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

這個月以來，台灣傳播媒體的尺度問題再次成為爭議。首先是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在家長與教師團體的壓力下將《哆啦A夢》送交諮詢委員會，理由是「該節目涉嫌助長校園霸凌」，其次是台北市議員黃珊珊抗議《變態王子與不笑貓》太過露骨又物化女性，接著是文化部針對《進擊的巨人》、《惡魔奶爸》行文東立出版社望其自律，最後是三立電視台的《世間情》劇情太過荒謬接連被民眾投訴。這些爭論無疑地回歸到最基本的新聞學問題上：政府是否有權力控制人民的資訊接收管道？哪些價值有資格限制媒體自由？誰又有權力能設定標準並透過政府執行，要求人民不得接收特定資訊？ 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來，人民有知的自由與權力，不管資訊本身內容為何，政府或者他者都不應該預設任何個體在接收這些資訊之後會有怎樣的反應並以此作為限制其不該接受資訊的理由。簡單說來就是，你不能認為我看完殺人推理劇之後就會用相同手法殺人，更不能因為這個想法就限制我不能看殺人推理劇；假設真的有人因為看了殺人推理劇而殺人，那這個人也一樣得為他的行為負責。換言之，自由主義認為是「人民選擇了被某些媒體影響」，而非「媒體影響了人民」。

證照費用高昂同時競爭者眾多的電信4G終於開台，對於各大業者而言都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一役。電信業龍頭中華電信找來金城武拍攝形象廣告，這段放在YouTube上的三分鐘完整版影片，在短短兩周內就已經突破百萬點閱人次；更驚人的是，去年金城武替長榮航空拍攝的形象廣告帶動台東池上觀光，今年又再次使拍攝地點宜蘭文學館人潮不斷。許多廣告專家一方面質疑這隻廣告與4G網路之間的關係太過鬆散恐怕無法確實提升營收，但另一方面也肯定金城武的渲染力與影響力確實替中華電信帶來美好的意象。 然而，當金城武在廣告裡散發光芒、優雅地說著「世界越快，心則慢」，我想著的卻是「網路越發達，明星則老」。以這個現象最顯著的日本來看，最閃耀的明星幾乎都是在2000年前後出道，例如福山雅治、木村拓哉、阿部寬、松嶋菜菜子等巨星始終是大小螢幕叫好又叫座的代表，這十五年來雖然並非沒有年輕藝人，但就是難以推翻前浪。簡單說來，就是全家聚在電視前的時間變少、看著自己電腦或者手機的時間變多，改變了過去那個容易創造出大明星的環境。網路分散了觀眾的目光，並創造出許多小型素人明星；但當每個人眼中都只看著自己認定的小明星時，就越來越難誕生出能攫取所有人注意力的超級巨星。另一個與網路無關的隱藏因素則是，這幾年來醫美技術大幅成長，保養好的明星即使年過三十看來也能宛如少年少女──畢竟美好的容貌與身型才是超越年紀的明星基本要素。

我對劉克襄的好感自從2012年之後就降到谷底。當時鬍鬚張醞釀漲價，劉克襄在〈 我想吃便宜的滷肉飯 〉中說：「滷肉飯只是以滷汁和碎肉澆在白飯」，讓我驚訝於一個成天在談人文精神的作家居然絲毫沒有文創的概念，這大概是世界上最諷刺的事情之一。近日劉克襄又有驚人的言論，他在自己臉書上發表了一篇〈 蘭嶼適合小七嗎 〉，認為7-11即將進入蘭嶼將破壞蘭嶼的傳統文化，是「漢人帶給蘭嶼的另一個惡靈」──這無疑是種傲慢的想法。 經濟向來是影響文化的最大要素之一，而一個區域之經濟模式形成，除了與天然資源息息相關以外，同時也與人口規模以及貿易形態有關。蘭嶼是座臨近台灣的小島，人口僅5000人，目前除了小規模的農業與漁業以外，同時也仰賴來自台灣充沛的物質資源以及觀光收入。某種程度上，劉克襄沒說錯。蘭嶼如果逐步轉變成現代文化，一方面除了會失去其人文特殊性，另一方面也會降低其觀光價值。然而，我們應該這麼反問劉克襄：為什麼蘭嶼人應該要為了某些台灣人心中期待的桃花源，而維持過去傳統的生活模式呢？

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的〈 忠誠度高？工作能力強？哪一個比較重要 〉直指企業首重員工忠誠度，特別是遇到接班、升遷等職務調動時，都寧可選擇忠誠而非能力。然而，戴勝益雖然言之鑿鑿，但這套「忠大於才」的論述卻時常難以讓員工心服。台灣企業在處理員工忠誠度的議題時，為何總引發爭議呢？ 讓我們先從忠誠的定義看起。戴勝益對忠誠度下的定義是「 忠誠度不是個人崇拜、對上司的愚忠，而是道德感、來自社會認同的價值觀 」，但這句話本身就有很大的邏輯問題。「組織忠誠度」(organizational loyalty)這個議題在西方管理學界也備受重視，其內容指的是「 員工對組織文化與價值觀的認同 」，但這個組織的價值觀可以不等於道德感或者社會價值觀。我在〈 相信我，A&F最後還是會活得很好。 〉談過，A&F(Abercrombie & Fitch)違反了美國主流的反歧視精神卻仍成為流行品牌，顯示企業文化的關鍵在於「是否契合目標客群的價值觀」，而非「契合當代之道德認知」。由此可知，組織忠誠度應該是一種個人對組織文化的認同，並主動發起對組織有利的行動。 然而，在實際執行上，多數台灣企業談的「忠誠」，終究是一種陳腐僵化的封建式愚忠。

今年二月，韓國上映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另一個承諾》(Another Promise)，劇情描述了一位18歲的女孩在一家半導體廠工作，四年後卻不幸罹患白血病而此。女孩的父親不斷追查，發現有許多年輕的白血病患者都來自這家企業。外界普遍認為，這家工廠就是一手支撐起韓國經濟命脈的三星(Samsung)。 事實上，這幾年內已經有超過兩百位三星的生產線員工死於癌症。起初三星雖然願意支付相關醫療費用與喪葬費用，卻不承認三星應當負起責任。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從去年開始追蹤三星處理員工罹癌事件之後續發展，國際主流媒體的涉入迫使三星無從逃避，三星電子CEO權五鉉上個月中於道歉，願意給與賠償。 三星在生產製造與品牌經營上的卓越表現不僅晉身世界前五大科技企業，同時更對台灣科技產業鏈造成衝擊；倘若三星在半導體或者其他相關製程上確實有漏洞，不徹底改革可能加速客戶轉單，但改革卻可能拉高成本而降低競爭力。不論如何，三星這一波員工罹癌事件恐怕很難簡單收場。 這次三星事件，不免讓我們想起台灣。韓國從1999年至今十五年的經濟改革路線，走的其實就是台灣七零、八零年代的政府計畫經濟路子。台灣在總統直選、政治制度正式民主化之後，逐漸揚棄這套什麼都仰賴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雖然至今仍有許多人懷念計畫經濟的高速效率，但當人民開始理解到環境、健康以及城鄉平衡之重要性不遜於經濟發展時，那就註定回不去了。

我曾經念過建中。 關於明星學校的爭議，從我念建中的時候就開始了。他們說，明星學校的壓力很大，每個人都勾心鬥角只想勝過彼此；他們說，明星學校的學生都是不懂得玩的書呆子；他們甚至說，像建中和北一女這種單一性別的明星學校，是個完全違反社會常態的環境。是的，建中的確是個特殊的環境，但許多現象並不如表面顯示地那麼純粹。 把一群在學業上表現得極端優異的高中男孩放在同一個教室裡面，其實是非常神奇的事情。每一個人都曾經是各自學校的榜首或者三甲，如今要在一個班級之中脫穎而出卻都變得異常困難，那是足以摧毀一個人信心的事情。更可怕的事情是，國中的時候，這群男孩往往不只是會念書，同時也會具有某種或者某幾種特殊的才華，例如演講例如唱歌例如游泳例如領導，如今這些才華也會顯得黯淡。人上有人，天上有天，在建中我們說這是神外有神。

十二年國教爭議炒得沸沸揚揚，民間幾乎一面倒地對升學機制的實務操作(例如志願序的權重、免試入學的比例)表示反對，卻幾乎沒有人能點出核心──中學教育的意義以及制度的概念。 制度與執行 讓我們先從制度面談起。台灣過去採取六年國民教育，1967年7月由行政院成立九年義務教育專案小組，經過一年的規畫、評估以及設計，就在隔年1968年9月1日開始實施。在六年國民教育的時代，小學(兒童時期)之後經考試進入初中、初職或者五專，另外也可選擇進入社會就業(青少年前期)；九年義務教育之目的是將基礎教育時間遞延三年，讓學生到十五歲之後才決定自己應該走升學體系、技職體系或者直接就業。十二年國教乍看之下似乎是六年國民教育、九年義務教育的延伸性政策，但情境上卻完全不同。從量的角度來看，六、七零年代的台灣普遍貧窮，因此六年國民教育後的就學率並不高，政府延長基礎教育年限帶動的影響相對大，可確實提升平均受教時間；相對地，台灣目前九年義務教育後的就學率已經相當高，政府延長教育年限隊於平均受教時間影響相當小。從質的角度來看，過去初等教育(兒童時期)、中等教育(青少年)與高等教育(青年)之間都存在著大型會考性質的篩選機制，以考驗其知識建構是否足夠(qualify)進入下一階段，但義務教育終會讓這個篩選作用消失。 台灣「十二年國教」的本質，就是要徹底破除中等教育的篩選機制作用。近期的爭議除了最粗淺的志願填序以外，其次就是對於家長心態以及社會價值觀評論，但更深刻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能期待一個以多元價值為命題的制度，在一個沒有多元價值的社會中正常發揮作用？

近日中國在高考考場上，有位考生被抓到作弊，他立刻大喊：「你知道我爸是誰啊，你就查我？」這不禁讓人想起四年前中國一場車禍，現行犯在逃離現場的時候喊了一句：「我爸是李剛！」這句話在中國成了笑話，也自此揭露了中國官商第二代的醜態，以及裙帶政治、裙帶經濟甚至裙帶司法的惡行惡狀。有趣的是，這次台灣的台北市長選戰，也是一場官二代奮鬥人生大戲。國民黨在台北市長候選人初選放棄了在台北市耕耘已久的丁守中，選擇了出身權貴的連勝文。 但連勝文在最近的一場民調，卻輸給了競爭對手柯文哲高達18%。宣布將獨立參選的沈富雄形容連勝文是「不會打選戰」，但事實上連勝文的問題根本不在不會使用他龐大的政治以及經濟資源，而是他的存在以及言行舉止都能充分引發選民對他的厭惡與仇恨──像這種如此精彩的自我負面宣傳，其實並不多見。當然，連勝文也可以大嘆時不我予。八年前郝龍斌踢下丁守中時，雖然也曾被批評是「裙帶關係下的政治酬庸」，但當時的社會氣氛尚未如此仇視官二代與富二代；另一方面，郝龍斌的態度也相當低調內斂，自然避開了鋒頭，靠著藍軍在北市始終過半的優勢，順利贏得選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放榜，總共錄取八人，而這八人都有大有來頭，例如現任高市警局副局長宋孔慨、市刑大警官歐承鑫、立委潘孟安、市長陳菊辦公室秘書蔡宗倫、前主任李柏毅、國防部前副部長柯承亨等。值得注意的是，這幾位新博士生過去學經歷都沒有與該所直接相關的背景，而該所不僅口試成績占70%，甚至還完全免筆試、免提研究計畫，比一般博士門檻招生來得低。此消息一出，自然引發外界爭議。 近年來學歷研究貶值，動輒耗費四年以上的博士班乏人問津，甚至連台大部分科系都面臨招收不足的窘境，各校為了吸引人才莫不卯足心力。但即使台灣博士教育的現況如此嚴酷，「博士學歷」對於多數台灣人而言仍是一種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榮譽。對於台灣人而言，學術與知識必須超然獨立於權力與金錢，這是一塊政治家與企業家都不應該侵犯的聖域。 從現實面看來，學術與實務並非絕對二分，例如MBA就以招收大量已經擁有權力的政治家與企業家為最高指導，而許多知名的政經人士也都獲得學術界榮譽博士的殊榮──這些現象甚至不僅發生在台灣，在其他先進國家也都相當常見。學術界為了增強自己的影響力，因此積極與實務界連結，其實相當合理；畢竟，再多創新的理論或者研究，如果不能變成政府或者企業實踐時的重要參考，也不過就是象牙塔裡面的幾捲堆灰的陳舊書卷。「權力」的本質就是「影響力」，因此學者與權勢者靠近，對於實踐理論其實是有相當正面的幫助，對學校甚至國家而言都不見得是壞事情。

捷運殺人事件餘波未平。政府雖然試圖透過強化警力降低民眾焦慮，但民眾對於密閉大眾交通工具中的風吹草動仍異常敏感。近日有位自閉症青年在捷運上被誤認有殺人意圖因此造成大恐慌，一段捷運監視器的畫面更讓人能感受到當時情況的可怕：列車開門後，一大群人從接連的三個車廂內驚慌逃出，警方並隨即逮捕「嫌疑犯」。該自閉症青年的母親雖然順利將其保釋，卻強調社會對自閉症的不理解以及過度恐懼實在是「太可憐」。 然而，這種集體的神經質真的很可憐，或者只會是一種短期現象嗎？人類學家既普立茲獎得主賈德戴蒙在其新作《昨日世界─找回文明新命脈》(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中講了一個關於神經質的故事。他自述初次踏上新幾內亞與一群原住民嚮導探索森林，卻發現原住民嚮導們堅持不肯在一棵結實的巨木下紮營，理由是：「這棵樹很大，如果倒下來，會把我們全部壓死。」賈德戴蒙當時認為這些原住民太過神經質，因為這棵樹看起來非常穩固而且毫無腐爛的跡象，實在無須過慮；但待了幾個月之後，他才發現這些原住民的擔憂有其道理。原住民的一生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時間會在深林裡過夜，即使巨樹倒下壓死人的發生機率甚低，但在頻率甚高的前提下，在巨樹下紮營仍具有相當大的危險性。賈德戴蒙在理解因果關係後，稱之為「有益的神經質」。

營運將近二十年的台北捷運，於5月21日首次發非針對性的喋血殺人事件，共造成四死二十二傷。事件發生之後造成社會極大衝擊，22日至24日這三天，台北捷運總共減少了41.1萬搭乘人次，平均每天減少10萬人次，相對於過去平均單日有150萬到200萬搭乘人次而言，減少約7%。新聞不斷重複播放兇手鄭捷以長刀砍人的驚悚畫面，不但使社會陷入一種集體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更讓社會陷入一場巨大的辯論：我們到底該不該判鄭捷死刑？我們倒底該不該廢死？ 支持廢死者有幾大論述：死刑不可逆而且可能誤判、死刑無法有效遏止犯罪、死刑只是一種集體的恐懼反應沒有積極作用、凶手的罪是一種社會共業。鄭捷自述其殺人動機甚至是「希望透過殺人好讓不敢自殺的自己得到法律制裁」，更讓許多廢死者認為，如果沒有死刑，就不會發生這場悲劇。嚴格說來我並不反對廢死這個結論，但這些廢死的論述實在太過膚淺薄弱。 一、「如果沒有死刑，就不會讓想自殺卻不敢自殺的人故意殺人以求死」這個論述完全可以改成「如果沒有監禁，就不會讓想吃牢飯的人故意犯罪以求監禁。」換言之，死刑與監禁這兩大刑罰手段，都有可能從壓抑效果變成激勵效果，我們是否就應該因為這些相對少數特例而廢除死刑與監禁呢？

中國與越南在南海領海主權的爭議引發越南國內劇烈的排華運動，除了中國企業成為攻擊重點以外，韓國、日本與台灣等亞洲企業也遭受或大或小的負面影響。這次劇烈的排華運動除了是越南在政治外交上對中國的抗爭，同時也可以視作是在經濟上對全球化經濟的反動。越南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呢？其國土面積約為台灣十倍、人口將近一億其中越族人占超過八成、人均GDP(PPP)約四千美金，同時還具有國土完整、人口密度低、民族性格勤奮等優勢，在新興國家之中是備受注目的明日之星。越南憑藉其多重優勢，近年來逐漸成為主要的世界工廠之一。目前越南外資投資金額排名，日本第一、韓國第二、新加坡第三、台灣第四，再接下去才是中國等其他國家。如果這次勞工暴動只是一場針對「中國」的政治事件，顯然不會演變到如此劇烈，這顯示了越南勞工對外資不滿的長期壓抑才是深刻的遠因。 越南勞工的不滿主要來自兩方面，一個是物質因素，另一個是精神因素。 物質性的因素就是薪資與待遇太差，這跟越南在國際產業鏈的位置有關。台灣應該是最能夠理解越南處境的國家，三十年前的台灣毋寧就是現在的越南；代工無非是出賣便宜的勞力為人作嫁，不僅辛苦，同時還得承受很低的毛利率。台灣當時幸運得多，因為當時在製程上還有降低成本的空間。台灣過去有好日子過，主要是因為還能透過改善製程、擴大經濟規模好降低成本與費用，進一步提高獲利率──台灣在製造業管理方面非常具有優勢，這其實就是一種管理財。然而，當流程改善走到瓶頸、規模經濟開始無效率、台灣的人均GDP也拉高到一定水平之後，代工就不再能帶動台灣經濟成長。在此同時，當台灣人已經把代工作到幾乎沒有辦法壓榨出管理財的情況之下，接續在後的中國、越南與泰國等代工國，要是沒有極為強勢的礦產、能源、人力、科技、市場規模、或者計劃經濟作後盾，也很難創造出更高的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