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

這個月以來，台灣傳播媒體的尺度問題再次成為爭議。首先是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在家長與教師團體的壓力下將《哆啦A夢》送交諮詢委員會，理由是「該節目涉嫌助長校園霸凌」，其次是台北市議員黃珊珊抗議《變態王子與不笑貓》太過露骨又物化女性，接著是文化部針對《進擊的巨人》、《惡魔奶爸》行文東立出版社望其自律，最後是三立電視台的《世間情》劇情太過荒謬接連被民眾投訴。這些爭論無疑地回歸到最基本的新聞學問題上：政府是否有權力控制人民的資訊接收管道？哪些價值有資格限制媒體自由？誰又有權力能設定標準並透過政府執行，要求人民不得接收特定資訊？ 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來，人民有知的自由與權力，不管資訊本身內容為何，政府或者他者都不應該預設任何個體在接收這些資訊之後會有怎樣的反應並以此作為限制其不該接受資訊的理由。簡單說來就是，你不能認為我看完殺人推理劇之後就會用相同手法殺人，更不能因為這個想法就限制我不能看殺人推理劇；假設真的有人因為看了殺人推理劇而殺人，那這個人也一樣得為他的行為負責。換言之，自由主義認為是「人民選擇了被某些媒體影響」，而非「媒體影響了人民」。

證照費用高昂同時競爭者眾多的電信4G終於開台，對於各大業者而言都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一役。電信業龍頭中華電信找來金城武拍攝形象廣告，這段放在YouTube上的三分鐘完整版影片，在短短兩周內就已經突破百萬點閱人次；更驚人的是，去年金城武替長榮航空拍攝的形象廣告帶動台東池上觀光，今年又再次使拍攝地點宜蘭文學館人潮不斷。許多廣告專家一方面質疑這隻廣告與4G網路之間的關係太過鬆散恐怕無法確實提升營收，但另一方面也肯定金城武的渲染力與影響力確實替中華電信帶來美好的意象。 然而，當金城武在廣告裡散發光芒、優雅地說著「世界越快，心則慢」，我想著的卻是「網路越發達，明星則老」。以這個現象最顯著的日本來看，最閃耀的明星幾乎都是在2000年前後出道，例如福山雅治、木村拓哉、阿部寬、松嶋菜菜子等巨星始終是大小螢幕叫好又叫座的代表，這十五年來雖然並非沒有年輕藝人，但就是難以推翻前浪。簡單說來，就是全家聚在電視前的時間變少、看著自己電腦或者手機的時間變多，改變了過去那個容易創造出大明星的環境。網路分散了觀眾的目光，並創造出許多小型素人明星；但當每個人眼中都只看著自己認定的小明星時，就越來越難誕生出能攫取所有人注意力的超級巨星。另一個與網路無關的隱藏因素則是，這幾年來醫美技術大幅成長，保養好的明星即使年過三十看來也能宛如少年少女──畢竟美好的容貌與身型才是超越年紀的明星基本要素。

我對劉克襄的好感自從2012年之後就降到谷底。當時鬍鬚張醞釀漲價，劉克襄在〈 我想吃便宜的滷肉飯 〉中說：「滷肉飯只是以滷汁和碎肉澆在白飯」，讓我驚訝於一個成天在談人文精神的作家居然絲毫沒有文創的概念，這大概是世界上最諷刺的事情之一。近日劉克襄又有驚人的言論，他在自己臉書上發表了一篇〈 蘭嶼適合小七嗎 〉，認為7-11即將進入蘭嶼將破壞蘭嶼的傳統文化，是「漢人帶給蘭嶼的另一個惡靈」──這無疑是種傲慢的想法。 經濟向來是影響文化的最大要素之一，而一個區域之經濟模式形成，除了與天然資源息息相關以外，同時也與人口規模以及貿易形態有關。蘭嶼是座臨近台灣的小島，人口僅5000人，目前除了小規模的農業與漁業以外，同時也仰賴來自台灣充沛的物質資源以及觀光收入。某種程度上，劉克襄沒說錯。蘭嶼如果逐步轉變成現代文化，一方面除了會失去其人文特殊性，另一方面也會降低其觀光價值。然而，我們應該這麼反問劉克襄：為什麼蘭嶼人應該要為了某些台灣人心中期待的桃花源，而維持過去傳統的生活模式呢？

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的〈 忠誠度高？工作能力強？哪一個比較重要 〉直指企業首重員工忠誠度，特別是遇到接班、升遷等職務調動時，都寧可選擇忠誠而非能力。然而，戴勝益雖然言之鑿鑿，但這套「忠大於才」的論述卻時常難以讓員工心服。台灣企業在處理員工忠誠度的議題時，為何總引發爭議呢？ 讓我們先從忠誠的定義看起。戴勝益對忠誠度下的定義是「 忠誠度不是個人崇拜、對上司的愚忠，而是道德感、來自社會認同的價值觀 」，但這句話本身就有很大的邏輯問題。「組織忠誠度」(organizational loyalty)這個議題在西方管理學界也備受重視，其內容指的是「 員工對組織文化與價值觀的認同 」，但這個組織的價值觀可以不等於道德感或者社會價值觀。我在〈 相信我，A&F最後還是會活得很好。 〉談過，A&F(Abercrombie & Fitch)違反了美國主流的反歧視精神卻仍成為流行品牌，顯示企業文化的關鍵在於「是否契合目標客群的價值觀」，而非「契合當代之道德認知」。由此可知，組織忠誠度應該是一種個人對組織文化的認同，並主動發起對組織有利的行動。 然而，在實際執行上，多數台灣企業談的「忠誠」，終究是一種陳腐僵化的封建式愚忠。

今年二月，韓國上映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另一個承諾》(Another Promise)，劇情描述了一位18歲的女孩在一家半導體廠工作，四年後卻不幸罹患白血病而此。女孩的父親不斷追查，發現有許多年輕的白血病患者都來自這家企業。外界普遍認為，這家工廠就是一手支撐起韓國經濟命脈的三星(Samsung)。 事實上，這幾年內已經有超過兩百位三星的生產線員工死於癌症。起初三星雖然願意支付相關醫療費用與喪葬費用，卻不承認三星應當負起責任。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從去年開始追蹤三星處理員工罹癌事件之後續發展，國際主流媒體的涉入迫使三星無從逃避，三星電子CEO權五鉉上個月中於道歉，願意給與賠償。 三星在生產製造與品牌經營上的卓越表現不僅晉身世界前五大科技企業，同時更對台灣科技產業鏈造成衝擊；倘若三星在半導體或者其他相關製程上確實有漏洞，不徹底改革可能加速客戶轉單，但改革卻可能拉高成本而降低競爭力。不論如何，三星這一波員工罹癌事件恐怕很難簡單收場。 這次三星事件，不免讓我們想起台灣。韓國從1999年至今十五年的經濟改革路線，走的其實就是台灣七零、八零年代的政府計畫經濟路子。台灣在總統直選、政治制度正式民主化之後，逐漸揚棄這套什麼都仰賴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雖然至今仍有許多人懷念計畫經濟的高速效率，但當人民開始理解到環境、健康以及城鄉平衡之重要性不遜於經濟發展時，那就註定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