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

我曾經念過建中。 關於明星學校的爭議，從我念建中的時候就開始了。他們說，明星學校的壓力很大，每個人都勾心鬥角只想勝過彼此；他們說，明星學校的學生都是不懂得玩的書呆子；他們甚至說，像建中和北一女這種單一性別的明星學校，是個完全違反社會常態的環境。是的，建中的確是個特殊的環境，但許多現象並不如表面顯示地那麼純粹。 把一群在學業上表現得極端優異的高中男孩放在同一個教室裡面，其實是非常神奇的事情。每一個人都曾經是各自學校的榜首或者三甲，如今要在一個班級之中脫穎而出卻都變得異常困難，那是足以摧毀一個人信心的事情。更可怕的事情是，國中的時候，這群男孩往往不只是會念書，同時也會具有某種或者某幾種特殊的才華，例如演講例如唱歌例如游泳例如領導，如今這些才華也會顯得黯淡。人上有人，天上有天，在建中我們說這是神外有神。

十二年國教爭議炒得沸沸揚揚，民間幾乎一面倒地對升學機制的實務操作(例如志願序的權重、免試入學的比例)表示反對，卻幾乎沒有人能點出核心──中學教育的意義以及制度的概念。 制度與執行 讓我們先從制度面談起。台灣過去採取六年國民教育，1967年7月由行政院成立九年義務教育專案小組，經過一年的規畫、評估以及設計，就在隔年1968年9月1日開始實施。在六年國民教育的時代，小學(兒童時期)之後經考試進入初中、初職或者五專，另外也可選擇進入社會就業(青少年前期)；九年義務教育之目的是將基礎教育時間遞延三年，讓學生到十五歲之後才決定自己應該走升學體系、技職體系或者直接就業。十二年國教乍看之下似乎是六年國民教育、九年義務教育的延伸性政策，但情境上卻完全不同。從量的角度來看，六、七零年代的台灣普遍貧窮，因此六年國民教育後的就學率並不高，政府延長基礎教育年限帶動的影響相對大，可確實提升平均受教時間；相對地，台灣目前九年義務教育後的就學率已經相當高，政府延長教育年限隊於平均受教時間影響相當小。從質的角度來看，過去初等教育(兒童時期)、中等教育(青少年)與高等教育(青年)之間都存在著大型會考性質的篩選機制，以考驗其知識建構是否足夠(qualify)進入下一階段，但義務教育終會讓這個篩選作用消失。 台灣「十二年國教」的本質，就是要徹底破除中等教育的篩選機制作用。近期的爭議除了最粗淺的志願填序以外，其次就是對於家長心態以及社會價值觀評論，但更深刻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能期待一個以多元價值為命題的制度，在一個沒有多元價值的社會中正常發揮作用？

近日中國在高考考場上，有位考生被抓到作弊，他立刻大喊：「你知道我爸是誰啊，你就查我？」這不禁讓人想起四年前中國一場車禍，現行犯在逃離現場的時候喊了一句：「我爸是李剛！」這句話在中國成了笑話，也自此揭露了中國官商第二代的醜態，以及裙帶政治、裙帶經濟甚至裙帶司法的惡行惡狀。有趣的是，這次台灣的台北市長選戰，也是一場官二代奮鬥人生大戲。國民黨在台北市長候選人初選放棄了在台北市耕耘已久的丁守中，選擇了出身權貴的連勝文。 但連勝文在最近的一場民調，卻輸給了競爭對手柯文哲高達18%。宣布將獨立參選的沈富雄形容連勝文是「不會打選戰」，但事實上連勝文的問題根本不在不會使用他龐大的政治以及經濟資源，而是他的存在以及言行舉止都能充分引發選民對他的厭惡與仇恨──像這種如此精彩的自我負面宣傳，其實並不多見。當然，連勝文也可以大嘆時不我予。八年前郝龍斌踢下丁守中時，雖然也曾被批評是「裙帶關係下的政治酬庸」，但當時的社會氣氛尚未如此仇視官二代與富二代；另一方面，郝龍斌的態度也相當低調內斂，自然避開了鋒頭，靠著藍軍在北市始終過半的優勢，順利贏得選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放榜，總共錄取八人，而這八人都有大有來頭，例如現任高市警局副局長宋孔慨、市刑大警官歐承鑫、立委潘孟安、市長陳菊辦公室秘書蔡宗倫、前主任李柏毅、國防部前副部長柯承亨等。值得注意的是，這幾位新博士生過去學經歷都沒有與該所直接相關的背景，而該所不僅口試成績占70%，甚至還完全免筆試、免提研究計畫，比一般博士門檻招生來得低。此消息一出，自然引發外界爭議。 近年來學歷研究貶值，動輒耗費四年以上的博士班乏人問津，甚至連台大部分科系都面臨招收不足的窘境，各校為了吸引人才莫不卯足心力。但即使台灣博士教育的現況如此嚴酷，「博士學歷」對於多數台灣人而言仍是一種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榮譽。對於台灣人而言，學術與知識必須超然獨立於權力與金錢，這是一塊政治家與企業家都不應該侵犯的聖域。 從現實面看來，學術與實務並非絕對二分，例如MBA就以招收大量已經擁有權力的政治家與企業家為最高指導，而許多知名的政經人士也都獲得學術界榮譽博士的殊榮──這些現象甚至不僅發生在台灣，在其他先進國家也都相當常見。學術界為了增強自己的影響力，因此積極與實務界連結，其實相當合理；畢竟，再多創新的理論或者研究，如果不能變成政府或者企業實踐時的重要參考，也不過就是象牙塔裡面的幾捲堆灰的陳舊書卷。「權力」的本質就是「影響力」，因此學者與權勢者靠近，對於實踐理論其實是有相當正面的幫助，對學校甚至國家而言都不見得是壞事情。

捷運殺人事件餘波未平。政府雖然試圖透過強化警力降低民眾焦慮，但民眾對於密閉大眾交通工具中的風吹草動仍異常敏感。近日有位自閉症青年在捷運上被誤認有殺人意圖因此造成大恐慌，一段捷運監視器的畫面更讓人能感受到當時情況的可怕：列車開門後，一大群人從接連的三個車廂內驚慌逃出，警方並隨即逮捕「嫌疑犯」。該自閉症青年的母親雖然順利將其保釋，卻強調社會對自閉症的不理解以及過度恐懼實在是「太可憐」。 然而，這種集體的神經質真的很可憐，或者只會是一種短期現象嗎？人類學家既普立茲獎得主賈德戴蒙在其新作《昨日世界─找回文明新命脈》(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中講了一個關於神經質的故事。他自述初次踏上新幾內亞與一群原住民嚮導探索森林，卻發現原住民嚮導們堅持不肯在一棵結實的巨木下紮營，理由是：「這棵樹很大，如果倒下來，會把我們全部壓死。」賈德戴蒙當時認為這些原住民太過神經質，因為這棵樹看起來非常穩固而且毫無腐爛的跡象，實在無須過慮；但待了幾個月之後，他才發現這些原住民的擔憂有其道理。原住民的一生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時間會在深林裡過夜，即使巨樹倒下壓死人的發生機率甚低，但在頻率甚高的前提下，在巨樹下紮營仍具有相當大的危險性。賈德戴蒙在理解因果關係後，稱之為「有益的神經質」。

營運將近二十年的台北捷運，於5月21日首次發非針對性的喋血殺人事件，共造成四死二十二傷。事件發生之後造成社會極大衝擊，22日至24日這三天，台北捷運總共減少了41.1萬搭乘人次，平均每天減少10萬人次，相對於過去平均單日有150萬到200萬搭乘人次而言，減少約7%。新聞不斷重複播放兇手鄭捷以長刀砍人的驚悚畫面，不但使社會陷入一種集體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更讓社會陷入一場巨大的辯論：我們到底該不該判鄭捷死刑？我們倒底該不該廢死？ 支持廢死者有幾大論述：死刑不可逆而且可能誤判、死刑無法有效遏止犯罪、死刑只是一種集體的恐懼反應沒有積極作用、凶手的罪是一種社會共業。鄭捷自述其殺人動機甚至是「希望透過殺人好讓不敢自殺的自己得到法律制裁」，更讓許多廢死者認為，如果沒有死刑，就不會發生這場悲劇。嚴格說來我並不反對廢死這個結論，但這些廢死的論述實在太過膚淺薄弱。 一、「如果沒有死刑，就不會讓想自殺卻不敢自殺的人故意殺人以求死」這個論述完全可以改成「如果沒有監禁，就不會讓想吃牢飯的人故意犯罪以求監禁。」換言之，死刑與監禁這兩大刑罰手段，都有可能從壓抑效果變成激勵效果，我們是否就應該因為這些相對少數特例而廢除死刑與監禁呢？

中國與越南在南海領海主權的爭議引發越南國內劇烈的排華運動，除了中國企業成為攻擊重點以外，韓國、日本與台灣等亞洲企業也遭受或大或小的負面影響。這次劇烈的排華運動除了是越南在政治外交上對中國的抗爭，同時也可以視作是在經濟上對全球化經濟的反動。越南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呢？其國土面積約為台灣十倍、人口將近一億其中越族人占超過八成、人均GDP(PPP)約四千美金，同時還具有國土完整、人口密度低、民族性格勤奮等優勢，在新興國家之中是備受注目的明日之星。越南憑藉其多重優勢，近年來逐漸成為主要的世界工廠之一。目前越南外資投資金額排名，日本第一、韓國第二、新加坡第三、台灣第四，再接下去才是中國等其他國家。如果這次勞工暴動只是一場針對「中國」的政治事件，顯然不會演變到如此劇烈，這顯示了越南勞工對外資不滿的長期壓抑才是深刻的遠因。 越南勞工的不滿主要來自兩方面，一個是物質因素，另一個是精神因素。 物質性的因素就是薪資與待遇太差，這跟越南在國際產業鏈的位置有關。台灣應該是最能夠理解越南處境的國家，三十年前的台灣毋寧就是現在的越南；代工無非是出賣便宜的勞力為人作嫁，不僅辛苦，同時還得承受很低的毛利率。台灣當時幸運得多，因為當時在製程上還有降低成本的空間。台灣過去有好日子過，主要是因為還能透過改善製程、擴大經濟規模好降低成本與費用，進一步提高獲利率──台灣在製造業管理方面非常具有優勢，這其實就是一種管理財。然而，當流程改善走到瓶頸、規模經濟開始無效率、台灣的人均GDP也拉高到一定水平之後，代工就不再能帶動台灣經濟成長。在此同時，當台灣人已經把代工作到幾乎沒有辦法壓榨出管理財的情況之下，接續在後的中國、越南與泰國等代工國，要是沒有極為強勢的礦產、能源、人力、科技、市場規模、或者計劃經濟作後盾，也很難創造出更高的利潤。

母親節剛過，以喜憨兒手工烘培糕點為主打的慈育庇護工場卻面臨訂單不足、甚至單月虧損二十萬的營運問題。目前慈育庇護工場任用超過四十位身心障礙者，這樣帶有帶有公益性質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倒閉自然是我們所不樂見的結果；從行銷的角度來看，慈育庇護工場該如何刺激市場需求，促使更多人購買身心障礙者製作的糕點？ 糕點烘焙是個極端飽和的市場，除了傳統麵包店之外，各方人馬都競相爭食這塊年產值超過六百億的大餅。以通路端來看，大賣場與便利商店早就將各式糕點視作長銷商品，部分便利商店業者甚至結合「新鮮麵包屋」的概念推出新型態門市；網路團購將戰場拉到百里之外，由中央工廠直接製作配送到家的便捷服務，更顛覆了過去鮮食一定得放在店面賣的迷思。以產品端來看，近年來吳寶春、胖達人發起的「天然酵母手感麵包」直接推動了產業革命，強調窯烤無糖無油的歐式麵包逐漸擄獲許多愛好養生者的消費者，更別說色彩繽紛的馬卡龍更成為當下時尚精緻糕點的代表。糕點烘焙市場的競合證明了「市場沒有飽和，只有重分配」這句行銷學上的老生常談。從這個角度看來，「身心障礙者烘焙的糕點」顯然還有成長空間。

《雲端情人》(Her)是第八十六屆奧斯卡獎最多提名獎中相當獨特的存在，不同於主流商業片，非常具有獨立製片的色彩。本片為史派克瓊斯(Spike Jonze)自編自導的作品，個人風格極強；這類電影通常容易流於自溺，但史派克瓊斯卻成功地使這部電影超脫於一般小品。 圖、西奧多啟動了O.S.One，也開啟一趟特別的生命之旅。 精神與愛情、肉體與慾望、死亡與永生 所謂的好故事，就是讓讀者摸不到劇情接下來會怎樣發展，但當底牌掀開了之後卻又一切合乎邏輯與鋪陳。《雲端情人》拿下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絕對名符其實。人與電腦相戀的情節設定並不讓人陌生，特別是許多日本動漫都有類似的情節；但《雲端情人》每一幕的鋪陳都讓觀眾感到新鮮。 《雲端情人》的第一幕開始於寂寞。單身已久的男主角西奧多(Theodore)是一位專職替人撰寫信件的上班族，每天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西奧多擁有非常特別的能力，只要看著寄信人與收信人的照片，透過細膩的表情與動作就能理解對方的情感，替寄信者寫出文情並茂的信件。西奧多傳遞他人的情感，卻壓抑自己的情感。西奧多寂寞，靠著隨機搜尋的電話性愛宣洩慾望，卻遇不到讓他有感覺的女聲，一段失敗的激情電愛瞬間變成黑色喜劇。寂寞的西奧多因著廣告購買了超智能的擬人作業系統O.S. One。西奧多專屬的O.S. One替自己取名為珊曼莎(Samantha)，不僅聰明、充滿好奇心，而且還擁有人性。一場人與程式的愛情故事就此開展。

這幾年的台灣人很悶。半年來接連不斷的社會運動，更是讓整個台灣簡直悶壞了。支持社運者覺得自己的聲音改變不了社會，好悶；反對社運者覺得這個社會好動盪，也好悶。讓大家稍微不悶的好消息是：除了台灣以外，也有其他國家對於政府感到不滿因此起而抗爭，例如紛擾數月的烏克蘭公投以及美國內華達州武力抗爭事件。台灣人──特別是支持抗爭的年輕世代──彷彿找到了好夥伴似地，把這些事件拿來與台灣類比。然而這些類比除了聊以解悶以外，本質是否相同？ 就拿美國內華達州的武力抗爭來說吧。上個月美國內華達州發生劇烈的擁槍民兵抗爭事件，起因為美國聯邦政府強徵邦迪(Cliven Bundy)的放牧地，引發當地牛仔發動武力反擊。對於非極權體制的政府而言，土地徵收是個國家權力與個人權益直接衝突的棘手議題，只要處理不當就可能引來民怨──當然，對於美國這個自由大於一切的國家而言，聯邦政府繞過州政府直接干涉人民權益，自然是無人能夠容忍。讓我們暫且忽略這次徵收事件的背後脈絡(例如該土地是否真的有瀕臨絕種的烏龜或者邦迪長期不納稅)、邦迪帶有種族主義的宣言、以及內華達州從南北戰爭以來的政治立場，這次事件之所以能演變成轟動全美的劇烈抗爭，關鍵字是「槍」。

行政院主計總處宣布將從2014年起將過去20等分的所得分配統計改為5等分，理由是「符合國際慣例，並與國際接軌」。但所謂的國際標準到底是什麼呢？經濟學界中最常使用的貧富差距是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過去許多國際經濟數據確實很常出現5等分的貧富差距倍數比(即收入前20%者之收入總和為收入後20%者之總和的倍數)，但像 OECD 、 CIA 與 歐盟 所公布的統計數字也是10等分，顯示5等分並非牢不可破國際標準。 從統計學的角度看來，20等分的資料的資訊量完全涵蓋了5等分的資訊量，因此公布20等分的資料同時也等於公布了5等分的資料。官方如果真要跟國際接軌，其實用不著縮減資訊，只要同時註明5等分資料並與國際相比即可──事實上，官方過去也一直採取這樣的做法。換言之，未來國際的趨勢應該是公布的資訊越來越公開透明，而非減少資訊含量；台灣過去公布20等分的的所得分配統計優於世界標準，現在卻反而走了回頭路。 對於主責的財政部而言，最大的原因或許是輿論壓力。先讓我們回到統計的角度來思考以下問題：「將同一筆資料分別以20等分與5等分切割，再將最高所得區塊的所得平均與最低所得區塊的所得平均相除，得道的倍數差異何者較大？」答案當然是「20等分」。以相同母體而言，前5%與後5%的所得倍數比前20%與後20%的所得倍數相比，前者必然大於等於後者，實際應用在國家時差異可能相當巨大。這些令人尷尬的20等分貧富倍數數據不僅難以跟國外相比，同時也容易引發爭論、擴大仇富情結，因此財政部或者行政院基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簡化數據，並不能說完全沒道理。

ASUS於本月11日在北京舉辦ZenFone發表會，沒想到中國版本與台灣版本價格相當，記憶體與儲存空間卻卻硬是比台灣版本高了一個等級。該新聞不僅立刻占據媒體版面，更在各大手機論壇上引來巨大的惡評；ASUS立刻透過臉書官方粉絲團發表道歉聲明，同時提出數項補償措施可供選擇，其中也包含了直接升級為中國版本。這樣的事件對於台灣人而言並不陌生。2012年6月，HTC的旗艦手機One使用了新舊兩款晶片，兩個版本銷售價格相同；HTC在台灣銷售的版本採用了舊晶片，此事件重重打擊了台灣消費者對於HTC的信任。我們雖然無法評估該事件對HTC在台灣市場的品牌形象衝擊有多大，但HTC這一年半的新產品始終無法長居台灣銷售榜首卻是事實；以3C品牌而言，無法在自家市場取得長期優勢是個重大警訊。 跨國品牌向來會根據銷售區域而差別訂價(Price discrimination)，消費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能接受一定價差。對於HTC跟ASUS而言，將不同產品訂定相同銷售價格不過只是差別訂價的變形；但對於消費者而言，「相同產品不同售價」與「不同產品相同售價」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從消費者的邏輯來看，產品品質、稅率、匯率、運輸成本、通路折讓與物價差異等因素都是構成最終售價的因素，因此「相同產品卻不同售價」是「從因到果」，「不同產品相同售價」卻是「倒因為果」。這也解釋了為何ASUS在臉書官方粉絲團上宣稱「台灣版本的ZenFone已經幾乎沒有獲利」，消費者仍覺得這只是一種帶有惡意的歧視(Discrimination)。換言之，假設我們接受ZenFone在台灣與中國成本差為10%，當ASUS在兩地推出相同產品，透過匯率調整之後台灣比中國貴了5%，ASUS雖然稍微少賺但也不至於犯眾怒。消費者從頭到尾唯一關心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沒辦法拿到一樣好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