不易就職的現實。過去只有前30%、50%的學生能進入大學,現在卻幾乎100%的學生都能進入大學,可以想見大學生就職率與平均薪資下滑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像台成清交政陽明這幾所在台灣一流的大學仍收到最好的學生,理論上這群人的薪資不會下滑。然而在二零零七年卻是分水嶺。在金融海嘯之後,金融業一蹶不振,外國金融公司以非常緩慢的幅度逐漸裁減台灣辦公室人力;同時科技業逐漸往軟體為王的局勢靠攏,以硬體代工為主的台灣科技業自然隨之衰退。這些企業為了降低成本,最快的方式就是順著學歷貶值的說法,全面降低給新鮮人的起薪水準。金融與科技原本是台灣兩大高薪職業的代表,也是名校學生夢寐以求的產業,過去一流新鮮人進入這些產業第一年起薪在百萬以上者比比皆是,現在也隨著台灣產經環境惡化以及學位貶值而大幅降低

學生與學生家長對此採取的策略是:考研究所。然而這十年來,不僅是大學學士數量翻倍,碩士與博士也隨之翻倍;當然,學歷貶值的情況也同時發生在碩士與博士身上。我必須說前政府真的很狡獪,透過濫設一堆大學與研究所遞延就業的時間,把失業問題轉變成加倍棘手的高學歷失業問題丟給下任政府,還同時滿足了當時民粹式的社會需求,簡直是一石多鳥的政治策略。然而,好的政治語言往往不是好的長期政策現在問題已經演變成:即使是名校碩士畢業生,也難以得到一份好工作。這段時間最慘烈的一群,莫過於花大錢出國念名校碩士,回來之後卻發現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這些人頂多排擠了本土一流名校碩士的位置。諷刺的是,二零零五年時候的Creer雜誌還大談「跳槽是加薪最好的方式」,管院教授們也紛紛鼓勵學生「出國念個MBA回來身價翻倍」;五年過後卻證明,這段時間最好的策略是卡位

那些趁著這波趨勢就亂砍年輕人薪水的企業主固然讓人痛恨,但大學生供過於求的現象卻是事實。當時政府的邏輯簡單到不可思議:廣設大學可以提高人力素質,因此產業就能升級。問題是,產業升級升級必須要提升整體素質──特別是企業主的策略思考與管理能力,並不只是人力素質提升就行。更何況,在學校多、學生少的情況下,大學入學與畢業門檻都低到不可思議,人力不但沒有確實升級,反而白白浪費了這群年輕學子的寶貴青春

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兩篇文章雖然並非意指台灣,卻各自赤裸裸地點出了台灣人不敢說的事實。第一、台灣的大學生已經無法接受藍領工作──因為工作內容枯躁,又缺乏社會地位。台灣有許多製造業仍需要大量勞工,即使提供比服務業稍微優渥的薪資,都難以吸納年輕人。某些企業主說台灣現在許多年輕人眼高手低,某種程度上反應的是台灣企業同時缺乏高階知識工作者以及低階勞動者的現實。因為眼高,所以不想做低階勞動者;因為手低,所以做不了高階知識工作者第二、大開大學門檻,反而粉碎了那些想靠大學學歷翻身的家世平庸學生的夢。學歷貶值之後,家世背景與社經人脈的重要性相對擢升,這對於家世不出色但是頭腦一流的學生而言,幾乎無法靠著努力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悲傷的是,許多家境不富裕無法出國念書的能人,甚至被家境富裕出國洗學歷者取代。促進社會流動原本是高等教育的最大功能之一,現在這個功能幾乎完全是廢了

幸或不幸的是,這個情況十年內必然有所改變,少子化會加速這個學歷貶值循環的時程,迫使許多招不到學生的學店關閉。如果接下來二十年內政府政策正確,輔導這些大學倒閉,不要鄉愿式地拯救這些學校,讓台灣的大學生比例維持在該年度出生人數的50%甚至更低,降低基礎教育年限到九年,強化15歲到18歲的技職教育(甚至開放到13歲即可進入技職體系),台灣的教育就有機會否極泰來。簡單地說,教育制度只要能配合國家發展策略,並讓學生產生努力學習的動機,問題就解決了。但依照台灣現在的民粹程度,也不難想像要廢除這些大學將遭受多少阻力。這些學校的教授與行政人員將面臨失業、畢業生的證書將毫無價值,若是私立學校還會引發背後金主施壓。但不論如何,這都會是一個長期的系統自我毀滅的過程這十年來台灣人人皆是大學生的神話,終將破滅


延伸閱讀
中國大學生難向藍領工作「低頭」 (紐約時報中文網)
中國高校擴招:圓了大學夢,碎了翻身夢 (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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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評]攻敵必救──你想二刷,是因為劇本太弱

《攻敵必救》(Miss Sloane, 又譯槍狂帝國、斯隆女士)是2016年的政治驚悚片。本片成本1300萬美金,最後票房300萬美金,屬於慘賠;IMDb拿到7.3分、爛番茄新鮮度71%,評價普普。本片女主角潔西卡崔絲坦(Jessica Chastain)提名金球獎最佳女主角,除此以外沒有得到什麼重要獎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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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房價崩盤只是時間問題

引言──如果你還認為台北市房價還有空間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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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什麼是二十年呢?扣掉二十歲到二十五歲之前由父母扶養不論,成人能工作的時間大約是三十年,然而卻需要住五十年的時間──這樣看起來似乎表示二十倍似乎很少?然而房子的價格理受時間因素而折舊(這是重要的問題,後文會有更詳細的分析),新成屋五年價格開始下滑,三十年之後降價幅度非常小幾乎停滯。再加上人生有很多不同階段,例如結婚者可能在新婚時需要住雙人套房,成為四人家庭時需要標準的三房兩廳,退休後又只需要住雙人小房;單身者則可能需要工作時期市中心的單人套房以及退休後的寬敞景觀宅。房子是一個人生活的延伸,人的生活會隨時間改變,房子當然需要改變。更不用說房子裝潢大約十年一換,換裝潢的時候往往也是人生轉折時,許多人更會趁此時換屋。考慮這些因素,我們應該理解的結論是:所謂「合理」的PRR倍數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值,而跟一個國家人民的生活模式有很大關連。同時我們也必須理解的是:即使合理PRR倍數並非固定,卻也有一定範圍,那跟人的生活模式改變、房子本身折舊有關──因此合理倍數,大約十年到三十年之間

全球房地產指標(GlobalPropertyGuide, GPG)這個網站(見延伸閱讀)列出了全球85大城市的PRR,其中就有72個城市落在剛剛提到的10~30倍之間,超出40倍的城市只有3座。從這角度看來,我想各位應該可以理解台北市的房價有多誇張,64倍幾乎是一個人成年之後到死亡的完整時間,其中我們只有一半時間能工作,可能有三次以上的重要人生時期轉折;而房子的殘值也將在三十年之間不斷下滑,五十年之後除了等都更重蓋之外幾乎沒有能真…

一個作家之死:林奕含三個層次的幻覺破滅

林奕含自殺的火藥庫,來自於「被老師誘姦」以及「沒有愛的家庭」;這兩者一樣重要,缺乏任何一者,林奕含走上絕路的機率都會大大降低。這兩點,很多人拿來分開談,但我認為重點是這兩件事情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時候的交互作用。

「被老師誘姦」這件事情,在心理上真正造成的創傷,跟自尊有關。林奕含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完全就是一種透過合理化手段來防止自尊受傷的「防禦機制」,只有林奕含承認「我愛他」,才能避免知覺到「自己受騙」、「自己被對方輕視」、「對方根本不在乎自己」。

然而,沒有一個人,能夠長期透過防禦機制矇騙自己。合理化機制像是一種止痛劑,雖然你吃了之後暫時不痛,但是痛因沒有解除,你就得一直吃下去。但這個止痛劑並非沒有副作用。每個人的生活世界都很廣,你會遇到各種人事物,總有一天會碰到跟你相近的故事。一次、兩次、三次之後,這個止痛劑會越來越沒有效果。

這件事情很嚴重嗎?其實還好。說穿了,就是「幻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