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

有人記得王金平是因為哪個法案被用水桶蓋住頭嗎？或者，有人記得李登輝為什麼被潑紅墨水嗎？大眾不會記得這些，只會記得一瞬間的畫面：水桶蓋頭、墨水淋身。你記得馬英九首次被丟鞋是在什麼時候，又是因為什麼事件嗎？我們都忘了，但那其實只是去年的事情。再換個故事，十年、五年後，又或者一年後，你會記得劉政鴻在 2013 年 9 月是因為什麼事件被丟鞋嗎？或者，你會記得那個丟鞋的學生叫做陳為廷嗎？ 陳為廷應該是當下全國知名度最高的大學生，他並非因為有什麼特出的表現成為台灣之光人人讚許，而是因為多次衝撞體制因而評價兩極。他多次採取激烈手段贏得新聞版面，支持者認為他是見義勇為的英雄，反對者認為他不過是個沒有家教的小屁孩。當然這些說法都有很多情緒，暫且去掉情緒，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是：為什麼非得採取激烈的手段？這些手段是否能帶來其所期待的效果？

一年前決定開啟這個部落格，一晃眼已經三百六十五天；那時候在心中替自己立下目標，要在一年內寫出一百篇文章，終於也在此刻完成。不同的是，當時只想著要是一篇文章能有一百人點閱就好了，累積個一萬點閱數也算是對自己有個交代，沒想到現在累積的點閱數已經是超越當時預期的八十倍，甚至很可能在今年底就要突破百萬。 這是一趟奇妙的旅行。 我的起點是什麼呢？應該是看到太多在檯面跟我同年紀的人，不斷自我汙名化「七年級生」這個世代開始吧。只有情緒，或者只有立場的人太多，每一個人都只是想贏、想出名，卻沒有人想弄清楚問題的本質是什麼，只是用很膚淺的證據與推論就不斷妄下結論。這些人會把這個世界變得怎麼樣呢？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是民主最大的惡瘤，只會進一步把國家推向絕境。既然沒有人為自己發聲，那就從自己開始吧。強迫自己用部落格紀錄下自己三十歲這一年的想法，也像是替自己總是無法堅持到底的人生留下些什麼。因此，開始寫部落格的日子，就是我三十歲的生日，這是我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我的文章最初只有好友閱讀，後來有陌生人轉貼，接著開了粉絲團收到許多讀者的來函，慢慢也收到一些寫稿邀約。這一切的事情都來得很快很突然，生活也隨之改變。有些過去不常連絡的朋友因為讀了我的文章開始熱絡起來，認識新朋友的時候也總有人會補上一句「他就是我上次轉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啊」；相對的，為了維持文章質量以及發文頻率，現在運動時間變少、坐在電腦前的時間變多了，心裡時常會有壓力，擔心自己無法如期寫完。 許多事情一開始很簡單，之後就變得複雜起來。有人喜歡我，自然也有人討厭我，文章下的留言開始有情緒性謾罵。我跟多數人一樣，是個害羞怕被討厭的人，即使是莫名其妙毫無道理的批評，也會讓我難過。每一次我都會不斷告訴自己，要莫忘初衷。許多讀者對我說感謝，說我的文章給他們很多啟發，但其實真正要說感謝的人是我。愛我者也好，惡我者也罷，你們願意花時間讀我的文章，至少表示我的文章還有閱讀的價值。甚至，愛我者給我前進的力量，惡我者給我成長的力量，不論是哪一者都讓我更加茁壯，這是難能可貴的機會。於是傷心一陣子之後開始前進，又傷心一陣子之後又開始前進，幾次循環之後，也慢慢變得堅強了起來。不論如何，我想我總是個幸運的人。 我的商周網站責任編輯找上我的時候跟我說：「我們能給你只有名。最好的也是名，最差的也是名。」我沒有想著要...

法國大導盧貝松為了新片《Lucy》到台灣取景，原本該是件美事，沒想到卻惹起爭議。英國每日郵報如此報導" While the attire might be far from what someone living in the conservative country of China might usually wear, it seemed the perfect choice for Scarlett’s character Lucy. "這篇報導引起國內媒體不滿，特別是立場向來敵視中國的自由時報更是語氣激烈地回應「 (每日郵報)不只將台灣視為中國一部分，還將台北市描述成『中國的保守偏鄉地區』，慘將台灣連三級降格加污名化；這不但與原本邀外國影人來台拍片，藉以行銷台灣的美意不符，甚至還成反效果 」、「 由於思嘉片中角色是替黑幫工作的運毒犯，故事背景又是在台北，雖然故事可以杜撰，但若觀影者未來誤以為是在中國拍攝，那麼『台北101』將被誤認為中國的建築物，而台北市則成了中國的偏鄉地區，且還是藏毒之鄉 」。

台灣的勞動市場有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相同的人才在台灣領到的薪水僅約在香港或者新加坡的四分之一。這通常發生在高階勞動市場，例如高級研發人員或者中高階主管。然而，有趣的永遠不是現象，而是人們如何詮釋一個現象。台灣老闆對此的解釋是「員工能創造多少產值就付多少薪水」，換言之，台灣老闆並不認為是自己給太少，而是員工本身無法幫他賺更多。許多人否定這樣的說法，認為員工的產值高於薪資，真正的主因是台灣老闆對於薪水太過吝嗇、壓榨勞工。 事實上，兩種說法可能並存，員工甚至無須否定老闆的說法。把台灣老闆的說法作為假設，一個台灣員工在台灣公司可以創造出一百萬新台幣的價值，在海外卻可以創造出四百萬新台幣的價值，這表示兩家公司能夠發揮出員工的潛能不同。換言之，這表示台灣企業主承認自身的管理能力顯然有段差異。 我始終認為，台灣產業轉型不可能成功的最大主因，就是台灣民間企業主的管理實力普遍低落。我並沒有想否定政府的角色與重要性，政府絕對是因素之一，但在台灣產業已經成熟到某種程度、人均GDP已經高達某種水準之後，企業本身的能力才是國家是否能走向下一階段的關鍵。就以台灣電子業來說吧，過去聯電跟台積電曾能分庭抗禮，如今台積電仍居於產業之首，聯電卻早就失去產業重要地位，這就是不同企業領導者的策略眼光跟執行能力之差異所帶來的結果不是嗎？再從世界各大一流企業來看，例如麥當勞、GOOGLE、LV、BENZ等，多數皆不是依靠政府「規畫」才創立出偉大的事業，但這些企業的存在卻實實在在地拉高一個國家的國際影響力與經濟水準。就以許多台灣人最喜歡嘲諷的HTC來說吧，2010年與2011年就貢獻台灣出口成長不少；2012年與2013年台灣出口不振，也與HTC銷售失速相關。

倒閣案未過，某種程度上對於國民黨跟民進黨而言都鬆了口氣。國民黨當然不希望失去江宜樺這棋子，民進黨也不希望拉長戰線──最重要的原因是，兩黨現在都面臨相當嚴重的內部動盪，這時候如果不先解決黨內的問題，明年的大選恐怕也不用選了。基本上這次的倒閣就是一次大家各自盤算後非得要演出的戲碼，重點是過程；對於兩黨的立委而言，要是真的通過倒閣案，馬上面臨的就是解散國會的危機。沒解散還好，要是解散成功，這時候又要回到兩黨政治的核心命題，要是誰不效忠，恐怕國會重選也沒自己的份。所以，卡在政黨政治這點，沒有幾個立委會冒著失去權力的風險讓倒閣案成功。 台灣的民主政治就是以政黨政治為主軸的體系。這其實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世界各個民主國家，哪個國家完全沒有政黨政治的色彩？中國民運份子王丹對於台灣倒閣案的看法是，「 民調53%以上贊成倒閣，民意代表中是六成以上反對倒閣。台灣憲政民主發展進程中，出現這樣的倒掛現象不是第一次了。這顯然有問題。是民調有問題？還是選舉制度有問題？ 」他談的問題可以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個問題關乎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第二個問題則是政黨在民主政治中到底應該具有多高的地位。 第一個問題，關於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民調是一種直接展現民意的方式，從王丹的角度看來，民調代表民意，自然應該超越一切。概念上看來，直接民主當然比間接民主更貼近全民的想法，然而如果讓民眾決定一切議題，那麼則可能造成更多麻煩。首先，我們是否可以用民調取代投票當作全民的決策？如果用民調，最大問題是太容易被少數人操弄；如果用投票，最大問題則是成本太高。其次，民眾對於各種議題的理解不見得夠全面，而且太可能用當下的情緒決定結果。最後，到底有哪些議題應該全民投票呢？是不是應該要有程序與標準才能決定？相對的，如果把決定權交給某個單位，是不是又會犯了未審先判的盲點？簡而言之，間接民主固然有其缺點，但相對於直接民主可能造成的混亂，仍然不可或缺──除非我們的人口減少到三千年前雅典的水準。

近日文化部長龍應台提出應該課徵5%的電影稅，該稅不繳入國庫，而是由文化部直接作為電影產業發展之用。但這樣的建議也帶來反對的聲音。導演魏德聖、王小棣、馮凱與九把刀就認為，對電影課稅拉高電影票價，假設廠商(電影院與片商)不自己吸收直接反應給觀眾，可能會嚇走觀眾、降低整體票房。暫且先不論誰對誰錯， 兩者爭論的核心其實就是市場自由度的問題 。政府當然希望能進一步擴權，透過資源重新分配讓市場改變成政府想要的樣貌。廠商則希望政府干預越少越好， 特別是這些在票房上相當有斬獲的導演，自然不希望自己因此少賺錢，甚至政府還把這些錢拿去補貼給他們不見得認同的同業。 政府與廠商的邏輯至少分明，但人民的態度呢？觀眾的立場呢？有些人支持、有些人反對，但似乎仍是反對者多於支持者。這麼說吧，如果用問卷問「你支持電影額外課稅以補助台灣電影產業發展嗎？」結果會是反對者多於支持者，理由是應該讓市場自由化。如果問「你支持台灣政府扶持發展電影產業嗎？」結果則會是支持者多於反對者，理由是台灣應該要發展附加產業高的產業。換言之，雖然許多人都會口口聲聲要政府負責規劃產業發展，但如果需要人民有所犧牲，例如禁止好萊塢電影進口數目(假使台灣敢對美國這麼做)，那麼人民又會反對到底──人民真的「想」好我們需要怎樣的電影產業政策嗎？我想沒有，只是單純憑著感覺發言。有趣的是，九把刀說過一句非常從觀眾角度出發的話，反而說清了觀眾拒絕政府限制、要求市場自由開放的心態。「我們要支持好片，而不是支持國片。」 問題是，好片由誰定義？又該如何定義？ 如果從台灣這些票房大導的角度看來，當然會賣座、能賣座的電影就是好電影。邱瓈寬導演在金馬獎公布入圍名單之後，對於自己的電影沒能佔得席次而大發雷霆，顯然她認為自己的電影賣座成這個樣子，既然得利，理當得名。的確，賣座的電影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只有商業利益才能驅動一個產業良性運作，邱導演對台灣電影產業自然有其貢獻。 從產業角度看來，賣座的電影是好電影；然而，即使從產業角度看來賣座電影必然是好電影，也並不表示好電影必然賣座。

半澤直樹這部日劇不僅在日本最高收視率達到46.7%的超高收視率，在台灣也引發許多共鳴與討論。有人這麼說過，「抑鬱的時代需要喜劇，歡樂的年代需要悲劇」，戲劇往往能彌補一個時代的不足，讓人們得以從現實中尋求現實生活的不足與缺憾。半澤直樹大紅，一方面可能反映出台日兩地過度重視形式上的權力層級以至於員工時常不得志，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出我們需要正義──或者精確點說來，我們需要「簡單的正義」。 近十年來，任何邪惡的背後都可能有其不可抗力的成因、任何正義的背後也可能有其貪婪為私的動機──所謂「多元價值」，一種後現代的、解構式的思想幾乎成為主流。多元價值提醒我們這個世界太過複雜，因此必須要從不同角度切入才可能更靠近「真相」一些，但相對地，世界也就變得複雜到我們無法對任何事物下任何判斷。沒有任何價值觀是錯的，所有價值觀都應該等值等重，但就是不能認為有某種任何特定價值觀高於他者──這是一種永遠站在批判角度、永遠為真的邏輯。因此我們看到各種電影與戲劇中，時常出現「不那麼壞的壞人」與「不那麼好的好人」，是非對錯變得比現實生活更加複雜難懂，太多時候甚至讓觀眾找不到投射的對象。

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國會的激烈攻防未止擋下預算暗，使得美國政府只得暫時停止運作；另一方面，台灣立院受九月政爭紛擾以至於法案遲遲無法通過，一樣陷於政治停擺的態勢。然而，政府一旦停止運作，衝擊的不只是政黨以及全國國民，同時可能會影響邦交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強權，政府關門造成的影響將會影響世界。 台灣政府的效能不彰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即使沒有九月政爭，這幾年來立院議程延宕的情況也越來越嚴重。一方面，法案的數量以及複雜度有增無減；另一方面，部分具有巨大爭議性的法案在立院外也引起滿城風雨，無法輕易決議。許多輿論紛紛批判這種政事效率低落的現象，並直指終日爭議不斷的立委們是最大元兇，但事實可能不盡然如此。 以一般的組織作為比喻，就像是長期目標與短期效率的矛盾。在最好的情況下，長期目標與短期效率彼此契合，組織便可毫無後顧之憂勇往直前，但可惜這個世界往往並不如此美好。就拿最新季報產生虧損的HTC來說，假設機海攻勢是個可以同時完成短期效率(營運獲利)與長期目標(品牌形象與企業發展)的策略，那麼HTC根本無需考慮其他選項──但問題是機海策略顯然失靈。這就是HTC目前最大的困境：失去獲利空間會衝擊研發與行銷、失去品牌形象則可能在市場上消失。兩者都很可能造成很糟糕的後果，但終須擇一。

Color Run 號稱地球上「最歡樂的五公里路跑」，上周在台北大佳河濱公園正式開跑。與其說 Color Run 是路跑，不如說這是一場五彩繽紛的嘉年華會，每個參賽者都在途中被噴上各色彩粉，自然讓人雀躍。然而 Color Run 卻也引發了爭論。 反對者認為， Color Run 使用的大量彩色玉米粉雖然號稱無毒，但仍會對環境造成負擔。上個月一場模仿 Color Run 的 Color me Rad ，使得大佳河濱公園脆弱的草皮卻因為玉米粉而腐爛──即使玉米粉遇水即溶，但這些勾芡濃稠液體卻可能使草根無法呼吸。其次， Color Run 噴灑的大量玉米粉吸入肺部將造成人體負擔，五公里的距離就可能造成不適。最後，天然的玉米粉是食物，我們不應該如此浪費食物。 支持者則認為，環境負擔的問題只要透過更換場地就能解決，身體不適者也應該自行斟酌不要勉強。至於浪費食物的問題，從長遠看來根本不是問題，因為過期腐爛的食物更多。支持者更認為，例如西班牙的番茄節雖然也消耗了大量新鮮番茄，但卻也因此形成一種強烈的文化景觀，帶來的觀光效益遠遠超過耗費的食物。更有支持者直指，台灣人始終抱持著保守心態攻擊這些充滿創意的外國文化，才會始終缺少這些特殊有趣又充滿創新意義的文化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