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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下的自由經濟是否真正帶來繁榮?

我們時常直覺且本能地以為,民主政治加上自由經濟,必然能替人民帶來富庶繁榮、文化鼎盛的高品質生活;也就是說,民主與經濟應該是線性的關係。這個直覺其來有自,因為最早採用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的歐美大國,幾乎無不「富庶繁榮、文化鼎盛」。然而,如果我們從結果認定當初曾影響十億人生活的極權共產主義是場最後失敗的、巨大的人類社會實驗,那麼誰能肯定自由民主不可能是一場還沒有失敗的實驗?

當民眾的政治權利水準較低,這些權利擴張可刺激經濟成長。然而,一旦民主取得了一定成果,進一步的權利擴張就會減少經濟成長。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極端的獨裁體制裡,政治權利的擴增傾向於增加經濟成長,因為對政府權威的限制起到關鍵作用。然而在已經取得政治權利的地方: 進一步的民主化可能減緩成長,因為民眾此時關注的是社會計畫和所得重分配。」── Robert J. Barro,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Barro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他的論述是:民主與經濟非但不是線性關係,甚至是倒U型關係──意思是,過多的民主會使經濟成長停滯。他認為,雖然民主化的初期會因為自由而釋放出民眾的創造力與活力,進而提升經濟,但最終將因為民眾過度重視自我權力而導致過度限縮了公眾利益。

這個論述最容易遭致的批評是:難道人民要持續容忍不公義的極權政府,並追求分配不均勻的經濟成長嗎?而最大的反例當然就是多數歐美國家的現況。這些國家不僅充分民主化,同時也維持良好穩定的經濟發展。而最後一點則是:任何國家經濟經過高速成長期之後本來就會趨緩,例如現在的中國雖然仍未民主化,但GDP成長率也從過去10%以上降低為目前的7%。然而,從Barro的觀點看來,「民主將帶來更加富裕的生活」雖然是個迷思,但也不表示民主政治與經濟成長就是一種負向關係

問題的關鍵在於,當每一位公民的自我意識不斷高漲的時候,是否同時也能意識到群體的重要性群體的利益跟個人的利益,往往短期相衝、長期相符;也就是說,在多數情況之下去容忍某些不便利,反而會讓自己帶來更多好處。台北市的垃圾分類與隨袋徵收就是個好例子,雖然每個人都得多花一些時間與金錢,但卻降低了垃圾處理的耗損與汙染,也讓市容變得更好,整體利益遠大於每個人犧牲的加總。但並非所有人民都能意識到這點,在每個人都只想著自己利益不考慮群體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必然毫無效率。

當然,如果人民透過民主政治與選舉,不斷選擇對國家而言短期有利但長期不利的政策,那麼最終也得自食苦果。民主本來就不是萬靈藥,就只是一種集體造業集體擔的制度;如果要談真正的民主精神,我想那就是一種對自己選擇負責的態度。當然Barro所描述的現象放諸於現在的台灣可以說是完全契合,這也是給我們的最大警惕。未來如果沒有展現出更高的民主素養以及真正的政治參與、不真正了解我們國家真正遭遇到的問題與困境,只是自私且毫無建設性地謾罵,那麼民主這把雙面刃,就會狠狠地砍在我們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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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評]攻敵必救──你想二刷,是因為劇本太弱

《攻敵必救》(Miss Sloane, 又譯槍狂帝國、斯隆女士)是2016年的政治驚悚片。本片成本1300萬美金,最後票房300萬美金,屬於慘賠;IMDb拿到7.3分、爛番茄新鮮度71%,評價普普。本片女主角潔西卡崔絲坦(Jessica Chastain)提名金球獎最佳女主角,除此以外沒有得到什麼重要獎項肯定。
對於這麼一部票房不佳、評價普普的電影,其實我沒有太大興趣寫評論,但從去年上映至今,我至少在我的FB上看過三個人強力推薦此片,認為此片是去年最優秀的電影之一、奧斯卡居然完全不提名真是太奇怪了云云。同時,也有許多人表明想二刷該片。
為什麼這麼多人想二刷呢?這是個有趣問題。
先說我對這部電影的結論好了。這是一部劇本很差的電影,沒有入圍奧斯卡很正常。唯一可以討論的,可能是最佳女主角這個獎項(但她也提名金球獎了),其他大獎根本想都不用想。這部電影的故事其實並不差,但是劇本有很嚴重的硬傷,本片導演也完全無法挽救。到底《攻敵必救》有哪些硬傷呢?

台北市房價崩盤只是時間問題

引言──如果你還認為台北市房價還有空間上漲.....

前陣子Facebook上有張圖被廣為轉載,大致內容是台北市房價租金比(Price Rent Ratio, PRR)為64倍,位居全球之首。房價租金比的計算公式是「房屋總價格/年租金」,意思是:房子的價錢足以讓人租幾年。實際租屋價格被視作是實質住宅供需的合理價格,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中也是計算租屋價格(在台灣權重約佔20%),因此台灣近十年年台灣房價雖然飆漲但CPI上升的幅度並不大,原因之一就是租金幾乎沒有成長。正因為租屋價格代表需求的合理價格,因此房價租金比越大就表示房價背離合理價值越遠。然而,倍數在怎樣的位置算是合理呢?一般而言二十年是合理的位置,意思是說:當一棟房子的價格相當於二十年租金時,不如就買下來吧

但為什麼是二十年呢?扣掉二十歲到二十五歲之前由父母扶養不論,成人能工作的時間大約是三十年,然而卻需要住五十年的時間──這樣看起來似乎表示二十倍似乎很少?然而房子的價格理受時間因素而折舊(這是重要的問題,後文會有更詳細的分析),新成屋五年價格開始下滑,三十年之後降價幅度非常小幾乎停滯。再加上人生有很多不同階段,例如結婚者可能在新婚時需要住雙人套房,成為四人家庭時需要標準的三房兩廳,退休後又只需要住雙人小房;單身者則可能需要工作時期市中心的單人套房以及退休後的寬敞景觀宅。房子是一個人生活的延伸,人的生活會隨時間改變,房子當然需要改變。更不用說房子裝潢大約十年一換,換裝潢的時候往往也是人生轉折時,許多人更會趁此時換屋。考慮這些因素,我們應該理解的結論是:所謂「合理」的PRR倍數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值,而跟一個國家人民的生活模式有很大關連。同時我們也必須理解的是:即使合理PRR倍數並非固定,卻也有一定範圍,那跟人的生活模式改變、房子本身折舊有關──因此合理倍數,大約十年到三十年之間

全球房地產指標(GlobalPropertyGuide, GPG)這個網站(見延伸閱讀)列出了全球85大城市的PRR,其中就有72個城市落在剛剛提到的10~30倍之間,超出40倍的城市只有3座。從這角度看來,我想各位應該可以理解台北市的房價有多誇張,64倍幾乎是一個人成年之後到死亡的完整時間,其中我們只有一半時間能工作,可能有三次以上的重要人生時期轉折;而房子的殘值也將在三十年之間不斷下滑,五十年之後除了等都更重蓋之外幾乎沒有能真…

一個作家之死:林奕含三個層次的幻覺破滅

林奕含自殺的火藥庫,來自於「被老師誘姦」以及「沒有愛的家庭」;這兩者一樣重要,缺乏任何一者,林奕含走上絕路的機率都會大大降低。這兩點,很多人拿來分開談,但我認為重點是這兩件事情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時候的交互作用。

「被老師誘姦」這件事情,在心理上真正造成的創傷,跟自尊有關。林奕含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完全就是一種透過合理化手段來防止自尊受傷的「防禦機制」,只有林奕含承認「我愛他」,才能避免知覺到「自己受騙」、「自己被對方輕視」、「對方根本不在乎自己」。

然而,沒有一個人,能夠長期透過防禦機制矇騙自己。合理化機制像是一種止痛劑,雖然你吃了之後暫時不痛,但是痛因沒有解除,你就得一直吃下去。但這個止痛劑並非沒有副作用。每個人的生活世界都很廣,你會遇到各種人事物,總有一天會碰到跟你相近的故事。一次、兩次、三次之後,這個止痛劑會越來越沒有效果。

這件事情很嚴重嗎?其實還好。說穿了,就是「幻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