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

香港佔中事件引發大規模衝突，相對於台灣年初的太陽花運動完全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當國外媒體都以大篇幅報導中國這次的強制趨離行動，並以「天安門事件」做為對比時，最應該重視香港與中國關係變化的台灣，卻似乎並未投以相對應的關注。以平面媒體而言，事件爆發隔日的9月29日，除了中國時報以外的三大報皆以頭條報導；電視媒體則普遍淡化處理，同時引來張大春在個人臉書的劇烈抨擊；從各家網路媒體平台看來，相關新聞的點閱率相當低迷，到了下午幾乎掉出熱門新聞榜。不論媒體是否透過版面排序影響了讀者的閱讀偏好，只要沒有完全封鎖訊息，面對如此重大的資訊時，台灣讀者應當非常積極地主動搜尋，而非等待媒體餵養資訊。 我們要問，台灣怎麼了？太陽花運動時，台灣是多麼渴望國際注目，而當時香港給了台灣多少關注多少聲援；事隔數月，台灣人對於香港佔中的衝突卻又顯得如此事不關己。我們應當理解，為什麼香港佔中事件對台灣人如此重要？除了台灣與香港的地理位置接近以及兩者與中國的歷史糾葛同樣複雜以外，更重要的是，近十年來中國對台灣與香港的策略具有某種相同的邏輯。換言之，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許多台灣人認為台灣是個國家但香港不是，因此香港遭受中國鎮壓，並不表示台灣也會遭受相同對待。這一方面來自於某種政治上的優越感，另一方面也來自於對中國對港台政策的不理解。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這幾年來我們如此堅信著。我們堅信政治的醜惡與企業的邪佞都是廟堂之上的事情，堅信社會敦厚善良，一片和樂融融。台灣也確實不壞，捷運乾淨整齊、排隊守序有禮，走在路上不忘買串玉蘭花，經過喜憨兒烘焙坊總順手買個土司；特別台北市雖然是個亞洲等級、人口超過兩百萬人的國際都市，卻仍保有某種鄉村式的熱情與人情。我們堅信外國人心中認知的台灣人大多溫柔友善，我們也以此自豪。就連一段交通部觀光局放在台北捷運跟電影開場前的廣告影片，都不斷強調這點。在廣告中，日本、香港與美國的觀光客都異口同聲地認為台灣好棒。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2013年的統計資料，800萬觀光客中約有9成來自亞洲，東北亞合計將近7成，中國佔36%、日本18%、港澳15%；東南亞地區合佔16%，其中馬來西亞為4.9%、新加坡為4.5%；美洲合計6%，其中5%來自美國；歐洲合計3%，最大單一國家為德國，也僅佔0.6%。從這個比重來看，假設我們真的要挑選三種語言、三種臉孔做為代表，應當選擇東北亞的中國、東南亞的馬來西亞以及美洲的美國。甚而尤之，台北市政府今年強打的觀光代言人是日本偶像團體AKB48，而交通部觀光局今年推出的「 讚！台灣 」系列觀光宣傳影片的六大主題更全以白種人為主角。但我們對這一切似乎都看得理所當然。

台北市長候選人連勝文打出了新一波廣告影片，主題是：希望的種子。他提出一個疑問：如果你很有錢、如果你有個有錢的父親、如果你是連勝文，你會作什麼？我們可以看出連勝文競選團隊希望能抵抗外界對於連勝文權貴身分的批評，企圖讓大眾能從反面思考，「連勝文大可利用他權貴的身分吃喝玩樂甚至改善自己的外表，但他沒有選擇輕鬆的道路反而選擇了辛苦的道路，可見其人格之高尚」。如果用兩個字來形容這廣告，我想就是矯情。 在這支廣告裡面，連勝文除了承認自己在物質上占有優勢，還想取得一種道德上的高度。他彷彿在跟全世界宣告：「哈囉，各位悲慘的窮人們，你們口中想要的東西我根本不屑要，甚至我也不需要抽脂無需依靠外在效應就能輕易得到好工作、娶得好老婆。我要的是權力，而這東西是你們在平庸匱乏的日常生活中連想都想不到的吧？哈哈！」是的，市井小民們只會想到要滿足物質上的享受，十分膚淺、非常庸俗，只因為一般人難以存出1000萬養大孩子、500萬環遊世界、100萬辦場婚禮、50萬買名牌包，甚至沒有10萬動抽脂手術。市井小民們在缺乏物質滿足中所誕生的原慾夢想，正好用來襯托連勝文不畏辛勞、高尚超凡的堅定意志。

2011年，中國爆發一連串地溝油事件，長期以來不斷被詬病的中國食安問題終於翻上檯面，迫使官方不得不重視之；當時，台灣人一方面看著北京暗自竊喜，另一方面也深為台灣普遍美味又安全的食品感到驕傲。就在同年，台灣爆發了塑化劑事件。2012年，台灣面對了過期奶粉事件，而中國才在2008年處理了毒奶粉事件。2013年更是精彩，粽子變造製造日期、毒甲苯餐盒、胖達人人工香精、大統黑心食用油，經歷了這一連串事件之後，台灣在華人世界「小確幸之島」的招牌似乎蒙了塵。2014年，中國還沒能解決地溝油問題，台灣卻傳出了地溝油風暴甚至還波及香港──雖然我們不願意承認，但這幾年來，台灣確實用食品不斷證明自己果然是中國血脈相繫的同胞。 解決食安問題最根本的方式當然是提高人民素質，但顯然台灣經濟快速發展了幾十年，在細節上仍沒辦法展現自律性。說到底，世界各國一定都有素質差勁、道德低落的人民，但政府該透過怎樣的手段處理或者避免這些道德危機，終究是制度問題。所謂制度，無非「嚴查」或者「重罰」。

行天宮宣布禁香一周以來，社會輿論可以說是峰迴路轉。最初先是肯定行天宮對環保作出的貢獻，直稱該區域空氣變好，認為這種因應時代變化的宗教改革是必然；接著是從宗教儀式與宗教本質相契合的觀點質疑行天宮的作法，並且認為廟宇與信徒所共構出的文化景觀本身也是信仰的重要環節；質疑聲浪更烈，有人提出了陰謀論，認為行天宮禁香與一殯遷移背後有政經勢力介入，主要動機是為了清理當地住戶、便於都更。最新發展是，除了廟方相關人士否定「宗教改革論」以外，行天宮更於9/1發表聲明，直指「都更論」純屬子虛烏有。事情發展至今已經進入一種信仰的階段──你相信哪個版本的故事，哪個故事就會成為你心中的「真實世界」。 讓我們先用行天宮的例子來看文化跟經濟的連結。許多人想到「經濟」的時候，總覺得那只是個政府家與學者口中虛無飄渺的詞彙，彷彿與庶民的日常生活無關。事實上，一切與物質相關的行為都隸屬經濟活動；更有趣的是，人類生活中的物質往往都有其精神性的意涵，這種精神與物質的相互結合，我們就稱之為文化。

假設這個世界上真的存在各種簡化的單一指標，我們用來判斷企業執行長優劣的指標該是什麼？ 十幾年來營運規模與成長力道始終輸給麥當勞(McDonald's)的漢堡王(Burger King)最近有了新氣象，去年六月才剛當上執行長的史瓦茲(Daniel Schwartz)在一年內成功使獲利提升99%，股價也因此成長16%──而同期間，麥當勞獲利持平，股價下跌3%。惹人注意的是，史瓦茲年僅33歲，而他上一份工作在華爾街。 史瓦茲整頓漢堡王的手法也確實相當「華爾街」。他為了降低固定成本，大刀闊斧地將全球直營店的比重降低到1%不到，並減少員工的各種福利；同時，他也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將漢堡王的菜單上製作繁複的餐點去除，並且增加沙拉與冰沙等餐點以吸引女性與兒童顧客。這兩大營運改革方針確實提昇了漢堡王的獲利，但問題是：長期而言，這些策略是否還能發揮效用？

隸屬王品集團的烤肉店原燒迎來十周年紀念日，集團董事長戴勝益展開行銷活動，宣布只要拿著原燒創辦年度的93年10元硬幣，就能在全台灣24家原燒分店兌換一份餐點。這個行銷活動顯然相當成功，估計總共吸引五萬人次排隊，同時更讓各大媒體爭相報導。這個活動引來許多討論，其中知名律師呂秋遠在他個人臉書專頁上發表了看法，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個活動，認為去排隊的民眾不過是用時薪70元的代價替王品做廣告──不要錢的最貴。 呂秋遠說得對，人類是不理性的生物，但不理性的決策並不表示其沒有邏輯或者道理。不理性就是人性，而人性往往有邏輯脈絡可循。我們不妨這麼想：除了一份餐點之外，這些願意徹夜排隊人到底「賺」到什麼？人類的需求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層次，一種是物質層次，另一種是精神層次；物質的滿足容易計算衡量，而精神的滿足卻往往因人而異，說穿了，不過就是個「爽」。

最近一篇〈 經濟學錯了！西雅圖調高基本工資兩倍，成長速度躍升第一名 〉試圖說明調整基本工資如何帶來更好的經濟發展；當然，這個結論對於現在的台灣網路氛圍而言實在是再政治正確不過，因此有許多人紛紛在臉書跟推特上不斷轉發。然而，我們暫且不論其結論是否為真，這篇文章的邏輯脈絡根本是千瘡百孔、破綻百出，讓人不忍卒睹。嚴格說來，這篇文章可以拆成幾個層次來討論：第一、富人應該致力於降低貧富差距；第二、拉高基本工資可以降低貧富差距；第三、拉高基本工資可以提升企業績效以及區域經濟發展。讓我們來看看，經濟學對於這三個結論的敘述，到底哪些是「錯的」。 關於第一點的結論，我個人不僅完全支持，甚至曾在〈 你以為巴菲特為什麼支持富人稅？ 〉一文章提到相同的概念。從歷史看來，幾乎所有王朝與帝國之所以面臨自我崩解的主因都跟社會不流動、財富過度集中於少數人口、貧富差距過大相關。我非常同意並且理解Nick Hanauer對於可能發生平民暴動的憂慮，當全球化、自動化與網路革命使貧富差距擴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時，任何人都應該不難理解，這個結構勢必會走向某種程度的崩壞。事實上，經濟學老早就意識到貧富差距對於經濟結構的影響甚大，即使是最右派的經濟學家也都會承認貧富差距過大對於經濟發展有害，不然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就不會是所有總體經濟學必上的內容了。那麼，當我們都同意「貧富差距過大對社會發展有害」時，是否意味著我們該接受「拉高最低薪資是最佳解法」這個結論？答案顯然並非如此。

2014年第二季對於三星(Samsung)而言是艱困的一季。三星過去在智慧型手機市場始終拿下三成以上市占率，雖然獲利不如主打高階的蘋果(Apple)，但對於市場的影響力仍可謂舉足輕重；然而，2014年第二季，三星受行動部門銷售下滑以至於獲利大幅衰退超過兩成，智慧型手機市占率更從32%大幅下滑至25%。同時間，智慧型手機單季的銷售量卻攀升到2.95億隻，安卓系統市占率更達到84.6%，較去年成長23%。這意味著，三星的麻煩大了。

這個月以來，台灣傳播媒體的尺度問題再次成為爭議。首先是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在家長與教師團體的壓力下將《哆啦A夢》送交諮詢委員會，理由是「該節目涉嫌助長校園霸凌」，其次是台北市議員黃珊珊抗議《變態王子與不笑貓》太過露骨又物化女性，接著是文化部針對《進擊的巨人》、《惡魔奶爸》行文東立出版社望其自律，最後是三立電視台的《世間情》劇情太過荒謬接連被民眾投訴。這些爭論無疑地回歸到最基本的新聞學問題上：政府是否有權力控制人民的資訊接收管道？哪些價值有資格限制媒體自由？誰又有權力能設定標準並透過政府執行，要求人民不得接收特定資訊？ 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來，人民有知的自由與權力，不管資訊本身內容為何，政府或者他者都不應該預設任何個體在接收這些資訊之後會有怎樣的反應並以此作為限制其不該接受資訊的理由。簡單說來就是，你不能認為我看完殺人推理劇之後就會用相同手法殺人，更不能因為這個想法就限制我不能看殺人推理劇；假設真的有人因為看了殺人推理劇而殺人，那這個人也一樣得為他的行為負責。換言之，自由主義認為是「人民選擇了被某些媒體影響」，而非「媒體影響了人民」。

證照費用高昂同時競爭者眾多的電信4G終於開台，對於各大業者而言都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一役。電信業龍頭中華電信找來金城武拍攝形象廣告，這段放在YouTube上的三分鐘完整版影片，在短短兩周內就已經突破百萬點閱人次；更驚人的是，去年金城武替長榮航空拍攝的形象廣告帶動台東池上觀光，今年又再次使拍攝地點宜蘭文學館人潮不斷。許多廣告專家一方面質疑這隻廣告與4G網路之間的關係太過鬆散恐怕無法確實提升營收，但另一方面也肯定金城武的渲染力與影響力確實替中華電信帶來美好的意象。 然而，當金城武在廣告裡散發光芒、優雅地說著「世界越快，心則慢」，我想著的卻是「網路越發達，明星則老」。以這個現象最顯著的日本來看，最閃耀的明星幾乎都是在2000年前後出道，例如福山雅治、木村拓哉、阿部寬、松嶋菜菜子等巨星始終是大小螢幕叫好又叫座的代表，這十五年來雖然並非沒有年輕藝人，但就是難以推翻前浪。簡單說來，就是全家聚在電視前的時間變少、看著自己電腦或者手機的時間變多，改變了過去那個容易創造出大明星的環境。網路分散了觀眾的目光，並創造出許多小型素人明星；但當每個人眼中都只看著自己認定的小明星時，就越來越難誕生出能攫取所有人注意力的超級巨星。另一個與網路無關的隱藏因素則是，這幾年來醫美技術大幅成長，保養好的明星即使年過三十看來也能宛如少年少女──畢竟美好的容貌與身型才是超越年紀的明星基本要素。

我對劉克襄的好感自從2012年之後就降到谷底。當時鬍鬚張醞釀漲價，劉克襄在〈 我想吃便宜的滷肉飯 〉中說：「滷肉飯只是以滷汁和碎肉澆在白飯」，讓我驚訝於一個成天在談人文精神的作家居然絲毫沒有文創的概念，這大概是世界上最諷刺的事情之一。近日劉克襄又有驚人的言論，他在自己臉書上發表了一篇〈 蘭嶼適合小七嗎 〉，認為7-11即將進入蘭嶼將破壞蘭嶼的傳統文化，是「漢人帶給蘭嶼的另一個惡靈」──這無疑是種傲慢的想法。 經濟向來是影響文化的最大要素之一，而一個區域之經濟模式形成，除了與天然資源息息相關以外，同時也與人口規模以及貿易形態有關。蘭嶼是座臨近台灣的小島，人口僅5000人，目前除了小規模的農業與漁業以外，同時也仰賴來自台灣充沛的物質資源以及觀光收入。某種程度上，劉克襄沒說錯。蘭嶼如果逐步轉變成現代文化，一方面除了會失去其人文特殊性，另一方面也會降低其觀光價值。然而，我們應該這麼反問劉克襄：為什麼蘭嶼人應該要為了某些台灣人心中期待的桃花源，而維持過去傳統的生活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