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不成工業：從李安看大尾鱸鰻

最近台灣電影界兩大盛事，一件是大尾鱸鰻票房大好，另一件是李安再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華誼兄弟電影公司總監製陳國富接受今周刊採訪時指出，如果台灣只想著拍大尾鱸鰻這樣的電影，就永遠不可能拍出少年PI的奇幻旅程。這樣的說法引發大尾鱸鰻導演邱瓈寬以及朱延平的回應，而這問題持續挑戰著一個老議題：票房與藝術性孰者為重？假設「叫好」跟「叫座」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那麼對於台灣電影業而言，到底應該選擇哪邊？

台灣在2008年魏德聖的海角七號之前，經歷了十幾年幾乎毫無票房的慘況。這段時間當中並非沒有台灣電影，而是沒有賣座的台灣電影；導演一手掌權，編劇與製片幾乎毫無發言餘地，於是台灣電影業就被這群整天壓身家只想拍「自己作品」的導演給毀了。魏德聖有很強嗎？其實並沒有。但是他深刻了解一點：沒有票房，就沒有產業。於是他站在觀眾的角度思考，拍了一部給台灣人看的電影，並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票房成為這幾年台灣電影的最大標準，藝術性則變成可有可無的事情。

但如果我們把時間再推往前一點，看看朱延平是票房大導、郝劭文是票房明星的時代，那個時代台灣電影不是沒有票房，甚至有許多賣座強片。許多人歸因於當時電影界一窩蜂地競拍吸睛的商業片因此打壞了觀眾胃口，但我認為那是錯誤的歸因；好萊塢電影不也一窩蜂地淨拍商業片，怎麼全世界的觀眾沒因此打壞胃口到讓好萊塢消失？真正的關鍵是基礎技術與管理能力──這些台灣人最不在乎又最不起眼的基本功。

陳國富強調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市場，另一個是技術。台灣市場小，如果目標市場只放在台灣，那麼成本必然不會太高；在成本持續不高的情況下，許多技術便無法得到適當發展。台灣製片、編劇與導演的平均素質不高，服裝、燈光、配樂等相關技術也參差不齊；更可怕的是，台灣多數製片公司似乎都還沒有意識到這問題，似乎只是想著趁這幾年國片熱潮殺雞取卵賺一筆。朱延平炮火全開的回應更讓人深刻體會到，這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不是蠢，而是一個人大辣辣地把蠢攤在群眾面前還自以為聰明；每每看到這種人，我就會想到造型師鄭建國(Roger)說的：藏拙。朱延平不僅沒看懂陳國富對於產業與技術發展一針見血的見解，反倒氣呼呼地說：「魚翅跟蚵仔煎不應該是死敵吧，人客愛吃啥是他的自由，不能因比較多人愛吃蚵仔煎，就說吃蚵仔煎是作賤自己，投機，不長進吧！大人丫，做一客可口的蚵仔煎也不容易丫，不然你來試試看！」沒搞懂人家說什麼也就算了，最後還放大絕叫人家來拍拍看，實在是三流水準的發言。並不是喜劇小品或者無厘頭鬧劇就不需要技術，技術可以展現在各種細節上；但我們看到的是，台灣電影幾乎就是把拍電視劇的方式直接搬上電影院，完全沒有電影該有的細節跟水準。重點是技術，而不是風格。例如亞當山德勒，他的電影也大都是商業性非常強烈的通俗鬧劇，但他的電影基本功卻毫不含糊。

有非常多人(想必包含朱延平在內)並不了解一件事情：風格跟技術完全是兩回事。風格是一種感覺，但是技術是完全具有客觀標準的能力；你可以不喜歡暮光之城系列認為這些電影既粗劣又矯情，但你不能否認他們在服裝、特效以及行銷技術上達到的水平。好萊塢電影之所以能持續賣到各國市場，就是因為他們能在技術上持續成長、持續領先。對電影產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是「票房」，但支持電影產業票房的最重要因素仍是「技術」，最後才能持續從中產生出具有「藝術性」的作品。如果台灣電影還在票房跟藝術性上爭論不休，忽略如何建立更有效率的管理模式、不去追求更精緻的電影技術，那麼目前台灣電影的榮景，數年後只會再度沉寂。台灣的電影不是工業，還停留在手工業的水準。特別是台灣電影這種導演權力異常擴張的現象如果沒有迅速改善，像朱延平這種水準三流又發言囂張的導演，仍會持續製造出打壞觀眾胃口的「災難」電影，加速這個產業惡性循環、自我毀滅的速度。

李安一直是一個不斷透過各種題材自我挑戰，並且努力在商業與藝術性之間取得平衡的導演，這也就是他跳脫了純藝術片導演格局的主要因素。叫好當然可以叫座，如果不把「叫好又叫座」當作目標，並且發展出能持續提升格局的技術，所謂「叫座不叫好」的電影，總有一天會變成「不叫座也不叫好」。迎合當下市場的口味並沒有錯，這是百分之百必要的事情；但市場的口味會改變，如果技術發展不夠成熟，總有一天會缺少拍出符合新的市場趨勢電影的能力。電影市場跟其他市場有一點很大的不同，那就是：電影票價幾乎不會反應出成本的差異。手機廠商可以設定較低的價格好賣出較低技術的產品，價格本身會區隔出不同市場，這是一種天然的保護。電影沒有這種保護，因此消費者的口味與市場趨勢就決定了哪些電影會賣座。好萊塢的作法是：既然我沒辦法預估觀眾的口味可能會怎樣變化，那就讓各種片子森羅並列，隨著觀眾口味變化，且戰且走。然而，如果基本技術不夠，根本會跟不上觀眾口味變化。例如英雄電影這十年來不斷推陳出新，試想要是編劇的水準不到位，能處理得了這麼多的英雄劇本，而且都還處理得這麼好嗎？不管觀眾的口味怎樣改變、喜歡的風格怎樣改變，技術永遠是基礎。

看看台灣進幾年的電影業，不僅看不太到更高的企圖心與技術水平，更充滿許多固步自封的保守主義者，只要有人稍微批評了台灣電影，就立刻被打成不愛國、自我矮化。某些人的說法本質上就是，「我們就是要拍這種爛片，反正觀眾就是愛看這種爛片，能賣座就好。任何人都不能要求我們要在編劇、導演與其他技術上做得好。」簡直是鬼扯。像這種不堪批評、過度自我防衛的態度，反而更彰顯了某些電影人與觀眾自卑的心態──只能說，這些人多少也知道自己是三流水準。也許這些人心靈脆弱，經不起人家說出事實；但台灣電影業畢竟更加脆弱，如果為了保護這些人脆弱的心情而犧牲台灣電影業，那是完全不合理性的判斷。

如果我們的電影界能從李安身上學到一點事情，例如電影該如何透過管理進行細膩分工並監控每個環節，例如電影該如何拍得更好看方能更具吸引力而非諂媚式地取悅觀眾，例如該建立一個能持續自我進化的體系，台灣電影將能跳脫手工業的規模躍升為工業。不過，台灣是個如此不重視管理能力的國家，整天只會用「台灣人充滿創意」這句話自我安慰，事實上就是一些不成氣候的奇發異想、基礎鬆散的花拳繡腿。沒有人能確定台灣人何時會對這些低成本、低技術含量的「台灣電影」感到厭煩，唯一能確定的是：總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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