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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產業轉型注定失敗

台灣的勞動市場有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相同的人才在台灣領到的薪水僅約在香港或者新加坡的四分之一。這通常發生在高階勞動市場,例如高級研發人員或者中高階主管。然而,有趣的永遠不是現象,而是人們如何詮釋一個現象。台灣老闆對此的解釋是「員工能創造多少產值就付多少薪水」,換言之,台灣老闆並不認為是自己給太少,而是員工本身無法幫他賺更多。許多人否定這樣的說法,認為員工的產值高於薪資,真正的主因是台灣老闆對於薪水太過吝嗇、壓榨勞工。

事實上,兩種說法可能並存,員工甚至無須否定老闆的說法。把台灣老闆的說法作為假設,一個台灣員工在台灣公司可以創造出一百萬新台幣的價值,在海外卻可以創造出四百萬新台幣的價值,這表示兩家公司能夠發揮出員工的潛能不同。換言之,這表示台灣企業主承認自身的管理能力顯然有段差異。

我始終認為,台灣產業轉型不可能成功的最大主因,就是台灣民間企業主的管理實力普遍低落。我並沒有想否定政府的角色與重要性,政府絕對是因素之一,但在台灣產業已經成熟到某種程度、人均GDP已經高達某種水準之後,企業本身的能力才是國家是否能走向下一階段的關鍵。就以台灣電子業來說吧,過去聯電跟台積電曾能分庭抗禮,如今台積電仍居於產業之首,聯電卻早就失去產業重要地位,這就是不同企業領導者的策略眼光跟執行能力之差異所帶來的結果不是嗎?再從世界各大一流企業來看,例如麥當勞、GOOGLE、LV、BENZ等,多數皆不是依靠政府「規畫」才創立出偉大的事業,但這些企業的存在卻實實在在地拉高一個國家的國際影響力與經濟水準。就以許多台灣人最喜歡嘲諷的HTC來說吧,2010年與2011年就貢獻台灣出口成長不少;2012年與2013年台灣出口不振,也與HTC銷售失速相關。
台灣的現況,就像是平均80分的好學生。原本還能看著自己與前方的平均90分的一流學生群不斷拉近距離,但隨著時間經過,這段距離不但沒有縮減,反而還讓跑在後頭的人趕上。在產業還不成熟的時候,國家策略的確會有很強的影響力,但當產業逐漸成熟之後,除非台灣願意接受政府採取南韓或者新加坡這種大破大立的手段,否則政府唯一能幫上的忙就是盡可能不要阻礙企業發展。然而,台灣人民在短、中期內顯然不可能允許政府大權在握,唯一的可能就是讓企業自由發揮。糟糕的是,像台灣這種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的經濟體,在民間企業的管理能力普遍不佳的情況下,即使換掉一、兩個CEO也無法扭轉乾坤。

台灣人一向太過輕忽管理的重要性,最主要的原因是:台灣人始終擅長的就是管理傳統製造業的那套方式,只是把人當作一種工具。在知識經濟的時代,如何讓人發揮潛能、發揮創造力,同時平衡創新可能對組織帶來的破壞力,才是真正的管理難題。國家的競爭力絕對與人的素質相關,如果台灣諸多中、小企業家的管理能力始終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水準,那麼台灣產業始終停滯於此就是理所當然的結果。

說到底,台灣實行民主政治將近20年、採取中小企業為主的自由經濟超過50年以上,如果政府與企業都沒有效能,結論只有一個:人民普遍素質沒有提升。我們投票選出政府,我們考試成為公務員,我們創業成為中小企業主,我們購物成為消費者,為什麼我們可以認為「政府」與「企業」的衰敗與我們無關?諷刺的是,我們總抱怨政府與企業重視表面、重視短期結果,但這種近利苟且的心態正是我們日常生活的習慣。我們厭惡怠惰的官員、貪婪的奸商,但事實上我們就是他們,是我們鬆散的價值觀成就了他們的怠惰與貪婪。

我們自然可以替換不適任的管理者與執行者,我們可以改革制度與法律,但不見得能解決最本質的問題。就像好學生可以把一流學生的讀書計畫貼在案前以表操課,但如果對知識的熱情、對成就的渴望以及對自我的紀律完全不同,即使能學得了型態,也學不得神韻,結果自然天差地別。以這個角度看來,台灣大談產業升級已經十年,卻沒有打算讓自己的心態與社會價值觀也跟著改變,最後必然徒勞無功。更糟的是,台灣的價值體系從民主化之後就開始不斷崩解,目前又還看不到重組的方向。物質吞噬精神,人民卻毫不自省自覺,這場災難才只是剛開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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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評]攻敵必救──你想二刷,是因為劇本太弱

《攻敵必救》(Miss Sloane, 又譯槍狂帝國、斯隆女士)是2016年的政治驚悚片。本片成本1300萬美金,最後票房300萬美金,屬於慘賠;IMDb拿到7.3分、爛番茄新鮮度71%,評價普普。本片女主角潔西卡崔絲坦(Jessica Chastain)提名金球獎最佳女主角,除此以外沒有得到什麼重要獎項肯定。
對於這麼一部票房不佳、評價普普的電影,其實我沒有太大興趣寫評論,但從去年上映至今,我至少在我的FB上看過三個人強力推薦此片,認為此片是去年最優秀的電影之一、奧斯卡居然完全不提名真是太奇怪了云云。同時,也有許多人表明想二刷該片。
為什麼這麼多人想二刷呢?這是個有趣問題。
先說我對這部電影的結論好了。這是一部劇本很差的電影,沒有入圍奧斯卡很正常。唯一可以討論的,可能是最佳女主角這個獎項(但她也提名金球獎了),其他大獎根本想都不用想。這部電影的故事其實並不差,但是劇本有很嚴重的硬傷,本片導演也完全無法挽救。到底《攻敵必救》有哪些硬傷呢?

台北市房價崩盤只是時間問題

引言──如果你還認為台北市房價還有空間上漲.....

前陣子Facebook上有張圖被廣為轉載,大致內容是台北市房價租金比(Price Rent Ratio, PRR)為64倍,位居全球之首。房價租金比的計算公式是「房屋總價格/年租金」,意思是:房子的價錢足以讓人租幾年。實際租屋價格被視作是實質住宅供需的合理價格,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中也是計算租屋價格(在台灣權重約佔20%),因此台灣近十年年台灣房價雖然飆漲但CPI上升的幅度並不大,原因之一就是租金幾乎沒有成長。正因為租屋價格代表需求的合理價格,因此房價租金比越大就表示房價背離合理價值越遠。然而,倍數在怎樣的位置算是合理呢?一般而言二十年是合理的位置,意思是說:當一棟房子的價格相當於二十年租金時,不如就買下來吧

但為什麼是二十年呢?扣掉二十歲到二十五歲之前由父母扶養不論,成人能工作的時間大約是三十年,然而卻需要住五十年的時間──這樣看起來似乎表示二十倍似乎很少?然而房子的價格理受時間因素而折舊(這是重要的問題,後文會有更詳細的分析),新成屋五年價格開始下滑,三十年之後降價幅度非常小幾乎停滯。再加上人生有很多不同階段,例如結婚者可能在新婚時需要住雙人套房,成為四人家庭時需要標準的三房兩廳,退休後又只需要住雙人小房;單身者則可能需要工作時期市中心的單人套房以及退休後的寬敞景觀宅。房子是一個人生活的延伸,人的生活會隨時間改變,房子當然需要改變。更不用說房子裝潢大約十年一換,換裝潢的時候往往也是人生轉折時,許多人更會趁此時換屋。考慮這些因素,我們應該理解的結論是:所謂「合理」的PRR倍數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值,而跟一個國家人民的生活模式有很大關連。同時我們也必須理解的是:即使合理PRR倍數並非固定,卻也有一定範圍,那跟人的生活模式改變、房子本身折舊有關──因此合理倍數,大約十年到三十年之間

全球房地產指標(GlobalPropertyGuide, GPG)這個網站(見延伸閱讀)列出了全球85大城市的PRR,其中就有72個城市落在剛剛提到的10~30倍之間,超出40倍的城市只有3座。從這角度看來,我想各位應該可以理解台北市的房價有多誇張,64倍幾乎是一個人成年之後到死亡的完整時間,其中我們只有一半時間能工作,可能有三次以上的重要人生時期轉折;而房子的殘值也將在三十年之間不斷下滑,五十年之後除了等都更重蓋之外幾乎沒有能真…

一個作家之死:林奕含三個層次的幻覺破滅

林奕含自殺的火藥庫,來自於「被老師誘姦」以及「沒有愛的家庭」;這兩者一樣重要,缺乏任何一者,林奕含走上絕路的機率都會大大降低。這兩點,很多人拿來分開談,但我認為重點是這兩件事情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時候的交互作用。

「被老師誘姦」這件事情,在心理上真正造成的創傷,跟自尊有關。林奕含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完全就是一種透過合理化手段來防止自尊受傷的「防禦機制」,只有林奕含承認「我愛他」,才能避免知覺到「自己受騙」、「自己被對方輕視」、「對方根本不在乎自己」。

然而,沒有一個人,能夠長期透過防禦機制矇騙自己。合理化機制像是一種止痛劑,雖然你吃了之後暫時不痛,但是痛因沒有解除,你就得一直吃下去。但這個止痛劑並非沒有副作用。每個人的生活世界都很廣,你會遇到各種人事物,總有一天會碰到跟你相近的故事。一次、兩次、三次之後,這個止痛劑會越來越沒有效果。

這件事情很嚴重嗎?其實還好。說穿了,就是「幻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