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

《NO》代表智利提名2012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同時也是該年度坎城影展導演雙週單元最佳影片。本片改編自真實事件。1980年代仍在極權統治下的智利，在國際(特別是美國)的壓力之下決定舉辦公投，由人民決定接下來8年是否持續接受皮諾契(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的專制領導，如果同意就投下"Si"(智利語中的「是」)，不同意就投下"No"(同英語的no，「否」)。主角瑞內是位專做大企業商業廣告的廣告人，在NO陣營的徵招之下投身選戰，要在每日15分鐘連續一個月的節目中說服人民投下No。 這部片一方面充滿左右派對立的政治意味，另一方面又有獨特的美學概念與敘事手法，皆是本片吸引人之處 ──雖然對於習慣好萊塢電影的觀眾而言，本片完全是悶片。 圖、主角瑞內與NO陣營的象徵，彩虹色條。 慢與快、舊與新──編劇與導演的紀錄片式手法 《NO》並不是一部好萊塢式的敘事電影，不僅劇本無法切成基本的三幕劇格式，導演帕布羅拉瑞恩處理畫面和運鏡的方式一時也讓人難以理解 。如果用三幕劇來重新分析這個故事的時間線軸，應該可以這樣切分成三塊：1.主角瑞內身為大企業廣告人並相對富裕的日常生活；2.主角受NO陣營徵招，決心投入選戰；3.選戰尾聲，主角內心有所改變，最終取得勝利。然而本片開始只過了三分鐘主角就受到NO陣營徵招，接下來整整一百分鐘都是選戰過程(中間還加入大量當時實際的宣傳影片史料)，最後只用十分鐘處理選戰後主角回歸生活。 對於一般觀眾而言， 這是一部鋪陳部分太快、轉折部分太慢的劇情片 。《NO》根本沒有想對觀眾介紹每一個出場的角色的身分與形象，因此在前三十分鐘觀眾必須容忍一個接著一個出現的新角色──觀眾甚至沒有線索去分辨哪些角色將在故事中扮演重要的位置。編劇佩德羅佩拉諾處理這些角色的態度像是「你懂也好不懂就算了反正我就是要這樣說故事」，讓人難以理解故事走到哪裡、下一步會怎樣走。但問題是，這部片根本就希望你抓不準劇情的鋪陳，甚至不希望你看出劇情的結構。 編劇非常刻意地打亂人物描述、劇情結構，目的在營造出一種記錄片的氛圍 。

最近有兩個跟高等教育相關的議題。一個是吳寶春先生想念EMBA卻被台灣法令拒於門外，相對的新加坡法規雖然也有相關基本學力限制，但卻願意讓吳寶春先生直接通過書審門檻進入面試；台灣也迅速開啟「吳寶春條款」，將同等學力資格調低。另一個稍微早一點的議題是郭台銘先生直指博士生畢業之後賣雞排是一種社會浪費，引發許多人嚴重不滿，例如台灣立報就認為這是一種「階級歧視」。 我一位朋友對此做出評論「 博士生賣雞排跟吳寶春被EMBA拒絕兩件事離的這麼近，剛好形成尖銳的對照組。博士生不管是什麼原因，念不下去或前途茫茫，決定『低就』，引起『投資浪費』的譴責；反觀吳寶春想要進修，聲稱：『給我機會，念不念完自己負責。』Excuse me~怎麼覺得這邏輯怪怪的：吳寶春若沒唸完emba（而且唸完他也不會是CEO），按照雞排邏輯，這難道就不是一種浪費？怎麼對象換成一個『台灣之光』，台灣社會之前理直氣壯的邏輯就變了？ 」 我相當認同這位朋友的一個論點，那就是「只要是台灣之光什麼都可以合理化」；以立法院這種品質跟效率極低的審查法案水準，卻可以為了吳寶春跟馬英九的一句話，立刻弄出個「吳寶春法案」，想來不免諷刺，看來 台灣還是人治遠大於法治的社會 。但另一方面， 我無法認同將博士學位跟EMBA相提並論 。

天主教前教宗本篤十六世雖然卸任，但他對經濟的觀點不可不謂精闢。他認為「 金融危機的根源是人類的貪婪和違法亂紀，而非資本主義結構本身的缺陷。 」重點是人類的道德層次，而非制度。這段由教宗題出的看法，直指許多對資本主義過度敵視的熱血青年的盲點： 支持資本主義不代表支持貪婪，反對資本主義也不代表具有道德上的神聖性 。 人皆為己。更精確地說來，人是為了延續基因而存在的過度性載體，所有的慾望不過是為了這個最終目的而存在；食慾如此、性慾如此。然而，慾望予以人類強大的動機，卻未必保證這些動機能引領我們往「延續基因」這條路走。例如過度縱容性慾可能使人染上性病、過度縱容食慾可能使人肥胖，長期看來都會讓人減損生存與生育的功能。以這樣的角度看來， 利己的貪婪與利他的寬厚，兩者的本質更可能都是利己──換言之，助人即是助己 。 人是一種群居生物，合作與從眾是我們基因中強大的趨力。理論上，資源充沛的時候，人合作的動機將優先於自私的動機。資源不充沛的時候，則視合作是否能擴大資源讓彼此共存；若合作無法帶來共生，那麼自私的動機就會強於合作的動機。 也就是說，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適當的禁欲與合作都是長期有利的做法；但人類做決策的時候往往不會考慮這麼多事情，會簡化成很基本的策略：道德 。

從去年生日創立blog至今已經四個半月，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突破十萬點閱人次，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特別是在這十萬點閱數中，有將近四成皆來自於電影相關的文章(包含影評以及對電影產業的觀察)，這一方面表示電影相關的文章比較受到關注，但另一方面也讓我相當遲疑：我該增加電影相關文章的比例嗎？ 這世界最困難的事情是，莫忘初衷。 我重新看了我去年創立blog時的第一篇文章，是的，我最初的動機是想發表一些我對世界的想法與洞見，「閱讀之後再加以分析」。Read and Analyse. 原本一直想寫書評，但始終寫不出什麼。第一個問題是，書與書評的形式都是文字，如果書評沒辦法寫出超過文字的厚度或者廣度，那讀者不如直接去看書。其次，現在看書的人很少，剛好跟自己讀到同樣一本書的人更少，寫這樣的文章自我抒發的成分遠大於被人閱讀，這也與我最初的動機相違背。最後，這個世界上值得閱讀的「文本」並不是只有書籍以及報章雜誌，所有現象以及故事都是蘊藏無限豐富性的文本；如果只是拘泥於閱讀文字，反而是種自我設限。

去年的《大藝術家》(The Artist)對美國黑白默片致敬、《雨果的冒險》(Hugo)對法國影人喬治梅里耶(Georges Méliès)所拍的《月球之旅》致敬； 今年台灣的《阿嬤的夢中情人》則是對70年代台灣黑白台語電影的黃金時代致敬 。本片的編劇具有很強的企圖心，以一段跨越四十年的愛情喜劇作為包裝，探討了台灣電影產業的問題。雖然年輕觀眾並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且讓我們從這部電影中找到過去台灣黑白台語片的風華痕跡。 台灣有個好萊塢 編劇王莉雯對台灣黑白台語片的歷史下了一番功夫，將那段年產百部電影的黃金時光重現── 台灣曾經有過好萊塢，北投 。《大藝術家》描述了美國黑白默片為彩色有聲電影取代，《阿嬤的夢中情人》也稍微描述了台灣黑白台語電影沒落的過程；一幕女主角蔣美月進入北投片廠的畫面，幾乎完全跟《大藝術家》的女主角Peppy Miller走入好萊塢片場的設計完全相同。那該是極盛極華美的時期，只可惜台灣好萊塢可以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內，明星們只能安棲於小小的溫泉旅館，男女各睡一間通舖。 更加腐敗的是整個電影產業 。製片完全金錢導向並且控制一切，只要能對觀眾與金主獻媚，即使是當紅女明星也得說著下流台詞公然置入性行銷。編劇的劇本怎麼胡言亂語都無所謂，5只要西抄一點007、東抄一點哥吉拉，劇情人物台詞都不重要，七天就得寫出劇本，如果能三天完稿最好。至於導演睡著醒著都沒有差別，佈景搭了、燈光打了、攝影機開了，只等導演被助理叫醒機械式地喊出「開麥拉」與「卡」，十天就能拍完一部片。當製片、編劇、導演這並立的三角完全傾向製片，而製片對電影基本技術完全不感興趣，只想著賣明星賣廣告的時候，這個系統最後終於是抵抗不了大環境的變化。 彩色電視、國語電影，再到之後的美國正統好萊塢大片紛紛入侵，觀眾的選擇最終仍回歸到娛樂的本質──品質穩不穩定、內容好不好看 。於是這些粗製濫造的黑白台語片，完全失去活路。

昨天(3月6日)夏普(Sharp)突然宣布三星(Samsung)將以認購特定人增資的方式入股夏普101億日圓(不列計各項費用)，相當於夏普已發行股票3%的股權。對於財務結構千瘡百孔的夏普而言，100億日幣還不足以解決第三季即將到期的2000億債務危機；同時，三星僅取得3%股權，也無法介入經營、取得技術。換個角度思考， 鴻海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三星同樣也沒做到；當然，三星跟夏普也不是省油的燈，這一著棋必然有各自的動機 。 對於三星而言， 取得夏普股權至少能有一個短期效果，那就是穩定面板供貨 。三星各項產品都持續熱銷，特別是用於平板電腦與智慧型手機的中小尺寸面板，更是三星不可或缺的重要零組件。下半年是電子業旺季，三星也已經預將對友達(AUO)的全年下單片數從570萬片提升到850萬片，但 如何保證供應鏈貨源充沛無慮仍是三星今年最大的難題 。或許有許多人會認為，貨源不足頂多影響出貨，反正消費者願意等待，然而對廠商而言卻不這樣想。像宏碁(ACER)那樣把存貨堆在通路商那邊還認列成應收帳款的做法絕對可恥，不過像HTC那樣號稱第四季蝴蝶機熱銷到斷貨結果營收獲利仍大幅滑落又是另一種慘狀──總之，出貨量與銷售量要估到完美很難。 但在企業管理中，出貨量不足是比堆滿存貨更糟的事情 。當企業砸下大筆研發與行銷經費創造出消費者追捧的產品，卻因為賣到斷貨而將白花花的銀子往外推，沒有什麼比這更讓經營者心痛。 中期而言，三星也有機會取得日本的技術，特別是夏普擅長的OLED 。從反面看來，既然這筆資金無法解決夏普的債務危機，市場推估，夏普拿這筆錢的主要目的應該是讓生產32吋電視面板的龜山二廠能維持營運。

隨著中華隊在世界棒球經典賽過關斬將，黃牛票的問題也越趨嚴重。大家都不喜歡黃牛。對於售票的廠商而言，黃牛是一種次級市場，黃牛票的賣家則賺走了豐碩而毫無成本的利潤。對於買到票的觀眾而言，黃牛票的價格越高，賣出自己手上的票的動機就越強。對於買不到票的觀眾而言，黃牛票與一般票的價差來自於時間(例如必須排隊)或者運氣(例如網路搶票)；前者還堪忍受，後者則讓人難耐。 誰該得到票，是個關乎公平性的問題 。 要解決黃牛的問題有一些可能的方式。例如， 同時增加黃牛時間成本與降低購票效率 。完全取消網路訂票，改以傳統排隊的方式取代，同時規定一人限購一張票──古老方法總是有些好處，至少公平。但傳統排隊一方面會大幅增加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也無法遏止黃牛召集人馬大舉排隊；此外，雖然傳統排隊加上限購會大幅增加黃牛們的成本，但同時也增加有意願買票者的成本。 這種做法很像化療，雖然殺死了癌細胞但也殺死了正常細胞──最後的結果是廠商、黃牛與一般觀眾都同時受害 。 另一個可能的作法是 禁止轉賣以完全杜絕二手市場 ，例如購票的時候必須登記身分證號碼，入場驗票時必須出示身分證，只有票跟身分證相符才能入場。但這種做法會大幅提升驗票的時間，同時也會增加管理成本，對廠商跟觀眾而言是雙輸的作法。更何況，有些觀眾可能買了票但卻臨時無法到場，在無法轉賣的情況下，假設廠商又不接受退票，這張票就浪費了；如果廠商願意退票，又會額外增加管理成本。即使黃牛能在開放購票前事先找到顧客，那也只能賺到微薄的工資，沒辦法漫天喊價。 這做法很像外科手術，雖然能精準地切割掉病灶，卻得付出高昂的成本 。

《派特的幸福劇本》(Silver Linings Playbook)在中國的翻譯為烏雲後的幸福線，兩個翻譯各異其趣，台灣取了前者Playbook，中國取了後者Silver Linings。 Silver lining指的是烏雲透光的銀邊(見下圖)，意思是指所有困境都仍有希望，即使烏雲密布，也總有撥雲見日的一天 。這是一個關於兩個精神病患一開始不怎麼幸福的戀愛故事，然而 本片導演大衛歐羅素(David O. Russell)卻沒有將本片的格局定位成單純的浪漫愛情喜劇，反而對觀眾拋出了更多關於「界線」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區辨正常與瘋狂？我們應該如何區辨什麼是愛？ 圖、烏雲透光的銀邊(silver lining)。 誰是瘋子？ 本片中有兩個人被醫學明確界定為精神病患者：男主角派特(Pat)與丹尼(Danny)；女主角蒂芬妮(Tiffany)雖非精神病患，則因為丈夫過是過度悲傷，因此也使用過藥物治療。派特與蒂芬妮初次見面的時候大談彼此使用過的藥物，例如鋰鹽(用於治療躁鬱症)、思瑞康(用於治療精神分裂)、贊安諾(用於治療恐慌症)等精神科常見藥物，可以看出兩人在精神科醫生眼中症狀相近。然而，派特的爸爸老派特也有情緒失控的問題，看比賽時候的儀式性行為到了接近強迫症(OCD，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的行為；派特的好友朗尼(Ronnie)與老婆薇諾莉卡(Veronica)婚姻關係太過緊張，以至於壓力大到會在車庫亂砸東西；派特的哥哥傑克(Jake)自我中心完全無顧他人感受，說話極端白目又極端自我防禦。如果派特聽到特定音樂會突然歇斯底里發狂或者蒂芬妮隨便與人發生性關係是「病」、老派特、傑克或者朗尼不算是「病」，那麼 正常與瘋狂的界線應該在哪裡？這條界線是「質」的差異還是「量」的差異 ？

最近台灣電影界兩大盛事，一件是大尾鱸鰻票房大好，另一件是李安再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華誼兄弟電影公司總監製陳國富接受今周刊採訪時指出，如果台灣只想著拍大尾鱸鰻這樣的電影，就永遠不可能拍出少年PI的奇幻旅程。這樣的說法引發大尾鱸鰻導演邱瓈寬以及朱延平的回應，而這問題持續挑戰著一個老議題：票房與藝術性孰者為重？ 假設「叫好」跟「叫座」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那麼對於台灣電影業而言，到底應該選擇哪邊 ？ 台灣在2008年魏德聖的海角七號之前，經歷了十幾年幾乎毫無票房的慘況。這段時間當中並非沒有台灣電影，而是沒有賣座的台灣電影；導演一手掌權，編劇與製片幾乎毫無發言餘地，於是台灣電影業就被這群整天壓身家只想拍「自己作品」的導演給毀了。魏德聖有很強嗎？其實並沒有。但是他深刻了解一點： 沒有票房，就沒有產業 。於是他站在觀眾的角度思考，拍了一部給台灣人看的電影，並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票房成為這幾年台灣電影的最大標準，藝術性則變成可有可無的事情。 但如果我們把時間再推往前一點，看看朱延平是票房大導、郝劭文是票房明星的時代，那個時代台灣電影不是沒有票房，甚至有許多賣座強片。 許多人歸因於當時電影界一窩蜂地競拍吸睛的商業片因此打壞了觀眾胃口，但我認為那是錯誤的歸因；好萊塢電影不也一窩蜂地淨拍商業片，怎麼全世界的觀眾沒因此打壞胃口到讓好萊塢消失 ？ 真正的關鍵是基礎技術與管理能力──這些台灣人最不在乎又最不起眼的基本功 。

在了解高鐵為何會因為燈會而塞爆這個問題前，讓我們先來做個簡單計算。 台灣燈會點燈的第一天恰逢周日，又有迪士尼大遊行、SHE現場演唱燈會主題曲等特殊活動， 在整個為期八天預估超過1000萬人次的活動中，燈會首日隨便也超過150萬人次 。150萬人次並不會全部都到晚上才回家，預估有25%的人會在點燈儀式之前就搭車離開；點燈儀式7點15分開始，大約到7點30分結束，預估又有15%的人會直接離去。到以上為止，預估至少60%的人會在看完點燈之後還留下。以最快1小時之內看完燈會而言，那就是8點半開始離開新竹；大家考慮到隔天要上班上課的情況下，至少會希望10點半之前離開。假設這60%的人，有80%有這樣的想法， 那就是將近50%來看燈會的人會擠在晚上8點30分到10點30分之間要離開燈會現場──至少70萬人次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搭高鐵，但在展場緊鄰高鐵站、轉乘台鐵速度慢、開車也耗時的情況下， 這70萬人次中至少40%的人會選擇搭高鐵，也就是約30萬人次；即使用30%計算，也有20萬人次 。此外，由於這些列車並非空車，因此應該還必須考慮原本南下北上的需求，但在這邊為了簡化先完全不計算在內。也就是說， 高鐵在2小時內至少要疏散掉20萬人次，平均1小時10萬人次，才算是合理的計算──而且這還絕對是個低估的數字，實際需求一定更多 。

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兩篇文章(見延伸閱讀)著實讓我吃驚，要是標題沒有「中國」二字，我還以為紐約時報怎麼也對台灣教育提出這麼深刻的針砭了。 台灣的教育改革確定失敗了，而且是打從一開始就篤定失敗──如同共產主義般地，註定失敗 。教改的最初目標是人人皆有，最終卻導致人人皆無。台灣的教改基本上就是一場教育的文革，充滿各種偏見與迷思，以為舊有制度一無是處，又完全無視人性本質，妄自假設出太多不切實際的可能。 這個世界是這個樣子，越容易得到的東西，就越沒有人會珍惜 。例如大學入學們檻低到錄取率接近100%之後，越是不經努力就考上大學的學生就越不會珍惜這個機會；相對的，社會上也沒有什麼人會真的覺得那些三流野雞學店的文憑有什麼價值。 最終，學位對於學生、企業以及整個社會而言，將越趨不具價值 。 然而，社會的集體認知緩慢地遞延了這個效果 。 最先理解這件事情的是 企業 。企業一開始並非不給這些學店的學生機會，然而在廣設大學六、七年後，也就是這一代的學生畢業兩、三年後， 企業開始發現某些大學還真是學店，畢業生的素質還不如過去的高中生，因此在員工錄用上設下潛規則，看到某些學校畢業生的履歷直接不予錄取，連面試機會都不給 。所以，如果你非常優秀，卻發現自己因為學歷而時常被企業拒絕，那麼你真正應該抱怨的對象是你的學長姐，是他們過去差勁的表現使得你連面試的機會都拿不到。

巴菲特是位讓人尊敬的投資大師，其縝密的思慮與深遠的眼光總能切入問題本質。許多人會以為，充滿智慧的巴菲特之所以支持課徵富人稅是因為其善良的性格，然而這個想法一半正確一半錯誤。巴菲特具有善良的本性是正確的命題， 然而巴菲特支持富人稅並非因為善良，而是因為支持富人稅是對富人而言最佳的策略 。 攤開歷史，每一個朝代的末期都很像：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底層的人數不斷增加，四處皆是路有凍死骨。為了生存，累積的民怨再也無法透過軍隊鎮壓，只要一次水患、一度荒年，人民就揭竿起義。 革命並不只是重新分配了權力，更重新分配了財富，畢竟朝代更迭無不是飢寒起盜心 。 財富重新分配遠比權力重新分配來得更有意義──雖然權力與財富時常互為因果表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