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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鄭捷的四個死刑,看印度性侵犯遭虐死

去年五月震驚全台的捷運殺人事件,在相隔兩百多天之後終於在3月6日一審定讞,新北市地方法院判決兇嫌鄭捷四個死刑。Yahoo即時民調顯示,有92%的投票者認同法官的判決,甚至有人要求不要再上訴了,更多審判只是浪費納稅人的錢。巧合的是,同一天有則國際要聞與台灣的鄭捷案互相呼應。印度一名35歲男性性侵犯遭民眾劫囚,憤怒的民眾將其全裸拖行六公里,最後凌虐致死。

我們可以非常簡單地用「文明」區辨兩者:台灣文明較高,所以台灣人選擇了法律;印度文明較低,所以印度人選擇了暴力。這樣的論述無疑地隱含了一種假設:越不用暴力解決問題越文明,因此台灣人優於印度人。如果「文明」真是一條直線光譜、同時高文明意味著更好的生活型態,那麼從低文明移動到高文明顯然是種合理的路徑;然而,有沒有一種可能性是:人類會從比較文明的狀態轉移到比較不文明的狀態?

答案是,有可能。當「高文明」的制度再也無法解決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困境時,人們就會尋求能真正解決問題的手段──而這些手段可能很「低文明」

捷運無差別殺人與劫囚虐囚這兩件事情的背景脈絡不同,卻同樣跟「信任」相關。

捷運無差別殺人事件是對現代生活的衝擊,挑戰了現代人面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例如,當你在捷運上睡著的時候,其實隱含的是你「相信」自己不會受到攻擊;但睡眠其實是生物最脆弱、最無防備的時候,如果不夠相信環境充分安全,根本難以入眠。

劫囚虐囚至死事件則是對法律的衝擊,顯示當人民對法律的信任程度低落到再也無法忍受的程度時,就會尋求法律外的手段以維持社會正義。以印度而言,接連不斷的性侵案件已經讓人民漸漸失去耐性,人民不再相信政府的公權力有能力保護其人身安全,甚至無法在犯罪之後有效制裁,只好尋求最讓人不樂見的方式發洩不滿。

當我們預設台灣是高文明的社會時,背後真正的預設可能是「較高的社會互信程度」。當我們相對容易預測彼此的行動模式,自然容易建立彼此的安全感與信任感。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鄭捷事件──「死刑」原生的罪與罰〉這篇文章的最後,對於「廢除死刑」這件事情感到如此猶豫的主因。廢死不僅僅是原諒犯罪事實既定的犯罪者,更重要的是,社會大眾必須透過「死刑」這件事情得到安慰,並以此作為「相信法律具有強制力」的依據。唯有當人們相信法律具有力量,這個法律才能長時間維持對社會的控制力,否則人民就會訴諸於各種手段去平衡不公平或者不安全所帶來的不滿。

我還是認同「廢死」是個很美好的願景,畢竟每個人都更加自律自省,總比死刑帶來的恐懼要來得有效許多。但如果犯罪是一種常態、復仇是一種天性,那麼我們實在難以拒絕嚴刑峻罰之於一種穩定社會人心的工具──特別是死刑。

距離鄭捷事件已經接近周年,鄭捷早已被簡化成殺人魔王,越來越少人探討如何根本性地壓抑犯罪率、越來越少人辯論死刑與廢死的取捨拿捏。我們不思考,但問題依然存在。

延伸閱讀
鄭捷事件──「死刑」原生的罪與罰(本部落格文章)
從捷運殺人看城市冷漠之必然(本部落格文章)
最新!北捷殺人案 鄭捷一審判死刑
鄉民劫囚性侵犯 讓他全裸被虐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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