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局長到勞工局長,柯文哲遴選政務官的邏輯讓許多支持者大感意外,引發許多爭議。有人說柯文哲變了,怎麼從左派變成右派;有人說柯文哲從來沒變過,因為他一直都是個右派。但這些風風雨雨給我們的啟示與柯文哲這個人本身無關,而是跟台灣的政治結構有關。
第一點啟示是,台灣人的政治邏輯只有一種模式,也就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過去老一輩國民黨支持者的邏輯是,「國民黨是共產黨的敵人,共產黨是我的敵人,所以國民黨是我的朋友」;稍微年輕一點的國民黨支持者的邏輯是,「國民黨是民進黨的敵人,民進黨是我的敵人,所以國民黨是我的朋友」。這種現象在民進黨更加顯著,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一群操著異常粗鄙台語羞辱女性、比國民黨還更沙文主義的男人們,與一群思想前衛的女性主義者同披民進黨戰袍。是的,台灣人並不那麼在乎身邊的人跟自己有多少相似之處,只在乎彼此是否有共同的敵人。這種邏輯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對,但問題是,當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大政黨都已經擺明了自己是右派,同時也與中國明送秋波或者暗通款曲時,開始有些人發現很難定義出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個黨派,誰才是「敵人的敵人」。
這就是柯文哲出線最大的主因。柯文哲就像最初的民進黨一樣,聚集了所有對政治失望者的支持,於是痛恨國民黨者、痛恨民進黨者都會迅速靠在柯文哲身邊──其中當然包含了太多政治邏輯完全互不相容的人。選舉如夢,執政如現實。不管選舉時能做多少毫無邏輯的美夢,一旦正式執政,就只在諸多選項中做出單一且唯一的選擇。施政不能有任何模糊地帶、更沒有絲毫任人幻想的空間。馬英九第一次選上總統時,曾打出「全民總統」的口號,其遴選的初始內閣成員也刻意平衡政黨與性別,但很可惜的並沒有成功。我認為馬英九當時的想法很好,但台灣這種兩大政黨為主的政治結構,加上「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的邏輯,讓所有良善的動機最後都無法順利實踐。
第二點,台灣沒有真正的左派,只有極右派跟右派。左派與右派可以用非常多特徵去切分,例如左右派都重視自由,但左派重視的自由是一種政治上與社會上的自由,右派則重視經濟上的自由。最為極端的左派或者右派信徒,都不免往極權主義偏移。
影響台灣對於左右派論述的要點之一,在於社會結構的階層。左派認為,完全平等的社會是人類最完美的生活模式;右派則認為,人類之於一種社會性動物,政治以及社會經濟地位之階層是一種自然的存在。華人儒家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最關鍵性的差異之一,說穿了,就是「儒家傳統倫理」以及那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華人的社會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逐步擴展到近親、遠親、同族、同鄉,再到社會、國家的同心圓式的差序格局(費孝通,1948)。相對的,華人雖然總愛把西方文化與個人主義畫上等號,但別忘了基督教文化並不單單只包含個人主義,同時還有透過教會聯結、彼此以兄弟姊妹相稱的社群主義。換言之,受儒家影響深刻的台灣人,不可能接受一種沒有親疏遠近、高低差序的社會模式。
台灣人對於陌生人的疏遠,呼應了法蘭西斯福山所指出的「台灣社會信任程度並不高」,這就是阻礙左派思想在台灣生根的主要因素。台灣人不信任他人,同時也不信任政府,因此台灣絕對不可能接受平均30%以上的稅率──事實上,即使目前台灣平均稅率僅有12%,台灣人都還是覺得相對於政府效能而言,如此稅賦過重。
第三點,台灣人依然期待著有個政治英雄能夠拯救世界。台灣的困境以及僵局,來自於中國政經崛起以及台灣失去經濟成長動能,此消彼長之下,台灣人突然發現過去擅長的招數通通變得不管用,於是焦慮了起來,只想尋找出下一個開明專制的蔣經國。然而,台灣人的經濟問題,已經脫離了政府層次。范疇在〈笨蛋!關鍵在「貿易」不在「經濟」〉這篇文章中這麼說:
「贊成低稅率這一派,拿出來的都是些『可吸引企業投資』、『可提升人民消費意願』之類的理由,而贊成提高稅率的一派,說的也就是『再不增稅政府就得破產』、『低稅率下政府無法做公共投資』等等。這種經濟學派、理論邏輯層次的辯論,無論對錯、對台灣來講都是沒搔到癢處。甚至可說,不論那派勝出,對台灣的經濟都於事無補。因為,它們頂多影響到經濟活動總量,也就是GDP的層次,而完全無能觸及經濟活動的附加價值部份。」
范疇指出的現象,其實就是「台灣已經無法再依靠政治強人拉抬經濟」。台灣的人均GDP已經超過兩萬美金,再也沒有便宜的人力可用,接下來唯一能做的,就是靠企業的管理以及創新提升「附加價值」──而這一切,早就不是能憑藉政府大幅使力就可以一蹴可及的結果。
台灣人對執政六年的國民黨政府早就不再失望,因為沒有希望,何來失望之有?但顯然台灣人對於政治新人柯文哲還有所期待,因此才對台北市政府的新團隊組織過程與成員吹毛求疵。最終,台灣人總能學會不對任何執政者有所期待,也許半世紀的民主化過程,就是一段從希望到不抱希望的道路。不論如何,如果台灣的政治結構沒有發生質變,這些苦難永遠不會結束──至少,2014年的大翻盤仍只是皮相上的變革,我們還沒看見真正的改變。
第一點啟示是,台灣人的政治邏輯只有一種模式,也就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過去老一輩國民黨支持者的邏輯是,「國民黨是共產黨的敵人,共產黨是我的敵人,所以國民黨是我的朋友」;稍微年輕一點的國民黨支持者的邏輯是,「國民黨是民進黨的敵人,民進黨是我的敵人,所以國民黨是我的朋友」。這種現象在民進黨更加顯著,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一群操著異常粗鄙台語羞辱女性、比國民黨還更沙文主義的男人們,與一群思想前衛的女性主義者同披民進黨戰袍。是的,台灣人並不那麼在乎身邊的人跟自己有多少相似之處,只在乎彼此是否有共同的敵人。這種邏輯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對,但問題是,當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大政黨都已經擺明了自己是右派,同時也與中國明送秋波或者暗通款曲時,開始有些人發現很難定義出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個黨派,誰才是「敵人的敵人」。
這就是柯文哲出線最大的主因。柯文哲就像最初的民進黨一樣,聚集了所有對政治失望者的支持,於是痛恨國民黨者、痛恨民進黨者都會迅速靠在柯文哲身邊──其中當然包含了太多政治邏輯完全互不相容的人。選舉如夢,執政如現實。不管選舉時能做多少毫無邏輯的美夢,一旦正式執政,就只在諸多選項中做出單一且唯一的選擇。施政不能有任何模糊地帶、更沒有絲毫任人幻想的空間。馬英九第一次選上總統時,曾打出「全民總統」的口號,其遴選的初始內閣成員也刻意平衡政黨與性別,但很可惜的並沒有成功。我認為馬英九當時的想法很好,但台灣這種兩大政黨為主的政治結構,加上「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的邏輯,讓所有良善的動機最後都無法順利實踐。
第二點,台灣沒有真正的左派,只有極右派跟右派。左派與右派可以用非常多特徵去切分,例如左右派都重視自由,但左派重視的自由是一種政治上與社會上的自由,右派則重視經濟上的自由。最為極端的左派或者右派信徒,都不免往極權主義偏移。
影響台灣對於左右派論述的要點之一,在於社會結構的階層。左派認為,完全平等的社會是人類最完美的生活模式;右派則認為,人類之於一種社會性動物,政治以及社會經濟地位之階層是一種自然的存在。華人儒家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最關鍵性的差異之一,說穿了,就是「儒家傳統倫理」以及那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華人的社會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逐步擴展到近親、遠親、同族、同鄉,再到社會、國家的同心圓式的差序格局(費孝通,1948)。相對的,華人雖然總愛把西方文化與個人主義畫上等號,但別忘了基督教文化並不單單只包含個人主義,同時還有透過教會聯結、彼此以兄弟姊妹相稱的社群主義。換言之,受儒家影響深刻的台灣人,不可能接受一種沒有親疏遠近、高低差序的社會模式。
台灣人對於陌生人的疏遠,呼應了法蘭西斯福山所指出的「台灣社會信任程度並不高」,這就是阻礙左派思想在台灣生根的主要因素。台灣人不信任他人,同時也不信任政府,因此台灣絕對不可能接受平均30%以上的稅率──事實上,即使目前台灣平均稅率僅有12%,台灣人都還是覺得相對於政府效能而言,如此稅賦過重。
第三點,台灣人依然期待著有個政治英雄能夠拯救世界。台灣的困境以及僵局,來自於中國政經崛起以及台灣失去經濟成長動能,此消彼長之下,台灣人突然發現過去擅長的招數通通變得不管用,於是焦慮了起來,只想尋找出下一個開明專制的蔣經國。然而,台灣人的經濟問題,已經脫離了政府層次。范疇在〈笨蛋!關鍵在「貿易」不在「經濟」〉這篇文章中這麼說:
「贊成低稅率這一派,拿出來的都是些『可吸引企業投資』、『可提升人民消費意願』之類的理由,而贊成提高稅率的一派,說的也就是『再不增稅政府就得破產』、『低稅率下政府無法做公共投資』等等。這種經濟學派、理論邏輯層次的辯論,無論對錯、對台灣來講都是沒搔到癢處。甚至可說,不論那派勝出,對台灣的經濟都於事無補。因為,它們頂多影響到經濟活動總量,也就是GDP的層次,而完全無能觸及經濟活動的附加價值部份。」
范疇指出的現象,其實就是「台灣已經無法再依靠政治強人拉抬經濟」。台灣的人均GDP已經超過兩萬美金,再也沒有便宜的人力可用,接下來唯一能做的,就是靠企業的管理以及創新提升「附加價值」──而這一切,早就不是能憑藉政府大幅使力就可以一蹴可及的結果。
台灣人對執政六年的國民黨政府早就不再失望,因為沒有希望,何來失望之有?但顯然台灣人對於政治新人柯文哲還有所期待,因此才對台北市政府的新團隊組織過程與成員吹毛求疵。最終,台灣人總能學會不對任何執政者有所期待,也許半世紀的民主化過程,就是一段從希望到不抱希望的道路。不論如何,如果台灣的政治結構沒有發生質變,這些苦難永遠不會結束──至少,2014年的大翻盤仍只是皮相上的變革,我們還沒看見真正的改變。
一直有在看分析師的文章,不過愚蠢如我前幾個月才發現分析師也是「兩黨一樣爛,票投國民黨」的類型。
回覆刪除表面上砲打國民黨,實際上對民進黨見縫插針。
說話有頭無尾的, 所以呢?
刪除意思是
回覆刪除中壢李姓選民
既不住中壢
也不姓李
但確定是選民
意思是
回覆刪除中壢李姓選民
既不住中壢
也不姓李
但確定是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