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太陽花學運看世代信任危機

太陽花學運至今已經屆滿半個月，凱道遊行和平落幕之後，學生仍未從立院撤出。學生代表林飛帆歷經多次修正之後，最後提出四項訴求：退回服貿協議、制定兩岸監督條例、先立法再審查、召開公民憲政會議，若政府不能同意這四項訴求，則將持續占領國會。該訴求主要是希望未來在面對中國時，不論是談貿易協定或者是外交協商，都能有更進一步的法源得以援引；另一方面，更希望透過公民憲政會議討論目前憲政體制之危機。

學運領袖從「應然面」提出訴求，而馬政府則以「實然面」回應，應然與實然之間本來就有取捨的空間，重點是談判雙方如何找出平衡點。學運領袖林飛帆批評馬政府以虛回應、不給確實承諾，但事實上馬政府在這次斡旋上倒是做得相當漂亮。政府一方面堅持服貿不能退回，另一方面則決議逐條審查服貿同時召開公民憲政會議或國是會議，留底線、留空間；學運核心成員對此態度強硬，目前看不到讓步的傾向，下了一手險棋。我認為馬政府反應雖慢，但此次應對已經在應然跟實然之間取得平衡，只要執政黨與在野黨順利逐條審查、公民憲政會議順利召開，絕大多數人民並非不能接受；如果學運成員把話說死、把事做絕，完全不留談判的空間與餘地，已經讓自己陷入進退兩難的情況。非法佔領國會是個久戰不利的戰術，時間越久反對聲浪就會越強；更何況，從憲政基礎看來，不論學運成員們多自以為自己代表了「人民」，其對抗的終究是民主機制下人民直選出的總統與立院。假設學運領袖不願鬆口，那麼接下來只能賭政府無法順利逐條審查或者公民憲政會議失敗，賭贏了則師出有名，賭輸了則將狼狽退出國會。

太陽花學運：政治統獨之爭、經濟左右之爭、社會世代之爭

我始終認為太陽花學運之所以能引發如此大的社會回應，是因為其層次早就超越服貿的程序問題；可惜的是，學運領袖雖然提出了一些建言，但卻始終停留「服貿程序」實在是太低。服貿議題只是導火線，真正的火藥庫則是：政治上的統獨之爭、經濟上的左右派之爭以及社會上的世代之爭。

統獨問題是最顯而易見的觀察角度，世界主流媒體大都認為服貿爭議的主因為「台灣人民反對政府過度傾中」。台灣人逃避面對統獨問題已經逃避了十餘年，最大的盲點在於：越來越多人認知到中國與台灣此消彼長的趨勢，理性上知道長期難逃統一，情感上卻無法放棄獨立。我原本相當期待這次學運的主軸能放在統獨議題，逼迫所有台灣人民以及政府表態，維持現狀都是獨立的一種型式，先確立國家的政治上走向之後，再開始規畫策略並在各種議題上做出取捨。可惜的是，雖然外國人看太陽花學運都認為這是一個統獨路線的衝突，但學運領袖以及台灣人民還是輕巧地迴避了這問題。

近幾年來世界性的貧富差距擴大，助長了各國左派勢力崛起──太陽花學運當然也是這波浪潮下的產物。台灣對中國或者對其他國家開放，其實都會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這幾乎是無庸置疑。台灣有沒有辦法選擇不加入？以台灣的市場規模以及經濟模式而言，鎖國是種最快的自爆方式。以目前台灣平均賦稅只有12%、國民兩黨又都是右派政黨而言，不管未來跟多少國家簽定FTA，幾乎已經確定不可能透過政府執行效果顯著的重新分配。儘管近幾年的社會運動已經頗有左派抬頭的氣氛，但卻依然沒成為這次學運的主軸。

我在〈親愛的嬰兒潮世代，請祝福，但切莫道歉〉探討世代衝突的背景，論述了目前台灣兩個主流世代如何在不同成長環境下，形塑成不同的思考模式與邏輯。我認為，統獨與左右派的爭論仍方興未艾，太陽花學運則又正式掀開這場戰後嬰兒潮世代V.S.後1976世代的戰爭。這次太陽花學運的主要參與者其實並非只有學生，而是20歲到35歲的年輕人，也就是後1976世代；而50歲到65歲的戰後嬰兒潮世代雖然也對服貿的程序瑕疵不滿，卻無法接受太陽花學運長時間佔據國會影響議程。

戰後嬰兒潮世代早年經歷過真正的極權政治，對於這一世代的人而言，自由的政治與繁榮的經濟都是他們努力爭取來的結果。為什麼戰後嬰兒潮世代強調「競爭」？因為競爭是他們獲得成功的方式。為什麼戰後嬰兒潮世代強調「法治」？因為這是他們制訂出來的律法。有位戰後嬰兒潮世代的長輩甚至露骨地說：「如果現在的政府真的像這些學生說得這麼專制霸道，怎麼可能任憑學生占領國會這麼多天？」但對於後1976世代而言，看到的是兩次政黨輪替的過程中，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都以黨綁政，讓所有法定的監督機制淪落為政黨鬥爭的工具。是的，人民擁有投票權，但卻沒有相對應的罷免權、創制權與複決權，以至於人民直選出的政府並非依循人民意志運作，反而是依照政黨意志運行。即使是立法委員，在政黨動員令之下仍得乖乖屈從。對於後1976世代這年輕一輩而言，戰後嬰兒潮世代創造制度不可信任、執行制度的政府與立委也都不可信任──這才是太陽花學運的真正面貌。

世代之間的信任危機

「不信任」絕對是這次學運的核心關鍵字。後1976世代不信任中國政府，也不信任中華民國政府。學生口中的憲政問題與財團問題，不僅是人民對制度的不信任，更是對這些居其位不謀其政的執行者的不信任。或許林飛帆與陳為廷等年輕的學運領袖們都不知道，自己發動的其實是一場後1976世代針對嬰兒潮世代的鬥爭。我始終認為台灣的問題早就不是制度，讓德國人來實行台灣的這套運作系統也一樣可以步上正軌，真正的問題是人，是這群掌握著資源與權力的戰後嬰兒潮世代。

過去的台灣是個中高度信任的社會，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威權時代資訊不透明，但另一方面，過去的政府官僚與創業家也的確具有質樸而自律的專業精神。雖然當時的制度並不如現在這麼開放完整，但彼此互信的社會氣氛卻能充分彌補制度不完善之處。我們應該質問戰後嬰兒潮世代，為什麼在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之後，卻每每展現出讓所有人民都無法信任的行為？而戰後嬰兒潮世代中自律自愛的政經菁英們，當你們看到自己同輩者失序時，又為何總是沉默輕放？社會信任極難建立卻又極易破碎，未來該如何在社會信任低落的情況下讓國家運作恢復效率，是個非常沉重的議題。然而，這已經不是戰後嬰兒潮世代該解決的困境，而是新世代該突破的瓶頸。

我們樂見後1976世代的青年們更加積極地提升社會影響力，例如創業、立黨，用富有創意而和平的手段適時汰換掉太多早該被淘汰的父執輩。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下一代必須超越上一代社會才能不斷進步，讓戰後嬰兒潮世代功成身退是我們後1976世代的責任與義務。戰後嬰兒潮世代必須理解，無理性地壓抑年輕人的選擇與自由，終究會帶來強大的反彈；後1976世代也必須理解，與其責怪環境的困窘倒不如從自己改變開始做起。這場同時混雜著政治、經濟與社會議題的世代戰爭，很可能會成為未來數年台灣發展的主軸。是福，是禍，亦或者福禍相依，我們的命運還沒有定論。

此刻覺醒，一切變革才正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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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嬰兒潮世代，請祝福，但切莫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