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

從未來看來2013年將是個重要的年度。在這一年中，美國與日本這兩大經濟體皆持續推動貨幣寬鬆政策，但世界經濟仍處在一個相當疲軟的狀態。過去只要推出貨幣寬鬆，就能很快提振消費並帶動就業率，讓經濟重新回到成長的軌跡上。但2013年證明了世界經濟已經發生巨大的質變。更寬鬆的貨幣政策仍無法刺激出更高的需求，人們更傾向把財富轉成房地產與貴金屬而非消費或者投資；就業率持續疲軟，世界各國又開始擁抱製造業最大也最無法解決的議題就是世界性的貧富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貧富差距來自於兩個層次，一個是國際上強國與弱國間的差距，另一個是各國國內富人與窮人間的差距，前者往往會引起戰爭，而後者則會引發革命。 造成貧富差距的原因，第一個是世界扁平化。人貨財資訊的交流都越來越沒有限制，使得競爭力強大的商品會取得更大份額的市場占有率，表面上是個完全競爭市場，事實上則會越來越趨向寡佔市場。大型跨國企業同時握有人才、現金、產能以及市場資訊等關鍵要素，在這場巨大的商業戰爭中具有相當強悍的優勢。這意味著，大型跨國企業不僅能賺取更高的利潤，同時還能透找來最好的人才以架高進入障礙；當然，這些企業家與高階白領拿到的報酬也不可同日而語。換言之，世界扁平化不僅會拉大擁有更多大品牌的強國與弱國的差距，更會拉大富人與窮人差距，關鍵在於消費趨向集中、贏者全拿。

印度是現今世界上男女最不平權的國家之一，但當西方對於自由以及各種平權的概念逐漸滲透印度時，即使路途遙遠，這股能量總會逐漸轉化成現實的制度或者藝術。《救救菜英文》就是一部印度文化下又帶有女權思想的電影。 圖、莎希與她快樂的英文課夥伴們 「傳統」與「女性」的雙重弱勢 女主角莎希是位擅長做手工甜點的傳統印度婦女，先生是位現代高知識分子的企業精英，並育有一對兒女；她最大的困境是自身英文不好，同時在家中的地位並不高，連女兒都時常嘲諷她的英文不好。莎希代表了印度傳統婦女在現代社會中的窘境，「傳統」與「婦女」的雙重身分使其無法得到家人的尊敬。在莎希妹妹曼妞的邀約下，莎希抱著忐忑的心情獨身提前四周到紐約籌備大姪女蜜拉的婚禮。一次偶然的機會下，莎希瞞著所有人參加了為期四周的英語會話速成班，並認識了男主角法國男同學羅倫。莎希與羅倫漸生情愫，撞見兩人一同逛街的二姪女蕾妲也鼓勵莎希要勇敢追求愛情。

2013年，我們發現太多過去信以為真的現實，其實都是謊言；這一年的代表字是「假」，我們開始揭穿彼此虛偽的面貌，彷彿每一張溫柔的笑容都不過只是化妝術。年輕士兵枉死縮影了軍隊的腐敗、立院龍頭關說縮影了政府的內鬥、食品危機縮影了小企業的敗德、暗管排汙縮影了大企業的貪婪、報導不實縮影了媒體的嗜血、幾顆鑽石縮影了宗教的反智。是的我們願意相信，我們願意相信軍隊中政府中企業中媒體中宗教中一定存在著溫厚良善我們所珍愛的人，但再多的正直善良卻無法讓這些惡毒的謊言成真。 這世界上從不存在能騙過眾人的謊言，只存在著願意相信謊言的眾人。我們的信任究竟是一種善良，亦或是鄉愿？ 嘿，親愛的台灣人，你不覺得奇怪嗎？當我們慣常以顯然不符成本的價格購買物品時，我們為何相信正派的廠商能長久經營？當我們批判一切價格調漲、不認為企業經營理當獲得高利潤時，我們為何相信自己的聰明才智應該獲得加薪？當我們打從內心相信「好男不當兵」、「台灣軍隊無力抵擋中國侵犯」、「軍備武力應該持續縮減」時，我們為何相信失去「戰鬥與榮譽」這個終極意義的軍隊能夠不腐敗？當我們允許立委將多數時間與資源放在「選民服務」，終日看見無數老百姓透過立委向政府提出各種不合理的壓迫時，我們為何相信「關說」不是一種「選民服務」的變型？當我們自認是政府的頭家，把政府當作是一種服務業、粗暴地踐踏政治人物的尊嚴時，我們為何相信這不是反淘汰機制正不斷逼走我們期待的菁英？ 當我們能自由地在政治與經濟上做出各種選擇，我們為何相信人民無需對各種矛盾的亂象負責？ 你曾想過這些問題嗎？或者，你曾意識到這些矛盾應該是種問題嗎？ 如果你不願意去看見這些顯而易見的矛盾，不願意理解在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之下人民的責任，我們真的相信「民主與自由是台灣最高的價值」嗎？我們該承認，過去十年來我們面對所有社會議題的一貫邏輯，就是找到替身稻草人之後就把所有的飛鏢毒針都往其身上丟，卻我們從沒想過我們自身既是被害者，同時也是加害自身者。 嘿，親愛的台灣人，你不覺得奇怪嗎？有些人告訴你，大企業都很惡質所以應該要打壓大企業，那麼當小企業也出事的時候，我們就該打壓所有民營企業嗎？有些人告訴你「政府不該與民爭富」並要求政府解散國營企業，但這些人同時又喊著民營企業全都很貪婪，那麼我們應該棄絕任何型態的企業、回歸到手工業時代嗎？有些人告訴你，我們要革命推翻暴權，卻無法解釋我們要改革...

雖然日月光排放汙水事件仍未偵查終結，但這將成為台灣政經歷史上的關鍵點。 在九零年代之前，台灣尚未採取民主政治，此時政府不僅擁有絕對政治權力，同時也擁有絕對經濟權力。當時台灣採取計畫經濟，由政府決定好國家發展的重點產業以及龍頭企業，接著就是集中資源硬拼，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計畫經濟顯然是種非常有用的策略，不但使台灣在國際經濟舞台迅速崛起，現在的新加坡、韓國與中國也都依循這條路線成功。計畫經濟下的政府角色非常重要，除了是策略決定者、資源分配者以外，同時也是懲罰者。假設有任何國家企業或者私人企業違反發展策略或者損害國家利益，政府就必須懲處企業以及企業負責任人。 在自由經濟中，政府權力大幅弱化。政府雖然能夠決定策略，但卻無法以強制手段大幅改變資源的分配模式；政府對企業的影響力雖然降低到最小程度，但這「最小程度的限制」仍必須以國家整體利益為本。許多人認為政府在自由市場經濟下不應該對企業進行任何程度的限制，但這其實是個誤解；基於企業行為往往會帶來外部成本為前提下，政府仍必須設下規則，並嚴加控管。換言之，政府除了給予最小程度的控制以外，盈虧完全該由企業自行承擔。

近年來的主流雜誌都非常喜歡宣導一個概念，「人應該要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才會成功」。當然，我們的確看到許多成功者都是從年輕時就不斷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例如過世三年影響力絲毫不減的賈伯斯，更是促使許多人積極實踐自我意識的經典勵志故事。然而，包含賈伯斯在內的成功夢想家們，事實上是一種生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我們只看得見成功的人，卻忽略了失敗的人也可能有完全一樣的特質或者行為傾向。 基本上，多數為了追求興趣而轉換跑道者，最後都慘遭失敗。我們非常容易遇到身邊有二十五到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突然想辭職去做跟自己過去學歷以及當下工作完全無關的事情，然後說，「那是我的興趣，我想去試試看」。然而「嘗試興趣」應該是大學生活的主要目的之一，萬一真的在出社會之後才遇到心頭好，那應該也得逐步增加自己投注在這件事情上的時間，而不是立刻辭職。說穿了，如果連把生活中多餘的時間放在這件事情上面都做不到，那麼辭職之後真的能持續保持「興趣」嗎？太多追尋的本質都是逃避；嘴裡說著夢想，下意識卻只是想著如何躲開當下的壓力。這也就是我們很容易看到很多人總在不同的「興趣」之間轉換游移，三、四年過去卻仍一事無成。

關啟文一篇〈 同性婚姻是人權嗎？ 〉的長篇文章，鉅細靡遺地討論了目前反同志婚姻者的論述，幾乎是集大成的一篇文章──然而本文中卻隱藏許多假設，雖然能使邏輯流暢，但事實上這些卻有非常多可議之處。我將以關啟文的原文順序，以本篇文章一一回應這些反同志婚姻的論點，並藉此提出一套論述。 一、同志婚姻勢不可檔？ 在該段中，關啟文破題指出「 同運可說是世界大潮流，在廿一世紀初，同性婚姻的浪潮顯得來勢洶洶，但到今天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還是少數。 」對此，關啟文先生的結論是「 或許台灣會成為第一個容許同性婚姻的亞洲政府？面對這個遠景，不單同性戀者，還有許多支持同運的非同性戀者也會興奮雀躍，因為他們認為接納同性婚姻代表開明和先進。然而這種觀點真的對嗎？ 」 事實上，我反倒不認為同志婚姻算是一種「世界大潮流」。以亞洲來看，除了台灣、泰國與香港之外，其他國家幾乎都不成氣候；即使在文明較為先進的歐洲與美國，也並非各國皆然，更不論相對落後的非洲與南美洲。然而，我認為台灣的確非常可能是第一個通過同志婚姻的亞洲國家，除了台灣的思想發展較為先進、包容多元文化的能力較強以外，台灣並沒有很強的宗教信仰與深厚的傳統價值才是關鍵。例如新加坡與日本受儒家影響很深，對於家庭的概念還非常傳統；韓國除了受到儒家影響以外，其受天主教與基督教甚深，社會氣氛相當嚴謹。 台灣目前不存在明確的單一價值體系(包含宗教)，呈現多元發展的發散狀態；就這個角度而言，台灣人向來自豪的多元文化是促發同志婚姻的最佳環境。 如果台灣真的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國家，這對於我們自身以及整個亞洲而言，都絕對是相當具有指標性意義的事情。我們應當為此驕傲，不是嗎？

社群網站上總有許多憤青，終日在談「反資本主義」與「革命」。然而，提出這些論調的人往往沒有什麼理論，與其說有志難伸，不如說是為反而反，進一步拉高了社會對立。當然，革命的訴求或者並非沒有道理，但我們更應該進一步追問：這些憤青們到底要革的是什麼命？ 資本主義的本質是財產私有化。這簡短的五個字包含了：私人所有權、私人企業、利潤、競爭、消費市場、勞工市場等概念，這些概念彼此難以切割。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相對概念，主張去除財產私有化，讓政府平均分配所有的勞動成果；在美國，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社會主義跟共產主義甚至是同義詞。資本主義是自由主義中關於經濟的論述，反對政府侵占人民的私有財貨。政府在資本主義中的定位，就是讓資訊透明化，避免資訊不對稱帶來的欺騙──這也就是為什麼真正的資本主義者都深惡痛絕這些惡意欺瞞的企業。真正的資本主義鼓勵企業發揮更多創意好賺得更多利潤，但絕對不允許任何型式的騙局。資本主義是一種物競天擇的自然律，強者全拿弱者死去；在最極端的情況下，資本主義會促發嚴重的貧富差距。 世界是這個樣子，走向任何一種極端都會加速系統瓦解，例如極端的共產主義或者極端的資本主義。我們都很了解共產主義是如何引發人類的怠惰而導致自我毀滅，但財產私有化的問題在歷史上也絕非罕見。仔細思考所有王國與朝代的末期，都是因為財產私有制度造成社會無法流動，出生在好家庭的人不需要努力就可以得到一切，出生在社會底層的人永無翻身之路。說到底，極端的共產主義與極端的資本主義都是緊扣著「公平」這個概念。共產主義否定了人天生就有能力差異，讓努力又有才華的人得不到更多報酬，這是一種不公平；資本主義的末期則使努力又有才華的人無法出頭，這也是一種不公平。但資本主義不論如何都還是比共產主義好，因為打壓強者從來就不會使弱者變強，而怠惰永遠比貪婪更容易帶來自我毀滅──這也就是為什麼共產主義崩潰的速度總是如此之快。

台大哲學系兼任副教授、靜宜大學副教授柯志明日前在公視有話好說節目中指出，兔唇、同性戀、天生缺手者都不自然。關於任何一種現象自不自然、正不正常，其實可以從很多不同角度來看。例如從「比例」來看，多者為自然、少者為不自然：例如從「功能」來看，功能充分者為自然、欠缺者為不自然。 柯志明的論點，就是從功能的角度來看。兔唇與天生缺手屬於「功能缺陷」，換言之，功能正常才能算是自然，功能不正常當然就是不自然──因此，柯志明把同性戀當作一種「功能缺陷」。 雖然柯志明有邏輯，但這邏輯簡直讓人作噁。對於柯志明而言，婚姻之於同性戀就像是缺手者之於戴手套一樣，是基於功能殘缺所以不能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柯志明怎麼看待婚姻關係，但我認為婚姻關係的關鍵就是愛與承諾。西方在談愛情的本質，提出三元素：情感、慾望與承諾，已經道盡了兩個人關係最完美的型態。 婚姻制度的神聖性，是來自於兩人願意彼此許下此生相愛的承諾；愛有多深刻、愛有多堅貞，一段婚姻就有多神聖。而愛與承諾，跟雙方是否同性完全無關。

有個問題是這麼問的：「如果可以讓時間停留，你想停留在什麼時刻？」假設把台灣擬人化，讓台灣回答這個問題，那麼答案會是什麼呢？ 2000年的時候，民進黨第一次執政，彼時最大的議題就是台獨與否。在那幾年之間，媒體最常做的調查之一就是在「統一」、「獨立」與「維持現狀」中三選一；有趣的是，選擇「維持現狀」的比例始終維持在五、六成以上，儼然成為台灣人的共識。那時的台灣正是意氣風發，經濟穩定、社會開放同時政治民主，相對於剛破產的韓國、回歸中國之後被指派領導者的香港或者即將面臨接班問題的新加坡，台灣完全是亞洲閃耀的明日之星。 然而，相對於明確的「統一」或者「獨立」，「維持現狀」顯然是個曖昧的選項。我們想維持「現狀」，維持政治上的獨立、經濟上的強勢、社會上的自由，但「維持」並不表示靜止不動，隨著時間過去，世界總會不斷改變。人生的道理是這樣，不進則退。我們以為自己手上的籌碼很多，所以不斷內耗。我們理解「自由民主」的方式就是不斷地說自己想說的話，卻沒有人在聽其他人說什麼；我們理解「維持現狀」的方式就是不思長進，每個人都急著把責任推到別人(特別是國家)身上，沒有人想到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其實是人民。

沒進入FED當家作主的美國前財政部長、歐巴馬前首席經濟顧問桑默斯，最近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他認為，長期停滯與長時間的經濟疲軟將成為常態，充分就業將成為偶然現象。這個說法顯然有些道理。首先，全球先進國家在未來二、三十年間都將陸續邁入高齡化社會，這對壯年人口而言顯然負擔沉重；同時，全世界一大部分的財富(特別是不動產)將掌握在嬰兒潮世代的老人手中，年輕人的消費力將相對較弱。再者，人口成長趨緩意味著整體消費力趨於疲軟，經濟將缺乏爆炸性的動能。 立場傾左的克魯曼支持這個論點，並援引做為支持貨幣寬鬆政策的論述。克魯曼認為，如果消費力疲軟將成為常態，那麼FED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維持就業率；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迫使人們不儲蓄並且轉向消費，如此一來就能擠壓出最高的需求、帶來更多工作機會。

曾在PC時代名列世界前三品牌的宏碁，在這波手持智慧型裝置的趨勢中沒能跟上，營運出現強大的逆風。如今，董事長兼執行長的王振堂下台，創辦人施振榮再次披掛上陣，大家關注的議題除了施振榮是否能讓宏碁重振雄風以外，台灣企業的接班問題似乎更受注目。根據中華徵信所的研究，台灣百大集團的執行長中，超過六成大於60歲，近兩成超過70歲，而40歲以下的執行長僅有1%。這除了顯示台灣企業管理階層年紀過大之外，也讓人憂心這些年邁的執行長是否真做好接班準備。 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接班比創業簡單，而接班者需要的能力跟創業家並不相同，同時接班者最重要的目標應該是要維持公司的文化與價值。因此，所謂的「接班計畫」往往傾向從內部遴選人才，越了解公司文化、年資越久的員工，也往往成為出線機率大的候選人。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反過來看，如果堅守企業文化與核心價值就能讓組織長治久安，那麼「組織改造」這個議題根本不會存在。 如果把人類社會當作人體，企業的本質就是器官，人體需要器官，器官也必須依附於人體，只有被需要的器官能長久持續，否則就會逐漸退化。換言之，企業必須要能持續提供人類社群所需要的服務與商品才能基業長青。問題的根本在於消費者需求。也就是說，不論是創業家或者接班者遭遇到的核心命題都是「如何持續提功能夠滿足消費者的服務或者商品」，創業、接班是一樣困難的事情。

近年來台灣人似乎有把"Cost Down"視作薪資不漲的元兇之一，但事實上並不盡然。降低成本本來就是各行各業都應該持續做的事情，即使是品牌廠也都如此。對於組織跟產業有利的Cost down應該是透過製程改善、技術進步或者規模經濟，以不影響產品品質以及組織長期營運為前提，降低生產成本並提升獲利。以蘋果為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蘋果在IPhone與IPad大賣之前並不算是銷售量很大的廠商，但蘋果卻靠著模組化設計的概念，堅持以最少的零件製造出最多產品的理念，不僅帶來規模經濟同時降低存貨管理的難度，自然壓低了生產成本。蘋果以設計同時完成降低成本與增加售價這兩個看似矛盾的目標，拉大獲利空間。 台灣的問題是，成本下降的速度無法抵消產品價格下降的速度。 先從成本談起。當產業尚未成熟時，製程與技術的進步空間很大，很容易透過改善每一個環節的良率與效率就降低生產成本。同時，廠商只要擴增生產規模，就能壓低固定成本，並提高對上游原料廠與下游品牌廠的議價能力。然而，當產業已經趨於成熟時，一方面意味著製程與技術的進步空間小，已經難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取得寡佔地位的大廠已經無法透過持續擴增產能攤減固定成本，反而可能因為管理難度增加而降低效率，轉變成規模不經濟。簡而言之，問題的核心是「產業趨向成熟」。1990年代台灣電子業趁著全球PC產業崛起的浪潮，以「快速擴增產能」與「持續改進製程」這兩項策略，配合當時「低廉的人力成本」與「政府大力減稅補貼」的環境，成長非常迅速。先不著墨於環境條件，廠商的基本策略就是靠著比其他國家更低的成本，以具有破壞力的售價快速搶市排擠其他廠商，等其他廠商倒閉之後再收割空出的市場。要說台灣不是「成之於Cost Down」恐怕不切實際，因為當時的低價格、高品質、高服務，完全就是一種「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

有人記得王金平是因為哪個法案被用水桶蓋住頭嗎？或者，有人記得李登輝為什麼被潑紅墨水嗎？大眾不會記得這些，只會記得一瞬間的畫面：水桶蓋頭、墨水淋身。你記得馬英九首次被丟鞋是在什麼時候，又是因為什麼事件嗎？我們都忘了，但那其實只是去年的事情。再換個故事，十年、五年後，又或者一年後，你會記得劉政鴻在 2013 年 9 月是因為什麼事件被丟鞋嗎？或者，你會記得那個丟鞋的學生叫做陳為廷嗎？ 陳為廷應該是當下全國知名度最高的大學生，他並非因為有什麼特出的表現成為台灣之光人人讚許，而是因為多次衝撞體制因而評價兩極。他多次採取激烈手段贏得新聞版面，支持者認為他是見義勇為的英雄，反對者認為他不過是個沒有家教的小屁孩。當然這些說法都有很多情緒，暫且去掉情緒，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是：為什麼非得採取激烈的手段？這些手段是否能帶來其所期待的效果？

一年前決定開啟這個部落格，一晃眼已經三百六十五天；那時候在心中替自己立下目標，要在一年內寫出一百篇文章，終於也在此刻完成。不同的是，當時只想著要是一篇文章能有一百人點閱就好了，累積個一萬點閱數也算是對自己有個交代，沒想到現在累積的點閱數已經是超越當時預期的八十倍，甚至很可能在今年底就要突破百萬。 這是一趟奇妙的旅行。 我的起點是什麼呢？應該是看到太多在檯面跟我同年紀的人，不斷自我汙名化「七年級生」這個世代開始吧。只有情緒，或者只有立場的人太多，每一個人都只是想贏、想出名，卻沒有人想弄清楚問題的本質是什麼，只是用很膚淺的證據與推論就不斷妄下結論。這些人會把這個世界變得怎麼樣呢？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是民主最大的惡瘤，只會進一步把國家推向絕境。既然沒有人為自己發聲，那就從自己開始吧。強迫自己用部落格紀錄下自己三十歲這一年的想法，也像是替自己總是無法堅持到底的人生留下些什麼。因此，開始寫部落格的日子，就是我三十歲的生日，這是我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我的文章最初只有好友閱讀，後來有陌生人轉貼，接著開了粉絲團收到許多讀者的來函，慢慢也收到一些寫稿邀約。這一切的事情都來得很快很突然，生活也隨之改變。有些過去不常連絡的朋友因為讀了我的文章開始熱絡起來，認識新朋友的時候也總有人會補上一句「他就是我上次轉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啊」；相對的，為了維持文章質量以及發文頻率，現在運動時間變少、坐在電腦前的時間變多了，心裡時常會有壓力，擔心自己無法如期寫完。 許多事情一開始很簡單，之後就變得複雜起來。有人喜歡我，自然也有人討厭我，文章下的留言開始有情緒性謾罵。我跟多數人一樣，是個害羞怕被討厭的人，即使是莫名其妙毫無道理的批評，也會讓我難過。每一次我都會不斷告訴自己，要莫忘初衷。許多讀者對我說感謝，說我的文章給他們很多啟發，但其實真正要說感謝的人是我。愛我者也好，惡我者也罷，你們願意花時間讀我的文章，至少表示我的文章還有閱讀的價值。甚至，愛我者給我前進的力量，惡我者給我成長的力量，不論是哪一者都讓我更加茁壯，這是難能可貴的機會。於是傷心一陣子之後開始前進，又傷心一陣子之後又開始前進，幾次循環之後，也慢慢變得堅強了起來。不論如何，我想我總是個幸運的人。 我的商周網站責任編輯找上我的時候跟我說：「我們能給你只有名。最好的也是名，最差的也是名。」我沒有想著要...

法國大導盧貝松為了新片《Lucy》到台灣取景，原本該是件美事，沒想到卻惹起爭議。英國每日郵報如此報導" While the attire might be far from what someone living in the conservative country of China might usually wear, it seemed the perfect choice for Scarlett’s character Lucy. "這篇報導引起國內媒體不滿，特別是立場向來敵視中國的自由時報更是語氣激烈地回應「 (每日郵報)不只將台灣視為中國一部分，還將台北市描述成『中國的保守偏鄉地區』，慘將台灣連三級降格加污名化；這不但與原本邀外國影人來台拍片，藉以行銷台灣的美意不符，甚至還成反效果 」、「 由於思嘉片中角色是替黑幫工作的運毒犯，故事背景又是在台北，雖然故事可以杜撰，但若觀影者未來誤以為是在中國拍攝，那麼『台北101』將被誤認為中國的建築物，而台北市則成了中國的偏鄉地區，且還是藏毒之鄉 」。

台灣的勞動市場有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相同的人才在台灣領到的薪水僅約在香港或者新加坡的四分之一。這通常發生在高階勞動市場，例如高級研發人員或者中高階主管。然而，有趣的永遠不是現象，而是人們如何詮釋一個現象。台灣老闆對此的解釋是「員工能創造多少產值就付多少薪水」，換言之，台灣老闆並不認為是自己給太少，而是員工本身無法幫他賺更多。許多人否定這樣的說法，認為員工的產值高於薪資，真正的主因是台灣老闆對於薪水太過吝嗇、壓榨勞工。 事實上，兩種說法可能並存，員工甚至無須否定老闆的說法。把台灣老闆的說法作為假設，一個台灣員工在台灣公司可以創造出一百萬新台幣的價值，在海外卻可以創造出四百萬新台幣的價值，這表示兩家公司能夠發揮出員工的潛能不同。換言之，這表示台灣企業主承認自身的管理能力顯然有段差異。 我始終認為，台灣產業轉型不可能成功的最大主因，就是台灣民間企業主的管理實力普遍低落。我並沒有想否定政府的角色與重要性，政府絕對是因素之一，但在台灣產業已經成熟到某種程度、人均GDP已經高達某種水準之後，企業本身的能力才是國家是否能走向下一階段的關鍵。就以台灣電子業來說吧，過去聯電跟台積電曾能分庭抗禮，如今台積電仍居於產業之首，聯電卻早就失去產業重要地位，這就是不同企業領導者的策略眼光跟執行能力之差異所帶來的結果不是嗎？再從世界各大一流企業來看，例如麥當勞、GOOGLE、LV、BENZ等，多數皆不是依靠政府「規畫」才創立出偉大的事業，但這些企業的存在卻實實在在地拉高一個國家的國際影響力與經濟水準。就以許多台灣人最喜歡嘲諷的HTC來說吧，2010年與2011年就貢獻台灣出口成長不少；2012年與2013年台灣出口不振，也與HTC銷售失速相關。

倒閣案未過，某種程度上對於國民黨跟民進黨而言都鬆了口氣。國民黨當然不希望失去江宜樺這棋子，民進黨也不希望拉長戰線──最重要的原因是，兩黨現在都面臨相當嚴重的內部動盪，這時候如果不先解決黨內的問題，明年的大選恐怕也不用選了。基本上這次的倒閣就是一次大家各自盤算後非得要演出的戲碼，重點是過程；對於兩黨的立委而言，要是真的通過倒閣案，馬上面臨的就是解散國會的危機。沒解散還好，要是解散成功，這時候又要回到兩黨政治的核心命題，要是誰不效忠，恐怕國會重選也沒自己的份。所以，卡在政黨政治這點，沒有幾個立委會冒著失去權力的風險讓倒閣案成功。 台灣的民主政治就是以政黨政治為主軸的體系。這其實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世界各個民主國家，哪個國家完全沒有政黨政治的色彩？中國民運份子王丹對於台灣倒閣案的看法是，「 民調53%以上贊成倒閣，民意代表中是六成以上反對倒閣。台灣憲政民主發展進程中，出現這樣的倒掛現象不是第一次了。這顯然有問題。是民調有問題？還是選舉制度有問題？ 」他談的問題可以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個問題關乎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第二個問題則是政黨在民主政治中到底應該具有多高的地位。 第一個問題，關於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民調是一種直接展現民意的方式，從王丹的角度看來，民調代表民意，自然應該超越一切。概念上看來，直接民主當然比間接民主更貼近全民的想法，然而如果讓民眾決定一切議題，那麼則可能造成更多麻煩。首先，我們是否可以用民調取代投票當作全民的決策？如果用民調，最大問題是太容易被少數人操弄；如果用投票，最大問題則是成本太高。其次，民眾對於各種議題的理解不見得夠全面，而且太可能用當下的情緒決定結果。最後，到底有哪些議題應該全民投票呢？是不是應該要有程序與標準才能決定？相對的，如果把決定權交給某個單位，是不是又會犯了未審先判的盲點？簡而言之，間接民主固然有其缺點，但相對於直接民主可能造成的混亂，仍然不可或缺──除非我們的人口減少到三千年前雅典的水準。

近日文化部長龍應台提出應該課徵5%的電影稅，該稅不繳入國庫，而是由文化部直接作為電影產業發展之用。但這樣的建議也帶來反對的聲音。導演魏德聖、王小棣、馮凱與九把刀就認為，對電影課稅拉高電影票價，假設廠商(電影院與片商)不自己吸收直接反應給觀眾，可能會嚇走觀眾、降低整體票房。暫且先不論誰對誰錯， 兩者爭論的核心其實就是市場自由度的問題 。政府當然希望能進一步擴權，透過資源重新分配讓市場改變成政府想要的樣貌。廠商則希望政府干預越少越好， 特別是這些在票房上相當有斬獲的導演，自然不希望自己因此少賺錢，甚至政府還把這些錢拿去補貼給他們不見得認同的同業。 政府與廠商的邏輯至少分明，但人民的態度呢？觀眾的立場呢？有些人支持、有些人反對，但似乎仍是反對者多於支持者。這麼說吧，如果用問卷問「你支持電影額外課稅以補助台灣電影產業發展嗎？」結果會是反對者多於支持者，理由是應該讓市場自由化。如果問「你支持台灣政府扶持發展電影產業嗎？」結果則會是支持者多於反對者，理由是台灣應該要發展附加產業高的產業。換言之，雖然許多人都會口口聲聲要政府負責規劃產業發展，但如果需要人民有所犧牲，例如禁止好萊塢電影進口數目(假使台灣敢對美國這麼做)，那麼人民又會反對到底──人民真的「想」好我們需要怎樣的電影產業政策嗎？我想沒有，只是單純憑著感覺發言。有趣的是，九把刀說過一句非常從觀眾角度出發的話，反而說清了觀眾拒絕政府限制、要求市場自由開放的心態。「我們要支持好片，而不是支持國片。」 問題是，好片由誰定義？又該如何定義？ 如果從台灣這些票房大導的角度看來，當然會賣座、能賣座的電影就是好電影。邱瓈寬導演在金馬獎公布入圍名單之後，對於自己的電影沒能佔得席次而大發雷霆，顯然她認為自己的電影賣座成這個樣子，既然得利，理當得名。的確，賣座的電影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只有商業利益才能驅動一個產業良性運作，邱導演對台灣電影產業自然有其貢獻。 從產業角度看來，賣座的電影是好電影；然而，即使從產業角度看來賣座電影必然是好電影，也並不表示好電影必然賣座。

半澤直樹這部日劇不僅在日本最高收視率達到46.7%的超高收視率，在台灣也引發許多共鳴與討論。有人這麼說過，「抑鬱的時代需要喜劇，歡樂的年代需要悲劇」，戲劇往往能彌補一個時代的不足，讓人們得以從現實中尋求現實生活的不足與缺憾。半澤直樹大紅，一方面可能反映出台日兩地過度重視形式上的權力層級以至於員工時常不得志，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出我們需要正義──或者精確點說來，我們需要「簡單的正義」。 近十年來，任何邪惡的背後都可能有其不可抗力的成因、任何正義的背後也可能有其貪婪為私的動機──所謂「多元價值」，一種後現代的、解構式的思想幾乎成為主流。多元價值提醒我們這個世界太過複雜，因此必須要從不同角度切入才可能更靠近「真相」一些，但相對地，世界也就變得複雜到我們無法對任何事物下任何判斷。沒有任何價值觀是錯的，所有價值觀都應該等值等重，但就是不能認為有某種任何特定價值觀高於他者──這是一種永遠站在批判角度、永遠為真的邏輯。因此我們看到各種電影與戲劇中，時常出現「不那麼壞的壞人」與「不那麼好的好人」，是非對錯變得比現實生活更加複雜難懂，太多時候甚至讓觀眾找不到投射的對象。

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國會的激烈攻防未止擋下預算暗，使得美國政府只得暫時停止運作；另一方面，台灣立院受九月政爭紛擾以至於法案遲遲無法通過，一樣陷於政治停擺的態勢。然而，政府一旦停止運作，衝擊的不只是政黨以及全國國民，同時可能會影響邦交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強權，政府關門造成的影響將會影響世界。 台灣政府的效能不彰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即使沒有九月政爭，這幾年來立院議程延宕的情況也越來越嚴重。一方面，法案的數量以及複雜度有增無減；另一方面，部分具有巨大爭議性的法案在立院外也引起滿城風雨，無法輕易決議。許多輿論紛紛批判這種政事效率低落的現象，並直指終日爭議不斷的立委們是最大元兇，但事實可能不盡然如此。 以一般的組織作為比喻，就像是長期目標與短期效率的矛盾。在最好的情況下，長期目標與短期效率彼此契合，組織便可毫無後顧之憂勇往直前，但可惜這個世界往往並不如此美好。就拿最新季報產生虧損的HTC來說，假設機海攻勢是個可以同時完成短期效率(營運獲利)與長期目標(品牌形象與企業發展)的策略，那麼HTC根本無需考慮其他選項──但問題是機海策略顯然失靈。這就是HTC目前最大的困境：失去獲利空間會衝擊研發與行銷、失去品牌形象則可能在市場上消失。兩者都很可能造成很糟糕的後果，但終須擇一。

Color Run 號稱地球上「最歡樂的五公里路跑」，上周在台北大佳河濱公園正式開跑。與其說 Color Run 是路跑，不如說這是一場五彩繽紛的嘉年華會，每個參賽者都在途中被噴上各色彩粉，自然讓人雀躍。然而 Color Run 卻也引發了爭論。 反對者認為， Color Run 使用的大量彩色玉米粉雖然號稱無毒，但仍會對環境造成負擔。上個月一場模仿 Color Run 的 Color me Rad ，使得大佳河濱公園脆弱的草皮卻因為玉米粉而腐爛──即使玉米粉遇水即溶，但這些勾芡濃稠液體卻可能使草根無法呼吸。其次， Color Run 噴灑的大量玉米粉吸入肺部將造成人體負擔，五公里的距離就可能造成不適。最後，天然的玉米粉是食物，我們不應該如此浪費食物。 支持者則認為，環境負擔的問題只要透過更換場地就能解決，身體不適者也應該自行斟酌不要勉強。至於浪費食物的問題，從長遠看來根本不是問題，因為過期腐爛的食物更多。支持者更認為，例如西班牙的番茄節雖然也消耗了大量新鮮番茄，但卻也因此形成一種強烈的文化景觀，帶來的觀光效益遠遠超過耗費的食物。更有支持者直指，台灣人始終抱持著保守心態攻擊這些充滿創意的外國文化，才會始終缺少這些特殊有趣又充滿創新意義的文化活動。

「 誰曾看見風/你我皆無/當葉顫動時/風正吹過/誰曾看見風/你我皆無/當樹垂首時/風正吹過 」──〈風〉克里斯蒂娜·羅塞蒂 在2013年之前，宮崎駿曾數度宣佈退休，卻都未果。在看完《風起》之前，我認為這又是一次狼來了的謊言，看完之後，我開始相信這就是宮崎駿最後的作品。一位大師會以怎樣的作品為結尾呢？這一定是能說完他一生的故事。 圖、二郎與紙飛機。紙飛機其實暗喻零式戰鬥機，同時也是二郎的象徵。 從軍機製造商之子到電影大師 《風起》的故事背景設定為二戰時期，主角堀越二郎是個開始嚮往飛機的少年，長大後就讀航空學，最後成為飛機設計師。主角以開發出零式戰鬥機的堀越二郎為原型，在歷史上真有其人；雖然《風起》不能視作堀越二郎的傳記動畫電影，但改編自真人的故事，總特別能打動人心。宮崎駿的家族為太平洋戰爭時的軍機零件製造商，其父親叔伯輩皆因戰爭致富。宮崎駿自小耳濡目染，不僅是飛機狂更是軍武狂；然而，反戰主義的宮崎駿卻始終抱持一種「軍火家族」的陰影長大，對於軍方也始終採取不信任與抗拒的態度，這在他的電影例如《紅豬》中就相當明顯。 因此，堀越二郎的故事對宮崎駿而言顯然有獨特的意義。一方面，堀越二郎設計出的戰鬥機本身就是殺人工具，堀越二郎跟他的父執輩一樣都是戰爭的兇手；另一方面，堀越二郎執著於創造「美麗的事物」，這與醉心於電影、追求藝術之美的宮崎駿而言又完全相同。 堀越二郎一方面是宮崎駿父親的投射，同時也是宮崎駿的投射 。

《失魂》為今年代表台灣參賽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電影，也是台灣這幾年來極為少數的類型片。從基本技巧看來，《失魂》的電影語言非常到位，不論是畫面或者聲音的表現都沒有太多瑕疵，節奏流暢明快、氣氛驚悚懸疑，在一片毫無技巧可言的國片之中，可謂難得之作。 圖、殺了姐姐後的阿川在浴室清洗身體，冒出的蒸氣有如沸騰的殺意，恍然之間竟像是阿修羅。 瘋狂與正常之間 本片談的是主角阿川得到某種精神疾病失去記憶所發生的懸疑故事，故事結構也符合三幕劇。故事開始是阿川殺魚的畫面，一開始就是隱抑的瘋狂狀態接著就一連串殺人事件，先是阿川殺了姐姐，父親王伯伯為了隱匿真相因此殺了姐夫，最後阿川又殺了錢來追查的楊警官。第二幕開始於阿川殺了姐姐，第三幕則開始於阿川殺了楊警官。最後一幕阿川與王伯伯說的那三個獵人的夢貫穿了整部電影，三個獵人暗示著三個死者，阿川的姐姐、阿川的姐夫以及楊警官。而這個故事結構要能成立，最重要的要素是「阿川為何殺了姐姐」。 導演處理第一場殺人的手法非常巧妙，上一幕是姐姐回家之前手指焦慮地捏著一片葉子，下一幕就是阿川渾身是血捏著同一片葉子。兩幕之間用葉子串接，雖然劇情跳得很快，但觀眾還是能迅速意識到「阿川殺了姐姐」。父親回家看到倒在鮮血中的姐姐，問了阿川：「這是怎麼回事？」阿川回答：「她想害我。」緊接著就是吳警官前來拜訪，父親極力隱瞞事實。

在所有台灣的辦公室文化中，最差的一項就是加班文化。有些老闆不說，有些老闆心口不一，但幾乎絕大多數老闆都喜歡加班(特別是不領加班費)的員工。然而， 工作成果是工作時數與工作效率相乘的結果，加班可能在增加工作時數的同時也降低了工作效率，最後的工作成果不一定高 。但工作最重要的應該是工作成果，工作時數不過是影響工作成果的變因之一，因此老闆們應該控制的是結果而非過程。既然如此，老闆為什麼喜歡看員工加班？ 第一、人力不足，因此需要員工加班。 這是個聽起來很務實，同時也是最表層的理由。老闆要求員工加班，以協助渡過人力青黃不接，或者旺季大量訂單不得不妥協的難關。兩種情況都很合理，但前提是：這兩種情況必須是「特例」，不能是「常態」。 管理體質良好的企業，平常就會注重人才的培育以及訓練，同時也會將流動率做為補充人力的考量；同時，組織也應該設定好任何員工一旦突然離職，該如何在不影響其他員工工時的情況下補足缺口。換言之， 組織若因長期人力不足迫使員工加班，表示這家公司根本沒有思考解決缺工問題，只會透過延長員工的工時以維持生產力，完全是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

有一種威力極為強大的拳法叫做七傷拳。內力薄弱的人使用之，傷敵之前先傷己；內力深厚的人使用之，反而能強身健體增強內力。權力就像是七傷拳，智者得之行雲流水，愚人得之只會毀滅他人與自己。在台灣的政治體制下，擁有最大權力者莫過馬英九。身為總統與執政黨黨主席，馬英九不僅能任意替換行政院長，更能透過更換不分區立委以踢除立法院長，同時又擁有提名監察院長的權力，可為大權獨攬。 台灣的民主機制其實是以政黨政治為基礎，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不分區立委的設計：政黨各自提出一份不分區立委名單，人民得投票給政黨，再由政黨得票數決定各政黨能得到多少不分區立委席次。雖然不分區立委是民眾一票一票選出來的民意代表，但目前的體制賦予政黨收回不分區立委席次權力 ── 當然，這樣的設計某種程度上違反了憲法精神，政黨權力不應該凌駕於直接民主之上。 就兩人在政府的定位而言，馬英九是總統王金平是立法院長，總統所有的施政都必須通過立院審理；在最為極端的情況下，總統具有解散國會的權力、立法院有彈劾總統的權力，兩人互為箝制。但兩人在國民黨內的地位而言，馬英九是黨主席王金平只是黨員，黨主席對黨員具有權力。這兩件事情原本不能扯在一起，之所以能讓馬英九逮到見縫插針的機會，就是因為不分區立委的設定。我相信馬英九與其快樂的童子軍們的想法是：弄出一個不需要經過司法審判案件，只要透過黨內程序剝奪掉王金平黨員資格，王金平就自然失去立委以及立院龍頭寶座。當然，這也將帶來強大的殺雞儆猴效果，能成功嚇阻國民黨黨籍的立委順從其意。馬英九在這次短兵相接中唯一想對的事情就是「快」，要快到讓王金平連反擊的餘地都沒有，等接任者取而代之之後，即使王金平恢復立委身分也回不了龍頭寶座。然而，其他的事情全都錯了。

最近一款由香港Mad Head(瘋頭)公司於2013年1月推出的轉珠遊戲神魔之塔在台灣暴紅，同時也達成全球600萬次下載量，為目前GooglePlay跟APPLE下載的前幾名遊戲。轉珠遊戲最早始於日本GungHo Online Entertainment公司於2012年2月發行的Puzzle & Dragon(龍族拼圖，簡稱龍拼)。龍拼這款遊戲目前有日文與英文版本，為GungHo最重要的營收來源；GungHo今年第二季營收達到746億日圓，純益更高達281億。事實上，龍拼正是讓GungHo得以暴紅的遊戲，如同開心農場之於Zynga、憤怒鳥之於Rovio、Candy Crush之於King。有趣的是，GungHo放棄了中文市場，僅推出日文版本與英文版本，因此產生出一塊「中文轉珠遊戲」的市場，自然吸引了很多遊戲廠商爭相進入(詳見 超級Puzzle & Dragon大戰 悲劇篇 )。 圖、GunhHo第二季財務簡表 神魔之塔便是在這些轉珠遊戲之中最為突出而且成功的勝利者，其勝出關鍵主要有三： 1.中文轉珠遊戲閃開了龍拼的競爭；2.遊戲畫風寫實細膩，混合美日風格；3.程式流暢度高，介面細節設計良好 。雖然 神魔之塔在暴紅之前能閃避與龍族拼圖正面衝突，然而暴紅之後也帶來許多流言蜚語，最主要的批判來自於抄襲 。由於神魔之塔的戰鬥模式、遊戲玩法、屬性設定、甚至是部分角色的能力設計都跟龍族拼圖近乎一樣，不同之處僅在畫風以及部分介面設計，可以說是換湯不換藥，惹來爭議的確有其道理。香港立法議員莫乃光甚至直指神魔之塔是抄襲的山寨作品，應該向龍族拼圖與玩家們公開道歉──而這也是多數龍拼迷無法忍受神魔之塔的原因，最近甚至有玩家自製神抄之塔放在GooglePlay上供人下載，相當諷刺。

我們曾經歷過一段富裕的時代，逐漸滿足了物質需求後追求更高的精神層次，於是政治民主化、媒體自由化、公營事業民營化。我們不在需要為了生存而努力，棄絕了過去那套以工作為主的價值觀。我們追求一種更平衡的生活，在生活與工作、精神與物質、自我與他人、及時行樂與遞延享受之間取得平衡。我們追求自由經濟、民主政治、開放媒體與多元價值，自由這個詞彙一瞬間成為某種高高在上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觀。我們把重心從國家與家庭轉到個人，我們拒絕壓抑自我並且鼓勵解放；我們言必歐美，彷彿我們與先進國家相隔的一線就是自我意識無限制解放。 我們不要那些龐大的虛幻的遙遠的願景，我們要微小而切確的幸福感，理所當然的小確幸 。 我們以為富裕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經濟持續成長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相信把握當下 然而我們忽略了 自由經濟的本質其實是個金字塔，所有優勢永遠都相對而非絕對，重要的不是你爬得多高，而是有多少人比你更高 。更大的錯誤理解則是： 我們賺到的是機會財，歐美日賺的是管理財跟知識財──機會財稍縱即逝，只有管理財跟知識財具有長期優勢 。而台灣之所以能把握到經濟爆發的機會，依靠的是集權政治與計畫經濟，把國家全部的能量專注於少數幾個點上，累積十年功力，才有機會一口氣竄升。民主政治跟自由市場經濟對台灣物質成長真的有貢獻嗎？ 當台灣徹底棄絕了集權政治，卻發現自己的民主政治不過是幾年一次的政治選秀，選出來的總統一任不如一任，卻沒人自我反省該把每一位候選人的政策白皮書看完才去投票。台灣不斷呼喊著公營企業應該民營化，十幾年後卻又不斷要求政府應該透過權力壓迫物價，而不是改變自己的購買行為。企業主一邊說著要企業轉型要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但另一方面以為用中低階製造業的管理方式能創造出什麼高附加價值以為壓迫員工就叫做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又不斷要求政府應該給予各種匯率、賦稅與費用的優惠。說穿了， 台灣的政府、企業、人民根本沒做好「自律」的心理準備就得到「自由」，這個社會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人都不斷強調自己的「權利」，沒人在談「義務」 。由儉入奢易。許多學者紛紛喊出這是一段「民主的過渡時期」，但真的是如此嗎？我們該如何相信，在這個人人皆自利而且不用理性只靠情緒決策一切的氛圍下，台灣真能走向清明？事實上，由奢入儉難。

兩年前我看彭明輝的部落格，從一年多以前我開始不看。我不知道彭教授這段時間發生什麼事情，但他的文章越來越荒腔走板，幾乎到一種不可思議的程度。一個理工出身的教授對於國家現況之悲憤因此想提出更多有意義的經濟、社會與政治見解，其實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事情；然而，如果不懂一項學問，卻自以為是高手地對其指指點點，理論、推論與結論都錯誤百出，我認為還是先潛心研究再發言，這才叫做「學者的態度」。彭教授對經濟學的錯誤認知與詮釋已經到了任何一個有辦法內化六學分普通經濟學課程的大學生都有辦法反駁的程度，這其實是非常誇張的事情； 他對經濟學的偏差理解，甚至不是什麼不同派系之間的差異，而是打從最基礎的知識建構就徹底錯誤 。 就以彭教授本月才發表的《 台灣人比韓國人更像奴隸 》來說好了，簡直是讓人看了下巴都要掉下來，完全是到了奇文共賞的水準。 我不是很能理解為什麼彭教授過去可以寫出好文章，但這一年多以來的水準墮落到這種程度，完全就是一個不懂經濟學的人卻又濫用經濟學名義說自己想說的話 。 以這段全文最重要的理論論述為例：「 最極端的市場有兩種：完全競爭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前者利潤等於零而工資極大化；後者工資極小化而利潤極大化；前者是亞當史密、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夢想國度（經濟意義下最自由而平等的國家），後者是經濟上的奴隸制度。 」從這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彭教授完全不懂經濟學所謂「市場」概念。 經濟學所談的「市場」包含很多種「市場」，最基本的兩大市場就是「消費市場」跟「勞動市場」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 兩大市場都是在談企業與一般民眾的關係，但是民眾在此有兩種角色，第一是消費者，第二是勞工 。 就消費市場而言，廠商是供給方、消費者是需求方 ，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廠商利益會最小消費者利益最大；完全壟斷市場中的廠商利益最大消費者利益最小。 就勞動市場而言，勞工是供給方、廠商是需求方 ，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廠商利益會最大勞工利益會最小，完全壟斷市場中廠商利益最小勞工利益最大。換言之，彭教授說的「完全競爭市場利潤等於零工資極大化，完全壟斷市場工資極小化利潤極大化」，完全是把兩種市場混在一起所得到的結論──這個結論非但完全不是經濟學理論，同時也完全不符合現況。

近來引發店員無理以及甜度風波的清玉飲料店終於吃了苦頭，現在處於業績下滑五成的窘境。所謂的爆紅是這麼回事，當群眾追捧你的時候，你再怎麼展店都來不及賺；當群眾棄絕你的時候，你再怎麼關店都來不及賠。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然而，清玉業績下滑的主因絕對不在甜度過高。試想珍珠奶茶吧，在完全不調整甜度以及珍珠分量的情況下，一杯熱量700大卡幾乎相當於一個雞腿便當，其甜度雖受茶味與奶味平衡，但絕對不會比14度的清玉翡翠檸檬低到哪裡去。再說熱量隱藏殺手多多系列，甜度與熱量不在話下，但依然是各家飲料店共有的長賣商品。因此，甜度過高不過是業績下滑的近因，如果清玉的管理階層沒有意識到真正問題，那麼很快就會退出市場。 現搖飲料是個進入障礙低、退出障礙也低的產業，產品不具專利權或者技術上的獨佔性，因此沒有什麼連鎖品牌可以長期維持優勢。這意味著， 管理能力將直接影響獲利以及長期持續性 。 從過去經驗看來，影響一個品牌是否能在這個產業長久經營的最大的關鍵在於「展店模式」 。展店模式主要有加盟跟直營兩種，通常加盟成長速度快而且也可以賺取大筆授權金，但通常很難控制品質；直營則是剛好相反，容易控制品質但不容易快速成長，同時也需要較高的資本投入。清玉發源於台中，一開始都採取直營模式，直到近期爆紅之後才開始採取加盟。從過去經驗看來，爆紅之後就快速展店的連鎖飲料店幾乎都沒有好下場，因為這行畢竟還是品質至上。

最近政大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副教授劉宏恩老師寫了一篇關於臍帶血的文章，核心論述是「政府應推動公營性質的臍帶血血庫」。基本上我認同劉老師對於「某些具有公益性的東西不應該商業化，商業化反而有害於公益」這項論述。 但問題是，臍帶血真的屬於公益性物質嗎 ？ 首先，先補充一些劉老師沒提到的醫學相關知識。臍帶血目前最主要的功用為治療血液相關疾病，特別是大家最熟悉的白血病，也就是血癌，並可以用「急性/慢性」、「淋巴型/骨髓型」分成四種，最主要的治療方式就是化療。然而，並不是所有血癌病患都需要透過骨髓移植，只有符合以下四種條件者才適合做骨髓移植：1.預後不良或者已經復發的急性白血病；2.年齡小於50歲；3.有適合的組織抗原配對的骨髓捐贈者；4.血液學檢查確認完全緩解。 我們需要骨髓，主要是需要骨髓內的幹細胞(stem cell)；而幹細胞的來源除了骨髓以外，就是臍帶血 。 幹細胞研究數十年來，目前已經發展到能讓幹細胞成長為不同組織(例如血液、心肌等)的技術，但尚未用於實際的醫學治療上；醫學界對於幹細胞的最終想像，當然就是直接「製造」出健康的器官，取代病壞的器官。此外，目前更應用於治療免疫、代謝疾病的應用，例如再生不良性貧血、海洋性貧血、Fanconi's Anemia、骨髓生成不良症候群、淋巴癌、腦白質腎上腺營養不良症、黏多醣症、脂肪儲積症、骨質石化症、嚴重複合免疫缺陷症(泡泡兒)、慢性肉芽腫、紅斑性狼瘡、風濕性關節炎、多發性硬化症等。總而言之， 臍帶血目前最主要的作用之一就是提供與自身能完全適配的健康幹細胞，並用來治療血液、代謝、免疫等疾病；但這項作用能在一定風險下，充分被骨髓內的幹細胞取代 。同時， 骨髓移植的適配性檢測並不需要直接抽出骨髓，只要用一般血庫的血液(即周邊血)做檢測即可。也就是說，只要一般血庫中建立檔案數目夠大、資料夠完整，當有血癌病人需要幹細胞移植的時候，就能找到相匹配的捐贈者 。

胖達人近日因廣告不實引發巨大爭議。雖然胖達人並未使用違法添加物，但一家生技公司下打著「標榜純天然」的知名麵包連鎖品牌使用了化學香料，總讓消費者將其與今年以來的食品安全事件相連結。身為國內最知名的連鎖麵包品牌，胖達人的願景除了成為最大品牌以外，經營層更抱持未來能將公司IPO的美夢。 胖達人的財務故事 胖達人的母公司為基因公司，基因公司主要業務是做醫美診所、耗材與相關服務，但營收內容除了醫療耗材與保養品之外，也包含積體電路(IC)、房屋租賃以及服務，其相關合作廠商為中醫診所與整型診所。基因公司自該年度開始持有生技達人(即胖達人)50%之股權，股數為150萬股，以每股10元計算則為1500萬。從101年基因公司的年報看來，當時胖達人董事長為莊鴻明，而基因法人取得三席董事代表，其中一位就是基因的董事長徐洵平；直到今年七月，徐洵平才接下胖達人董座。 胖達人於101年貢獻基因公司1545萬，以股本2.67億來看，增加EPS約0.5元。但換個角度思考， 胖達人光是101年就淨賺了3090萬（1545萬÷50%），約當賺了一個股本，EPS是10塊 。由於生技達人公司沒有上市櫃，因此讓我們稍微推估一下：目前胖達人目前有二十二家分店，去年年底為十三家。以去年情況來看，假設一家分店單日消費客數為300人、每人平均消費130元，則單日總營收約50萬，全年營收約為1.7億。用這數字反推胖達人淨利率約20%，再考慮到胖達人宣稱毛利率50%，等於費用率是30%，這數字還算是合理。 當然，我個人並不認為胖達人去年十三家分店單日總營收只有50萬，但如果把營收估得更高，其淨利率又會低到太不合理，在此只是取其平衡。假設胖達人的單日營收超過50萬、淨利率又不低於20%，也許有些獲利透過帳目處理隱藏起來，那這就不是可以依靠目前資訊能推敲得了的部分。拿三千萬出來就能做到一億五千萬到兩億的生意，淨利率又維持在一成五到兩成上下，完全是筆好生意。目前展店數提高到二十二家較去年成長70%，但考慮到新店面的邊際遞減，總營收與總獲利的成長可能只有50%~60%， 整體而言今年總獲利應該可以達到5000萬，假設股本沒有提高，EPS更會進一步攀高到15塊~20塊 。

我有位朋友的媽媽當托育保母，專門照顧四歲以下的嬰幼兒。他說，他媽媽最常聽到許多家長說：「我小孩如何如何，真是太聰明/可愛/乖巧了！以後一定是個如何如何的人！」她只要聽到這種話，就會對這些家長說：「這位太太，你的小孩真的很普通，不要以為他/她很特別。」 我相信這些孩子可能都隱藏著某些天賦，這些天賦也許如同他們父母所認知，但適當地潑這些家長冷水仍是好事情。她的觀點是：「這些小孩即使有這些天賦，但如果父母一直稱讚他們，他們反而就會覺得自己已經夠好了，所以不想表現得更好。而多數小朋友其實都沒有什麼特殊天分，如果讓他們覺得自己有天分，那更容易養成他們自我中心的壞脾氣，這些孩子也更不容易成長。」 把這個故事套在目前台灣的經濟與社會上，完全符合現況。這十年來，只要某些人事物在某些方面有些特出表現，就立刻被封作「台灣之光」，例如幾位廚師、十來位運動員、數十群學生、幾場球賽。雖然我們平均一、兩個月都會但生新的台灣之光，這些台灣之光的光芒往往無法維持太久就被其他的光輝取代，但有趣的是，每誕生一個台灣之光就會開始有無數人要求政府必須要在這相關領域投注更多資源，並認為這就是台灣未來可行的方向──因為我們以為這些領域就是我們「獨特」之處。 除了這些光輝耀眼的個人以外，更大的關於「獨特」的迷思可能來自於企業甚至產業 。我們循著過去科技製造業曾經十年將近榮景的軌跡，認為我們在面板、太陽能、DRAM、LED等產業上也能佔有關鍵零組件或者標準規格零組件的主要製造商地位；而華碩、宏碁、宏達電這些科技消費品品牌極盛時，我們又以為科技品牌就是台灣最完美的終南捷徑。

最近有位朋友丟給我一篇老文章〈 [爆卦] 陸客來台三週年，談政策執行的落差（一） 〉，希望我針對這篇文章對台灣旅遊現況做些評論。他真正擔心的是，未來服貿談判之後，會不會使所有台灣產業都遭受如同旅遊業的慘況？ 但這篇文章提到的現象，我認為跟現在談的服貿是兩回事 。首先，該文提的旅遊市場是中國的旅遊市場，不是台灣的旅遊市場，台灣只是中國旅遊市場的旅遊目的地之一。此外，我也完全不覺得什麼惡意欠款叫做一種商業手法，這就像說作弊是一種考試手法一樣，沒什麼道理。所以我在之前的文章才提到，必須要求這些企業在台灣金融機構要有某種規模以上的淨現金或者約當現金資產，就是要在這種時候鎖死現金，避免台灣廠商產生虧損。這同時也是我不斷強調的部分：在我們地盤上就要用我們規則玩遊戲。 部分台灣旅遊社冒著被惡意倒帳的風險，持續拉高應收帳款比重接中國生意，根本就是廠商自己管理能力太差造成的結果 。倒閉跑路是很可憐，但做生意不懂挑選生意夥伴，就跟已經知道對方是爛男人還要跟對方結婚的笨女人一樣，最後發生人倫慘劇其實都是一種選擇後的結果。管理能力強的廠商對合作初期的財務控管一定非常謹慎，會循序漸進加強彼此業務聯繫，絕不一下子就放出大單──即使這是一個看似讓業績高速成長的好機會。

「大學念什麼科系重不重要」是個有趣的問題。 高中生最常聽到的是「大學念什麼很重要」，但大學生最常聽到的卻是「大學念什麼不重要」。出社會後，畢業生們總會抱怨企業，嘴裡說能力大於學歷，但還卻總愛用「大學念什麼」當作錄取門檻；工作一段時間之後，職場新鮮人紛紛思索自己真正想走的道路，卻又擔心若想嘗試的道路與大學所學不符，容易慘遭滑鐵盧。以上這些現象似乎都是「大學念什麼重不重要」的回答，卻又無法完美地歸納出「是」或者「否」這樣的單一結論。因此，很顯然地這些問題並不如字面上如此單純。 近五年來，幾乎所有主流媒體都一面倒地告訴社會新鮮人：大學念什麼不重要 。這個結論幾乎成為某種顯學，如同社會正義、經濟轉型，在像我這樣三十歲出頭的年紀，是個沒人能反駁、理所當然的答案。是的，工作之後我們會發現，除了少數需要大學學歷才能應考的證照與相對應的職業以外，絕大多數工作跟大學所學傳授的課程相關性並不高；即使是與科系相互對應的職業，例如新聞或者金融，也有一大部分只能從做中學。因此，除了少數進入門檻非常高的職業外，大學念什麼的確與職業無關。

我在上個月初的文章〈 李顯龍打了馬英九一巴掌 〉中提到「如果政治是錯誤的，你不能得到正確的經濟發展」這個概念，很明確地指出貿協議題的政治敏感性，不能光用經濟的角度去看服貿。我在這個月初的文章〈 服貿：戒慎恐懼，但無須過度恐懼 〉則指出，我們應該要用更具邏輯的思考方式去釐清服貿這個議題，理解必須要去除恐懼，才能得出對台灣有利的判斷。但這篇文章並沒有分析政治會以怎樣的方式介入市場，企業行為以及消費者行為會產生怎樣的改變──也就是， 我們該戒慎恐懼的點是什麼 ？ 我們又該如何透過談判避免這些危機 ？本文將進一步把政治因素放入，讓服貿議題的爭議處更加明晰。 中國服貿劇本一：大規模補貼企業 政府通常難以直接影響市場，必須透過各種可能的政治手段設定誘因(拉力)或者限制(推力)才能改變企業行為與消費者行為，最直接的誘因就是補貼，最直接的限制則是稅 。服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解除各種限制，之後雙方都不可以用額外重稅限制對方企業發展；因此，真正可能的手段是設定誘因。 我在〈 服貿：戒慎恐懼，但無須過度恐懼 〉這篇文章中提到，中國企業在台灣並不會有成本優勢，同時可能必須花費更高的行銷費用才能吸引台灣消費者上門 。從企業發展策略的角度看來，台灣市場對中國企業而言不具有太大競爭力，最主要原因是：1.台灣服務業市場已經飽和；2.台灣當地競爭者強大；3.中國企業與台灣市場有文化差異 。對於中國企業而言，在中國找個鄰近省份的大城市發展，都比到台灣發展更可能成功、潛在市場也更大。那麼，中國政府會如何設定讓中國企業願意到台灣投資的誘因呢？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提供補貼方案。中國的補貼手法相當粗野，完全不看企業實力、不看市場胃納量，直接就灑大把大把現金。灑豆成兵，這些拿了錢就四處橫行的私人企業，就是過多現金養出來的產業軍隊；反正對中國政府而言最後總會留下真正的強者。 補貼這招在製造業尤其有效 ，看看這幾年中國對LED產業跟太陽能產業的補貼政策使全世界相關廠商都蒙受其害，受益最大的只有相關設備商以及消費者。

台大經濟系鄭秀玲教授最近提出對服貿的分析，例如國防安全等論點相當真切我也相當認同(請見本部落格前兩篇關於服貿的文章，〈 福禍未依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 〉與〈 李顯龍打了馬英九一巴掌  〉)，但其經濟推論與結論仍有若干方面相當不完整。一言以蔽之，鄭老師認為目前服貿的談判結果將造成「 中國用掠奪性定價(低價)搶奪各市場，取得獨佔地位後再以壟斷性定價(高價)壓榨顧客 」；前半段推論認為這將造成台灣中小企業倒閉、台灣勞工失業，後半段推論則認為台灣消費者被迫接受低性價比(高價格低品質)的服務。多數人民同時是勞工也是消費者，一方面會越來越沒錢賺，另一方面則被迫花大錢買爛服務。如果最終結果真是如此，那的確是值得擔憂。 但我認為，鄭老師完全沒有考慮到企業角度的觀點，也就是：中國企業是否有動機要進入台灣 ？ 迷思一：中國企業進入台灣市場有利可圖？ 企業進行跨國投資的最大動機，當然就是獲利 。大致說來，獲利(或者虧損)是營收減去成本的結果，營收面要看市場接受的程度，成本面則是企業經營的能力與優勢。因此，我們可以將「中國企業是否有動機投資台灣」拆解成以下兩個問題： 1.中國企業進入台灣之後，是否能維持低成本 ？ 2.中國企業進入台灣之後，是否能得到消費者認同，甚至大到足以寡佔甚至獨佔 ？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看起來很直觀，但事實上並不這麼簡單。我們不妨換個角度思考： 日本的吉野家到台灣開連鎖店，平均單店成本是否與日本相當 ？讓我們用比較直覺的角度拆解吉野家的營運成本：食材(原料)、人(人力)、水電(能源)、店租、設備與廣告(行銷)。日本的原料比台灣貴，如果運到台灣要加上運費那就更貴，所以吉野家一定會想辦法採取當地原料；日本人力比台灣貴，如果要把日本人外派到台灣成本勢必更高，所以吉野家一定會雇用當地人才；設備可能採取日本原設備也可能改用台灣設備，如果是前者會增加運輸成本，後者則會以台灣當地價格計算；水電、店面都無法運送非得用當地不可，行銷費用也得因地制宜。結論是： 日本吉野家來台灣開店之後，成本勢必不會維持跟日本相同，反而會跟台灣相同等級的連鎖餐廳相近 。相對的，如果日本吉野家要到成本高於日本的歐洲開店，其單店成本也會近似歐洲當地連鎖餐廳的水準。 跨國經營服務業，成本結構會與當地相近，相異之處則來自於各企業的管理能力與優勢； 因此，中國企業來台營運，理論上不會有太大成本優...

《心之谷》(日文原名為《耳をすませば》，英文名為"Whisper of the Heart"，原意為側耳傾聽)是吉卜力工作室於1995年推出的年度動畫電影，也是近藤喜文唯一一部正式執導的院線動畫電影。近藤喜文製作過相當多知名動畫作品，例如《巨人之星》、《魯邦三世》、《清秀佳人》，以及吉卜力工作室的《螢火蟲之墓》、《魔女宅急便》、《兒時的點點滴滴》、《紅豬》、《海潮之聲》、《平成狸之戰》、《魔法公主》等大作，可以說是宮崎駿手下最強的大將。可惜的是，1997年的《魔法公主》後，近藤喜文在1998年遂因主動脈剝離猝逝，使吉卜力工作室遭受重大打擊，宮崎駿隨後也宣布退休。 宮崎駿改編少女漫畫的動畫劇本，最知名的就是《心之谷》與《來自紅花坂》，前者由愛徒近藤喜文執導，後者由其子宮崎吾郎執導。雖然兩者都是宮崎駿的劇本，也同樣描述一段青春愛情故事，但導演的天份在兩部片中一覽無遺。宮崎吾郎說故事毫無重心、節奏完全失當，水準比學生作品還糟；相對地， 近藤喜文完美地重塑劇本的靈魂，每一個細節都引人入勝 。

兩年前我跟身邊朋友說過， 要看手機市場什麼時候進入戰國時代，就看手機大廠們何時開始主打「機殼顏色」 。一場時尚的色彩大戰。不論是蘋果、三星或者舊時代(雖然只是兩年前)的HTC，單一款式的智慧型手機不會超過三種顏色；最初大家都只出一種顏色(例如蘋果的白、三星的黑)，接著變成兩種，再接著變成三種。現在市場盛傳蘋果即將推出中低階版本的iPhone，採用六種顏色的塑膠機殼讓消費者挑選──多色機殼一向是蘋果強項，從麥金塔到iPod，現在則是iPhone。蘋果推出中低階智慧型手機並不讓人意外，讓人意外的是智慧型手機的色彩大戰居然如此快速開打。 這兩年來智慧型手機市場大打規格戰，旗艦機種不斷推陳出新，產品週期也越縮越短 。最受消費者注目的規格莫過於：處理器(單核、雙核、四核、八核)、相機模組(300萬、500萬、800萬、1200萬)、螢幕(4吋、4.7吋、5.3吋、5.8吋、6.3吋)。過去PC市場的規格演化長達十幾年才讓消費者感到疲乏，智慧型手機只用了短短三年就幾乎走到終點，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最吃運算功能是遊戲與影片，但手機的尺寸與操作介面終究有所極限。以影片播放而言，螢幕尺寸最大不過5、6吋，精細度甚至不需要HD等級就相當夠用，HD跟BR在視覺上根本毫無差異──這同時也解釋了為什麼800萬畫素以上的相機在拍攝效果上並沒有跳躍性的差異。手機主要操作介面為觸控，也不可能玩太複雜的遊戲。 當這遊戲與影片這兩方面很快到達極限時，更高規格的處理器便顯得無用武之地；雙核手機已經能流暢運作絕大多數應用程式，四核手機更能充分支援所有的O.S.與APP 。根據今年Gartner公布的2013年Q1銷售數字，全球共賣出2.1億支智慧型手機，雖比去年同期成長42.9%，卻仍不如各家品牌廠的預期。蘋果、三星等大廠紛紛下修銷售預估，獲利表現也不如預期。 高階旗艦機種的規格戰山窮水盡，再也無法刺激消費者非理性的渴望與需求 。

洪仲丘之死造成台灣社會強烈的憤怒，讓中華民國國軍紀律之腐敗成為關注的焦點。國軍內部藏汙納垢早已不是什麼新聞，洪仲丘之死一方面讓國人了解軍隊不透明調查審理過程葬送了多少青春，另一方面也激起一片要求國軍自我肅清的聲浪。然而在目前台灣這種情境下，國軍不可能突然變得廉潔又有效率。 每個組織都有其存在意義，失去存在意義的組織，即使未遭到環境淘汰，也終將自我崩解 。軍隊的存在意義是戰鬥，然而台灣已經和平太久，久到已經沒有人相信台灣會發生戰爭──即使我們有個強大的鄰國虎視眈眈。這段時間以來，許多人在電視上或者社群網絡上積極發言，但鮮少以「軍隊必須作戰」為基本假設。以作戰為目標的軍隊，本來就得完全服從上司所有合理或者不合理命令。軍隊面對的核心議題是「死亡」，輸了戰爭所有人都得死，贏了戰爭還是有一群人得死；軍隊沒時間也沒能量處理個人的憤怒與恐懼，為了贏得戰爭讓國內摯愛的家人與朋友活下去，必要時候連生命都得奉上。軍隊從來不是讓人展現個人意志與特質的環境，軍隊非常獨特，無法完全以一般組織的角度衡量。 數十年的太平盛世後，台灣政府沒有淘汰軍隊，軍隊卻已經變了樣。現在的中華民國國軍如同從小被馬戲團豢養的老虎，只需要跳跳火圈、作作樣子，無需獵捕也有鮮美的食物可食。 國軍的戰力可以說是名存實亡，我們需要軍隊，需要一隻紙老虎擋在海峽兩岸之間，但所有台灣人根本心知肚明，要是發生戰爭，這個軍隊大概連第一波猛攻都擋不下來 。不然，我們該期待什麼？職業軍人普遍身材嚴重走樣變形、智力遠低於常人、同時還滿口謊言人格卑劣；義務軍人與後備軍人根本沒受過什麼戰鬥訓練，做得最多的事情除了職業軍人該處理好的公務之外，就是拔草以及一堆沒有意義的事情。如果拔草可以贏得戰爭，台灣大概已經征服世界了。

看空台北房市不遺餘力的Global Property Guide又出了新研究，這次是比較世界上83座城市房地產的投資價值。雖然Global Property Guide僅列出租金回報率(Gross Rental Yield，即租金/房價)，台北市以1.57%驚人(但不意外的)數據名列最後，但比較有意思的是，台灣在長期投資價值(Long Term Investment Rating)也名列最後。 如果Global Property Guide只是以租金回報率來判斷各地房地產是不是有長期投資價值，其實並不完全合理，但當你把滑鼠游標移到各城市評定的星等上時，就可以看出理由。例如長期投資價值排名第一名的埃及開羅在租金回報率上雖非居冠，其以五顆星掄元的好理由為：高租金報酬率、合理的轉移成本、低所得稅，相對的壞理由則為：租屋市場為買方市場、政治風險高、長期GDP成長低。租金回報率第一名的摩爾多瓦奇西瑙，在長期投資價值上只有三顆星並且為第36名，好理由為：高租金報酬率、租屋市場為賣方市場，壞理由則為：國家分裂問題、高稅率、必須付現購買、歐洲最窮國家之一。 Global Property Guide考慮的內容完全就是國際投資人會考慮的因素，諸如政治因素、總體經濟環境、相關稅賦、市場供需等 ，詳細內容包含：Gross rental yield、Income tax、Capital gains tax、Round-trip transaction costs、Potential landlord and tenant problems、Long-term GDP growth、Potential over-supply、Affordability、A view of long-term appeal to investors。

近二十年來國際政治最大的趨勢之一就是區域整合，歐洲無疑地最具代表性的區域。歐盟最大規模的整合策略就是貨幣整合，也就是採取單一貨幣「歐元」。貨幣牽扯相當多跟「國力」相關的因素，例如經濟成長率、進出口比率等；國家得以透過放寬或者緊縮貨幣調節自己的經濟情勢，讓國家經濟維持適當的平衡。因此，單一國家採用單一貨幣是非常合理的做法，反正升值與貶值都是兩面刃，大家都能根據國內需求自由調整。 既然如此，歐盟為何要採取貨幣整合策略？歐洲大陸各國之間雖然分屬幾大語系，但是沒有太大的自然疆界，彼此交通便利；人才、貨物與金錢的自由流動，能刺激歐盟各國的經濟發展。因此歐盟終究促使文明與經濟已經高度發展、成長緩慢的歐洲諸國，願意共同採用一種貨幣。 歐元幣值的強弱雖然能反應了整個歐元區的經濟實力，但是當中還是表現好跟表現差的國家。換個角度思考：中國與美國幅員遼闊，各地區經濟水準差異甚大，同樣產生發展不均的問題。不同的是，中國與美國都有中央政府統籌資源分配，但 歐元區並沒有一個更高的政治實體控制各區域(各國)的種種政策，例如發展策略、稅收多寡以及社會福利 。

最近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出了報告，結論是台灣在東亞國家中貪腐嚴重，而且十年處於惡化趨勢──其中最為惡化的項目為司法。根據這份報告的結果，台灣不僅從2005年時與韓國、日本等鄰國的1%低貪腐狀態惡化到烏克蘭、埃及水準，貪腐比例36%甚至高於全球平均27%。 台灣貪腐狀況整整成長了3600% ！ 這份研究主要可以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是人民對貪腐行為的「觀感」，另一部分是實際貪腐「行為」 。值得一提的是，這份研究測驗「貪腐行為」採取八種領域分項(教育、司法、醫療、警察、許可證、公共事業、稅、土地服務)，但在測驗「人民觀感」的時候卻採取十二種分項領域(政黨、國會、軍隊、非政府組織、媒體、宗教、私部門、教育、司法、醫療服務、警察、公務人員)。 我認為這是十分不良的研究設計，這會使得「觀感」與「行為」無法直接連結，更無法看出每一種分項中「觀感」與「行為」的落差有多大 。但這畢竟瑕不掩瑜。根據 日本研究結果 ，日本有48%的人認為自己國內貪腐現象嚴重，其中最嚴重的領域是政治(80%)、司法(76%)、宗教(74%)，但實際上日本卻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國家之一實際貪腐行為僅為1%──意思是， 日本人以為自己的國家很貪腐事實上卻很清廉 。 這結果同時表示 ，「人民觀感」這種東西沒有太大意義，真正重要的數據是人民行為 。 測驗人民觀感很簡單，但實際了解貪腐行為卻很難，這份研究如何計算實際貪腐行為的比例呢？這份研究的設計方式是：訪談民眾是否在一年內聽過身邊的親朋好友賄賂過？自己是否在一年內賄賂過？自己在一年內賄賂過的是八大領域中的哪些領域(可複選)？因此，假設某個受訪者在三個領域行賄過，仍將只會計算為一個人數而非三個人次──重點是「人數」。 這個研究取向非常有趣，研究者針對潛在的行賄者而非潛在受賄者訪談──即使行賄有罪，但誠實以告的機率總是比受賄者來得高 。

「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指出，區域整合應按部就班改善彼此的貿易障礙，但某些國家在破除貿易障礙時，無法作到服務業及其項目的交流，因為服務業開放不僅有經濟上的原則問題，更有政治的敏感，一旦因項目開放錯誤、導致國家經濟垮了，政府是要負起責任！ 」 以上文字是李顯龍在7月5日的2013年亞洲洞析會議(Asian Insight Conference 2013)的看法，雖然他並沒有明確指出是誰，但明眼人大概很難不聯想到台灣與中國最近正在談的兩岸服務貿易協定──而且幾乎是狠狠賞了馬英九一個響亮的耳光。依照台灣的現況而言，李顯龍特別把「政治的敏感性」列入經濟決策中，更是非常值得重視的一點。

《聽說桐島退社了》拿下2012年日本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以及最佳剪輯等三項大獎，可以說是該年度的最大贏家。日本向來擅長處理青春校園題材，這兩年來《告白》與《惡之教典》更是創造出一種更為黑暗而寫實的青春電影── 誰說青春只有酸甜戀愛或者熱血運動 。《聽說桐島退社了》就是延續了這個概念的一部電影。 圖、友弘、宏樹、龍汰(從左到右)。其實我蠻喜歡友弘這個角色，可惜他的個性實在是太平凡、太沒有存在感。

台灣碩士申請機制是這個樣子，學生必須附上自己的大學成績、自傳(相當於外國學校要求的SOP)、研究計畫以及推薦信。最近新竹有位大學畢業生請教授替自己寫推薦信好符合碩士申請規定，教授要求學生自己擬好推薦信之後自己再付上簽名；沒想到這位學生連推薦信都在網路上找範本，同時還剛好抄襲到書審資料的教授寫出的推薦信。在台灣，這個故事有兩點並不罕見。1.教授不願意親自寫推薦信，把自己當作橡皮圖章；2.學生寫自傳或者推薦信都得靠抄襲。 以國外碩士班而言，SOP與推薦信的重要性非常高，特別是MBA；SOP可以看出一個學生的動機有多強與人格特質，推薦信可以看出身邊的人如何看待這名學生。簡單的說， SOP與推薦信可以讓審查者看出這名學生對自我了解是否與他人對其了解相符 。台灣的篩選機制完全不重視自傳與推薦信，這兩者往往都不是影響書審成績的關鍵。特別是推薦信，教授同時是撰寫者與審查者，卻大都用一種敷衍苟且的心態面對，長期下來也就越來越沒有公信力可言── 連教授都敷衍了事、自我欺瞞，學界任憑自我墮落 。 當然，教授們也有苦難言。台灣各大學的教師學生比遠高於歐美，多數課程都是50人以上的大班級，教授根本沒有時間好好認識每一位學生；同時，由於教授們的課程設計與學校安排的時數總不契合，因此許多老師往往只能不斷趕課才能把課程教完，根本無法與學生有所互動。 在相處時間極少的情況下，教授對學生的理解幾乎為零，即使教授想自己寫推薦信也無能為力 。再者，即使教授們愛惜羽毛想拒絕學生，但在考慮到絕大多數老師與學生幾乎都沒有什麼互動、學生需要推薦信才能申請學校、學校又不重視推薦信的情況下，不如就叫學生自己寫好，再昧著良心簽個名吧。 反正學界裡面沒有太多人真的重視推薦信這回事，學生又是這個推薦信制度(通常兩封推薦信是門檻)的受害者，給學生一個方便有何不可 ？

台灣與中國之間即將簽訂一份可能是過去二十年至今影響彼此命運最深的合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不管是取消關稅壁壘也好、暢通金流也好，這些商業合作某種程度上並不會讓多數台灣人與中國人產生實質接觸，但開放服務業卻是串連彼此人民的生活，再也沒有人能拒絕或者無視這樣的連結。在沒有公布細項的情況下，其實很難評估這協定到底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目前看起來是福禍未依。 從傳統貿易學理論看來， 最先受益的一定是兩地消費者 。中國服務業品質之參差不齊頗為顯著，如果能開放台灣廠商到中國，有助改善當地服務業品質；而台灣服務業開始收斂在一個平衡點上，增加競爭之後會讓市場進入完全競爭，有助於促使消費者滿意度提升。然而，消費者的另一個身分是勞工，是創造服務並獲得薪資的人。兩地自由競爭的結果，長期而言將使競爭力弱的廠商退出市場，進而形成新的市場平衡，而這當然會影響所有受雇的勞工。因此，更重要的問題是： 台灣與中國，哪邊的產業會是最後贏家 ？

每年大考過後總會有幾篇滿分作文範例流出，每年都可以看到有許多網友不斷譏諷這些國高中生的作文陳腐、八股、虛構故事、了無新意、為文造情等，最後總會補上一句「台灣教育就是教出這些學生寫這種作文所以才會沒有競爭力」。這類說法不僅毫無邏輯，結論也極端可笑。 作文教育的本質是「正確地表現自我」，關鍵字是「正確」而不是「自我」 。因此，作文教學是一種「如何使用工具」的教學，文字在這裡只是一種工具。我們都知道文字可以是一種藝術但並非所有文字都是藝術，人類創造文字的目的是溝通，只有極少數的人類能夠將文字這項工具運用在藝術或哲學層次──但這已經超越了學習作文的目標。 將文字視作工具，意謂著文字有其使用的方式，這就是所謂的「基本技術」；作文教育的目的從來就是在訓練文字的基本技術，讓每一位國民都能正確地使用母語，而不是訓練一個人成為哲學家或者文學家 。 許多人認為作文評分很主觀，但並不完全正確。 作文評比的標準建構於基本技術，因此具有客觀性 ；例如台灣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寫作評分的要點有四：立意取材、結構組織、遣詞造句，以及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立意取材是 「理解力」 ，能不能在切合題意的情況下選取適當的素材；結構組織是 「邏輯性」 ，能不能流暢地表現自己的思想與情感；遣詞造句、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是 「精確性」 ，是否能毫無錯誤地使用字、詞與標點等符號，甚至能在多種同義字詞中挑選出最適切的字詞。依照這樣的標準，絕大多數的作文在兩位不同閱卷老師的批改之下，都能得到相近的分數或者相同的等級。 換言之，作文根本就不是藝術而是技術 。任何人都可以說這些高分的國高中生作文沒有藝術價值、沒有啟發性，但這跟「這些文章在技術上近乎沒有瑕疵」完全是不同層次的事情。

台灣所有人(除了公務員以外)都知道公務員(即事務官)體系出了問題，但是在台面上大談公務員議題的人沒有幾個抓到真正的關鍵。 台灣公務員制度最大且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沒有明確的淘汰機制 。任何組織都一樣，只要一段時間沒有適當流動就會有某些人開始腐化，而部份腐化就會很快造成整體腐壞。在組織行為學研究中，有相當多研究都指出一個現象：組織中的惡劣員工(例如因循苟且、搞小團體、玩政治手段)造成的破壞力可能遠超過一個天才型員工帶來的增益；也就是說， 除去組織中的不良分子比找到擁有異常能力的天才更為重要 。有趣的是，天才很少爛人很多， 實務上除去這些毒瘤卻遠比找出天才來得困難 。 台灣的公務員雖然不至於全部都是糟糕的爛人，但的確充滿一種被動苟且的氛圍──反正只要不明確違法，所有工作都做到剛好及格就好，反正這是一份終身雇用制的鐵飯碗。「及格就好」對於組織而言是最為可怕的心態，而 終身任用的鐵飯碗只有以下幾種少數情況下得以避免員工產生這種「及格就好」的心態 。 1.員工必須與組織共存亡，而組織遭遇到極大威脅有毀滅的可能 。日本企業的終身僱用制曾經為世人津津樂道，然而在創造出一段黃金榮景之後，安逸的日子也終究使這些企業走向腐化衰老。 2.員工具有非常強烈的內在動機，完全不受任何制度影響 。小組織有可能達成這種氣氛，但組織一旦開始成長之後，總會有些壞員工混水摸魚進入公司，如果沒有適當制度強化員工動機，好員工非常難不受干擾。但國家公務員體系不可能是小型組織，同時絕大多數人都相信國家不會倒掉(所以國家公債的利率才如此低)，因此公務員體系採用終身雇用制，幾乎不可能會是一個能長久維持高績效的策略。 台灣最初採取終身僱用制、18%優存，本質上是把「高度優惠」與「穩定」當作激勵手段，藉此吸引優秀人才。在那個動員戡亂都還沒終止又正值經濟成長期的時代，相對於其他更多具有爆發力的職業，這種高度優惠的還是具有吸引力，因此當時吸收到的公務員水準確實不差。然而， 隨著國家經濟成長越趨緩慢，理論上高水平又穩定的公務員待遇應該會吸收到更多優秀人才，但是為什麼台灣公務員的相對素質卻沒有提升反而下降 ？我認為主要原因有二。 1.對於已經在組織內的人而言，任何長期穩定的福利最後都會被視作理所當然，因此就不俱備激勵效果 。例如過去科技業獲利豐碩每年給員工很高的年終獎金，因此年終獎金就被當作是整體薪資的一部分，不會被視作...

我們在各媒體上看到的廣告，其銷售方式也是訂價之後再依據各種情況(例如購買數量、淡旺季等)配合不同的折扣與搭售方案；簡而言之，我們如果將廣告量乘上媒體公布的訂價，得到的數值將會大於媒體的廣告營收。因此，潤利艾克曼這家公司設計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數據叫做「有效廣告量」，將免費廣告與各種折扣扣除，最後得出的數值就會相當接近於媒體不會也不需要告訴觀眾的實質廣告營收。潤利艾克曼的有效廣告量不僅揭露了媒體的營收，更同時揭露了營收組成的方式。 這份資料 揭露的五大媒體(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報紙、雜誌與廣播)營收組成內容，還以產業別、企業別與商品別切分，因此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根據這份資料，今年一月到四月建築相關的廣告都高居榜首，第二名以降則變化甚大；顯示多數產業都廣告預算都會隨淡旺季而變化，只有建築業完全沒有淡季，簡直是現金流充沛月月皆旺季。我將一月到四月的資料揀選，將整體以及前五大產業的有效廣告量整合成以下表格，結果發現有趣的事情。首先，五大媒體的廣告是一個客戶極端分散的組成，前五大產業相加僅佔27%，第四名之後的產業佔比都在2.5%以下；唯一的異類就是建築業，佔了整體13.82%，遙遙領先第二名汽車業的5.01%。 換言之，建築業是台灣五大媒體的最重要廣告客戶，就絕對值來看，光是2013年前四個月就貢獻了34億廣告費用 。 表、五大媒體廣告收入前五大主要產業佔比。(單位：千元NTD) 圖、五大媒體廣告收入前五大主要產業佔比。

我曾經在〈 人民該替爛媒體的形成負多少責任？ 〉提出一個觀點： 台灣新聞台之所以爛成這樣，那是因為台灣觀眾的品味就是差，是台灣人的選擇型塑出了現在的媒體。 我舉了2004年年代新聞台的改革，但因為時間久遠，因此似乎不被當作很有證據力。但非常有趣的是，現在出現了一個節目，足以堪當觀察對象。TVBS新聞台勇敢地從4月8日起，於每周一到周五19:00到20:00的黃金時段推出〈FocusFocus全球新聞〉；這個節目由方念華策畫，內容相當具有水準，整整一小時都是本日最重要的國外新聞，同時還具有不帶過度情緒的觀點。 雖然說穿了，這個節目的水準大概就是國外一般正常新聞台該有的水準，但比起同時間內容同質性極高的台灣新聞台而言，簡直就是鶴立雞群、雲泥之判。如果根據在臉書還有一堆號稱熱血青年的文章，台灣人的素質之所以日趨下流，是因為新聞台不斷做出濫節目，因此可憐的台灣人只能被動地接受這些「媒體霸權」。現在非常好， 終於有個主流新聞頻道願意在黃金時段願意製作高品質的新聞節目，而且非常明顯地跟所有新聞台走不同路線，這樣看起來可憐的台灣人終於是能擺脫劣質新聞的噩夢了吧 ？ 更棒的是，我還找到一個網站， 潤利艾克曼 ，這個網站可以直接找收視率。有人宣稱，台灣的廣告商都是白癡，只相信那些被裝設了收視率檢測器的幾千、幾萬人觀眾的收視結果。但是這家公司採取的研究方式是電話訪問，也就是說，並非這些人宣稱的「幾千、幾萬個品味奇差的觀眾」。2013年6月7日這天，晚上19:00~20:00的新聞節目收視率，民視新聞居首2.28、中視1.83、台視1.3、東森0.87、中天0.8、華視0.77、年代0.65、三立0.55、非凡0.28、TVBS Focus 0.22。以上周資料來看，從5月3日到5月7日的收視率分別為：0.32、0.29、0.24、0.28、0.22， Focus全球新聞幾乎每天都是敬陪末座 。

〈狼的孩子雨和雪〉是一部帶有奇幻色彩的動畫電影。故事敘述普通的大學女生花與狼人彼相戀後生下長女雪以及次子雨，彼過世之後，花獨自撫養兩個孩子長大。這部電影的主題是種族，花與彼的跨族之戀、雨和雪的自我認同貫穿了整部電影。這個故事雖說並不複雜但也不好處理，導演細田守的個人風格以及美學概念卻成功地將這部電影提升到更高的層次。 圖、狼人一家。這個彼看起來好像靈體。 種族認同的美麗寓言 〈狼的孩子雨和雪〉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前半部是花與彼的戀愛故事，後半部是雨和雪的成長故事。花分別以女人與母親的身分連繫了兩部分，但是整部電影的重心其實並不集中。前半部基本上毫無主題。花與彼兩人相戀，彼向花坦承自己狼人的身分，最後兩人結婚並生下二子。花跟彼的心理歷程相當空洞，觀眾完全無從理解為什麼花能夠如此輕易接受彼的身分──除了愛到昏頭，實在很難有其他解釋。後半部的主題明確，就是雨和雪兩人的成長與自我認同。雪小時候活潑好動，狼的部分大於人；雨則是文靜害羞，人的部分大於狼。然而，雨在一次狩獵中覺醒了野性本能，從此走入狼的世界；雪反而在進入學校愛上社會生活，自此決定不再變身為狼。 以劇情結構而言，前半跟後半雖然有邏輯關係卻沒有必然要放在同一部電影裡的必要性，甚至可以獨立拆成兩部電影都完全不影響觀眾的理解。前半部的劇情其實跟〈風中奇緣〉、〈阿凡達〉等異族戀情故事系出同源，但顯然編劇沒想好這段故事的重點是什麼，以至於這段實在是讓人昏昏欲睡。導演細田守雖然試圖想透過高超的技巧彌補，卻顯得無能為力。

鍾子偉 (Joey Chung) 是商周網站上最炙手可熱的寫手，專欄名稱是「哈佛之後的人生」。如同他的專欄，他出身自哈佛 MBA ，年僅三十出頭就有顯赫的工作經驗，目前創業中。他的確是明星等級的專欄作家，甚至還能將專欄文章集結成書，他有名的文章或多或少總在臉書流轉傳閱，因此我的朋友多數都聽過鍾子偉這個名字。或者應該這麼說，他在我們三十歲上下這輩的網路使用者 ( 特別是臉書使用者 ) 中，是個不折不扣的名人。雖然多數人都不認識鍾子偉，只認識他的文章，但鍾子偉三個字畢竟成為一種符號，他本身就是符號。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喜歡鍾子偉。例如我一位朋友轉了他的文章，並附帶一行字「 我想大家都已經可以從第一、二句話就知道是誰寫的了吧 」。不少人嘲諷鍾子偉的文章根本是跟商周借了文章產生器，似乎只要按下按鍵就能隨機組成一篇文章 ── 因為這些故事不僅接近，內容也同樣空洞無物。於是諷刺鍾子偉便成為一種相當時尚的行為，跟嘲諷文青、嘲諷馬英九、嘲諷 CCR(cross culture romance) 有異曲同工之妙；畢竟對於某些人而言，惺惺作態、膚淺無物的人事物，永遠是最值得訕笑的話題。只是恰好鍾子偉被如此歸類。 然而，所有能成名的人，必然有某些理由。極少數明星是因為才華極端出眾，這種人有如利刃，不論在什麼情境下都注定成名；而絕大多數明星不能說毫無才華，只能說這些人本身的人格特質以及相對應的文化意涵，才是其成名的關鍵。我們都無法判斷鍾子偉在他的工作表現上是否才華極端出眾，我們只能透過文章去想像鍾子偉。當然，他的文章水準絕對無法歸類於極端出眾的那塊，也因此他的名氣並非全然美譽，而是褒貶互現。

「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莊子》〈齊物論〉 有個朋友說他提出辭呈。事出突然，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最近他老闆幫他加薪。我說是老闆提出的加薪數字比其他同事少很多嗎？他說，他老闆的加薪手法完全就是成語「朝三暮四」，他命名為「猴子加薪術」。原來，他老闆將月薪提升五千元，但是卻要求他之後不能報帳交通費；然而他每月至少因公務搭高鐵三、四次(台中來回台北)，加加減減下來等於沒有加薪，要是出差次數意外增加他還得自掏腰包。這件事情徹底惹火他。 「他敢講這種話是要羞辱我嗎？就是不加薪我也不會這麼氣！」他憤憤不平地說。 但回過來想，「猴子加薪術」不僅在台灣到處都是，而且還充滿各種變形。例如有位朋友在科技業，公司幫他加薪10%，卻降低他每月加班費上限；另一位則是改了職稱沒加薪水，以後卻得變成「責任制」不得報加班費；更有一位是升遷之後，公司就要求他「原則上不要請假」，到了年底也不將這些沒放完的年假轉抵現金。 升遷、獎金、加薪、休假，原本該是公司激勵員工的手段，但在台灣這些完全不懂管理、只懂算計的爛老闆手上，通通變成了這裡加一點那裡就扣一些的相互替代品 。

芬蘭的Rovio公司一手創造出2010年與2011年全球大紅的憤怒鳥(Angry Bird)之後，其創業故事一夕之間成為所有雜誌的最愛。從遊戲推出時程來看，Angry Birds、Angry Birds Seasons、Angry Birds Rio、Angry Birds Space、Angry Birds Star Wars等不同版本彼此相隔時間大約半年，每個版本的遊戲本身兩、三個月都會新增關卡；最新遊戲Star Wars版本於去年11月推出，至今半年也差不多該出新版本，卻僅只在本月推出Seasons的更新。根據Rovio的計畫，本季也將推出憤怒鳥的動畫。 然而，畢竟憤怒鳥的熱潮已過，沒有太多人注意到有什麼更新。現在引領風潮的手機遊戲已經是Candy Crush Saga──然而，根據我自己玩到第350關的感想是，這遊戲的生命週期也差不多到極限了。憤怒鳥也好，Candy Crush Saga也罷，這類針對智慧型手機使用者的零碎時間所推出的輕度遊戲，最後也只會是輕輕掠過世界，船過水無痕。 憤怒鳥與Candy Crush Saga的絕大不同處在於：憤怒鳥有「角色」 。因此，Rovio兩年前思考的策略方向是正確的，他們要把憤怒鳥變成行動裝置遊戲中的瑪莉歐，塑造出新時代遊戲界的超級巨星。 然而，不論策略再怎麼正確，時代的潮流畢竟不站在Ravio這邊。 在此，我們不妨先思考這個問題： 「遊戲的競爭者是誰？」 二十世紀遊戲機的時代，遊戲的主要訴求對象是兒童與青少年，遊戲的競爭者是其他的玩具。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電腦與遊戲機彼此爭輝，網路遊戲多人連線的形式，將訴求對象的年齡層再拉高到大學生，遊戲的競爭者除其他玩具之外，又多了運動、KTV甚至戀愛。二十一世紀行動裝置的時代，把二十世紀手持遊戲機的概念結合到手機與平板電腦上，於是快速成長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者也都成為玩家，再沒有人不是玩家，而行動裝置遊戲的競爭者也變成電子書、漫畫、音樂、電影與各式影集。 遊戲拓展至此，玩家可以分成重度玩家與輕度玩家，遊戲機與電腦遊戲訴求重度玩家、網頁遊戲與行動裝置遊戲訴求輕度玩家，各自進入超級戰國時代 。然而，在這麼複雜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定義遊戲的競爭者？ 從本質看來，遊戲是一種娛樂，只要是能提供人類娛樂效果的發明都可以是遊戲的競爭者 。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遊戲業的市場到底有多大？...

A&F(Abercrombie & Fitch)是個非常有個性的品牌，堅持不賣大尺碼衣服，目標客群鎖定「18歲到22歲，外貌與身材出眾的白人」。A&F的執行長堅持，他們只想賣衣服給有魅力的人。最近A&F再次躍上新聞，主因是有個美國人Greg Karber(youtube帳號是Gkarber)痛恨A&F的策略，於是在Outlet買了一堆A&F的衣服，並且把這些衣服送給遊民，希望讓A&F的品牌形象從「帥哥美女穿的衣服」變成「遊民穿的衣服」。 這樣的行為引發許多人的討論，許多人支持他的行動，但也有許多人提出反論，例如有人認為Karber的行為不是在羞辱A&F而是在羞辱遊民(但我個人深深認為他也無差別地婊到了Google+，暗示Google+的使用者遠比Facebook跟Twitter來得少，請見影片2分11秒)。暫且去掉這些關於歧視的論述，單從A&F的企業文化與品牌策略來看，我認為A&F是非常成功的公司。 採取這種不友善拒絕策略的品牌不只A&F，同為服飾品牌的Tommy Hilfiger就曾因為歧視華人而吃上官司，而2005年以前的蘋果也是這類品牌的經典個案 。這類採取高姿態的品牌的特色就是：完全無視以客為尊的概念，甚至更會主動篩選並排除特定客戶。乍看之下這種拒絕客戶把錢往外推的做法完全不合乎理性，但這類品牌訴求反而打中某些人的心坎。 「歧視」是「分類」的一種極端結果 。雖然現在有許多人會將各種程度的分類都冠上歧視惡名(例如排除尖叫小孩的餐廳是歧視兒童？我認為針對明確影響他人權益的行為做出裁量不能算是歧視)，但其實分類完全是人類的本能，例如嬰兒最初的學習行為就是區辨顏色與形狀再加以分類。沒有人希望自己被其他人分類成「不那麼好」的一群，但其實每個人每天都在不斷在分類他人，這也正是為什麼絕大多數品牌代言人都俊美勻稱──大家都想變成「好」的一群。但好壞彼此相對，美醜也是。某種程度上我們無法否定A&F的執行長Mike Jeffries說的話：「每所學校內都會有兩種族群，一種是受歡迎的年輕人，另一種是不受歡迎的年輕人，我們當然選擇受歡迎的這一群。其他不符資格的人，就只好被淘汰，我們是淘汰主義者？我們就是。」(A lot of people don't belong, an...

蘋果(Apple)營收與獲利成長速度減緩，股價隨之大跌，從二零一二年九月最高點702元跌落到400元以下，目前雖拉回到450元附近，與最高點相比仍相差35%。人生有起有落，企業營運也是如此。蘋果股價跌到最深的時候，股東與董事們紛紛對現任執行長庫克(Tim Cook)表達不滿，甚至傳出想撤換庫克的消息。這其實並不讓人意外， 畢竟美國科技業極端重視績效，任何執行長(CEO)幹不好，基於專業經理人的概念，都得引咎下台 ；只是，用短期股價波動來評斷一個執行長是否稱職也很容易出差錯。庫克甚至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於2011年8月24日上任時，蘋果股價不過350元左右，在他任內股價一度高達700元翻了一倍，公司市值更成為世界第一，即使是跌到390元也都還比他接任時來得高。 圖、蘋果2002年~2013年股價變化 好吧，就算不看股價股價，對於蘋果董事會而言真正的難題應該是： 如果真要撤換庫克，又有誰能接任 ？即使大家不說但也都心知肚明，賈伯斯(Steve Job)的光芒實在是遠遠超越庫克，股東們與董事們真正期待的接班人是另一個賈伯斯──而且還是神化之後的賈伯斯。我想沒有人會認真認為蘋果股價700元是因為庫克領導英明或者策略睿智，大家看得是賈伯斯始終沒有消散的亡靈。 賈伯斯真的很神嗎？同樣用股價來看，但把時間拉回1981年，三十多年以來蘋果股價絕大多數時候都只有10元以下，直到2005年iPod在音樂市場開花結果，Apple Store才使得蘋果開始竄升成一家偉大的公司。 我一直認為賈伯斯這一生最完美無缺的事情是他死亡的時間點──他一手打造的iPhone與iPad改變了世界，蘋果的聲望正要攀上顛峰 。也許有人會認為顛峰是最好的時間點，但所有的巔峰其實都是開始顯露頹勢的時候，盛極而衰。 當所有最好的條件都湊齊的時候，下一步面對的就是衰敗 。領導者勢必被質疑，「如果當時如何如何或許就不會衰敗」。看看三十年前的新力(SONY)想想現在的蘋果，殷鑑不遠。賈伯斯很偉大但賈伯斯不是神，只是他死亡的時間點太過完美讓他成為神。如果他早三年死掉，世人來不及傳頌他；如果他晚三年死掉，會有一半的人責怪他為何沒讓蘋果維持盛世。

引言──如果你還認為台北市房價還有空間上漲..... 前陣子Facebook上有張圖被廣為轉載，大致內容是台北市房價租金比(Price Rent Ratio, PRR)為64倍，位居全球之首。房價租金比的計算公式是「房屋總價格/年租金」，意思是：房子的價錢足以讓人租幾年。實際租屋價格被視作是實質住宅供需的合理價格，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中也是計算租屋價格(在台灣權重約佔20%)，因此台灣近十年年台灣房價雖然飆漲但CPI上升的幅度並不大，原因之一就是租金幾乎沒有成長。正因為 租屋價格代表需求的合理價格，因此房價租金比越大就表示房價背離合理價值越遠 。然而，倍數在怎樣的位置算是合理呢？ 一般而言二十年是合理的位置，意思是說：當一棟房子的價格相當於二十年租金時，不如就買下來吧 。 但為什麼是二十年呢 ？扣掉二十歲到二十五歲之前由父母扶養不論，成人能工作的時間大約是三十年，然而卻需要住五十年的時間──這樣看起來似乎表示二十倍似乎很少？然而房子的價格理受時間因素而折舊(這是重要的問題，後文會有更詳細的分析)，新成屋五年價格開始下滑，三十年之後降價幅度非常小幾乎停滯。再加上人生有很多不同階段，例如結婚者可能在新婚時需要住雙人套房，成為四人家庭時需要標準的三房兩廳，退休後又只需要住雙人小房；單身者則可能需要工作時期市中心的單人套房以及退休後的寬敞景觀宅。房子是一個人生活的延伸，人的生活會隨時間改變，房子當然需要改變。更不用說房子裝潢大約十年一換，換裝潢的時候往往也是人生轉折時，許多人更會趁此時換屋。考慮這些因素，我們應該理解的結論是： 所謂「合理」的PRR倍數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值，而跟一個國家人民的生活模式有很大關連 。同時我們也必須理解的是： 即使合理PRR倍數並非固定，卻也有一定範圍，那跟人的生活模式改變、房子本身折舊有關──因此合理倍數，大約十年到三十年之間 。 全球房地產指標(GlobalPropertyGuide, GPG)這個網站(見延伸閱讀)列出了全球85大城市的PRR，其中就有72個城市落在剛剛提到的10~30倍之間，超出40倍的城市只有3座。從這角度看來，我想各位應該可以理解台北市的房價有多誇張，64倍幾乎是一個人成年之後到死亡的完整時間，其中我們只有一半時間能工作，可能有三次以上的重要人生時期轉折；而房子的殘值也將在三十年之間不斷下滑，五十年之後...

〈鋼鐵人三〉(Iron Man 3)的劇情並非僅只接續一跟二兩集，〈復仇者聯盟〉(Avengers)對本作品的劇情的影響更大。復仇者聯盟擊退索爾(Thor)的弟弟洛奇(Loki)，為了拯救紐約市，鋼鐵人東尼史塔克(Strak)決定犧牲自我衝入蟲洞，卻在千鈞一髮之際跌回地球。然而，這段經驗卻使東尼產生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併發恐慌症(panic disorder)，時常陷入極度焦慮的狀態，夜晚難以成眠，並對鋼鐵衣產生強烈的依附感。 故事就從這個完全不英雄主義的時間點揭開序幕 。 圖、東尼與鋼鐵衣們。這張海報的設計暗示了東尼面對鋼鐵衣卻不知所措的焦慮，非常引人注意。 顛覆想像的第一幕劇 太過習慣好萊塢三幕劇的觀眾一定非常不習慣〈鋼鐵人三〉的劇本，因為故事的起始點已經完全背離了前兩部〈鋼鐵人〉與〈復仇者聯盟〉中的東尼史塔克的形象──東尼不再是花花公子，同時罹患了嚴重的PTSD與恐慌症，只要聽到關鍵字「紐約」、「蟲洞」、「復仇者聯盟」就會引發強烈的呼吸困難與盜汗。 這卻是三幕劇本中的第一幕：日常生活 。英雄理當無所懼，但東尼卻無法從差點死於宇宙中的恐懼中解脫。 但與其說東尼恐懼死亡，不如說東尼恐懼失去當下與小辣椒(Pepper)共有的幸福生活 。人如果沒有打從內心值得珍惜的東西，就不會理解什麼叫做「害怕失去」；過去的東尼玩世不恭，擁有超絕的智力、財富以及數不盡的女人，然而這些事物得來太容易，根本沒有值得珍惜的必要性。然而小辣椒卻不同，她給了東尼最缺乏的溫暖與安全感，只有小辣椒完全理解、包容並完全無私地愛著東尼，這對東尼而言產生強大的衝擊──如果我死了該怎麼辦？如果小辣椒死了該怎麼辦？ 東尼的恐懼，轉化成強化鋼鐵衣的動能 。鋼鐵衣是守護目前生活的力量，只有不斷強化鋼鐵衣才能減輕東尼的焦慮與恐慌。 在前兩部系列作中，東尼與鋼鐵衣的關係一向是「人役物」，但第三部的起點卻是「物役人」，鋼鐵衣支配了東尼的生活 。在這第一幕中，最重要的一場戲是東尼睡眠時恐慌症發作，自動系統召喚了鋼鐵衣馬克42號，讓小辣椒驚慌失措。小辣椒要東尼把鋼鐵衣切離生活，但 東尼則說：「鋼鐵衣是我的一部分。」 這是第一幕劇最重要的一句台詞，貫穿了整個東尼的日常生活。東尼設計了自動合體系統(這根本是聖鬥士星矢中的聖衣著裝)以備...

〈美國隊長〉(Captain American)與〈無敵浩克〉(The Incredible Hulk)、〈鋼鐵人〉(Iron Man)與〈雷神索爾〉(Thor)等，皆為驚奇影業(Marvel Studios)的大作，〈復仇者聯盟〉(The Avenger)中出現的重要英雄角色。 對於觀眾而言，與其說2011年的〈美國隊長〉是一部獨立作品，倒不如說是2012年〈復仇者聯盟〉的前導影片──片尾最後那三分鐘的預告存在感之強烈，幾乎讓人忘了前120分鐘在演些什麼 。然而〈美國隊長〉終究是部言之有物的電影，即使沒有〈復仇者聯盟〉這部商業大片的耀眼光芒。 圖、持盾，同時也是遲鈍的英雄，美國隊長。 與眾英雄不同的英雄 美國隊長本名為史蒂芬‧羅傑斯(Steven Rogers)，原本是個身患氣喘的瘦弱男子，直到參與了亞伯拉罕·艾斯金博士(Dr.Abraham Erskine)的「重生計畫」之後，才成為具有超高智力與結實肉體的超級人類。索爾本身就是擁有異能的北歐神祇，浩克與鋼鐵人東尼史塔克(Tony Stark)則天生具有超凡智力，與其他英雄不同的是： 史蒂芬原本毫無特殊的力量與智能，不過是個空懷正義感卻只能挨揍的熱血笨蛋 。 這幾年來， 驚奇影業的英雄主角們，大都有某種來自自身力量帶來的精神難關，例如綠巨人浩克得面對憤怒其實是力量與毀滅的雙面刃、蜘蛛人彼德(Peter Benjamin Parker)得承擔力量帶來的責任感、雷神索爾得克服戰無不勝帶來的高傲、鋼鐵人東尼史塔克得面對自身力量似乎全為否定他的父親所賦予因而產生的卑劣感 ，但美國隊長完全是個例外，他先擁有堅強的心靈，爾後才得到力量。大阿爾克那(Major Arcana)的第八張塔羅牌是力量，其圖面為一隻獅子溫馴地躺在美麗少女的大腿，少女象徵心、獅子象徵力， 心與力合而為一才叫做「力量」 。無法控制的力量就不能稱為力量。 其他的英雄都是先擁有超乎常人的能力才被賦予常人的煩惱，美國隊長則是一開始就有常人的煩惱，於是當他得到力量時，反而無須面對自我矛盾的精神困境 。

二零零七年的時候，柏南克靠著大量印鈔票的方式將理當大崩潰的美國經濟硬是撐起，原本應該破裂的泡沫沒有破裂，又緩緩吹起氣。 景氣循環谷底期最大的正面意義，就是徹底清除經營績效不佳的企業，並讓所有甘冒還款風險去過度消費的消費者得到報應 ──你可以亂來但請自己負責，這才叫做自由經濟，才叫做真正的資本主義。但是美國擋下了華爾街銀行倒閉潮，而貨幣寬鬆帶來的過多資金逼得全球的銀行不得不持續放出利率低廉的現款。那些想著終究國家會拯救自己的銀行，便幾乎毫無挑選地隨意放款給那些根本還不出錢、甚至不打算還錢的人，讓經濟始終處在一個不需要負責任的狀態。 但為什麼這招玩了五、六年的老把戲，現在看起來效果越來越弱了？因為 整體負債不斷增加，無法再透過擴張借貸來消費 。 所謂的借貸，其實就是將未來的錢用於現在 。政府舉債很容易理解，而人民借錢指的是跟銀行借貸，短期借貸例如如中小型企業融資、信用卡小額借貸，長期例如車貸、房貸。假設一個人一輩子可以賺三千萬新台幣，在理性的情況下，不論這個人怎麼借貸都不應該超過這個數字，銀行也不該冒著風險借超過這個數字的錢。當那些願意借錢消費的人都紛紛出來借錢之後，只要到某種極限就不會再繼續借錢，因為已經還不起了。 克魯曼的邏輯是：只要大家都不認為負債是一種需要正視的責任，不需要管還錢的事情，只要持續借錢就對了 。當大家都不去想還錢的事情，自然會再度衝高消費推升經濟，此時就能降低失業率、提升薪資水準並增加通膨。企業也不需要擔心會倒閉，持續擴張就對了，反正國家會出手拯救。此時國家必須承擔不負責任國民退休後的生活費用，又得承擔企業倒閉的風險，國家支出(特別是社福支出)將大幅攀升，如果收得的稅金不足以支付這些費用(例如像台灣的左派憤青在要求政府做很多事情的前提下又會要求政府不得對人民增稅)，就又得持續擴增國債。 反正在左派經濟學家的心中，人民、企業、國家都一樣，只要借錢來用就對了，經濟就會復甦了，一切問題都會解決了 。 左派經濟學家例如克魯曼、柏南克等人試圖想說服全世界：當大家都無視於負債風險，以及負債本身就是一種責任的時候，人類可以得到無限的物質快樂 。

「 左派經濟學家就跟無神論新教徒一樣令人感到驚奇。 」 全盛時期的柴契爾要是看到克魯曼關於負債的文章應該會吐血三升，彷彿恐懼過高的負債反而是造成經濟衰退、失業率提升的主因，卻完全無視真正讓美國失業率提升的因素，或許就是因為過多的負債與過高的社會福利。 左派經濟學家對經濟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主因是把經濟榮景當作假設，但這是完全錯誤的想法，經濟榮景其實是一段過度消費的時期。簡單的說，當大家都毫無節制地把很新的東西、還可以吃的食物丟掉的時候，那就是所謂經濟榮景。 經濟過度榮景的關鍵字是「浪費」──而且還是集體浪費，所有物質都過度消費、過度生產 。換句話說， 人類想要卻不需要的物質，是經濟榮景的真正推手 。供給與需求同步提升時，從供需理論看來應該是量增、價不定，然而現實卻告訴我們， 每一次榮景的結束都來自於通貨膨脹，價格必然提升 。這些虛妄的消費終究不會天長地久。因此物價提升到一定程度之後，景氣就會反轉向下；人們並不願意用更高成本購買那些其實並不需要的商品，不管那是衣服、家電，或者汽車、房子。 然而， 為什麼經濟榮景會造成通貨膨脹呢 ？假設物價不上升，經濟榮景是否就會天長地久？這個問題的答案相當簡單： 資源有限 。例如農產品與畜牧產品受限於土地平均產出量，除非技術大幅提升，否則不可能無止盡地應付人類毫不節智的浪費。 另一個原因則與企業樂觀預期造成的產能過度擴張有關 。以下讓我們從 企業跟消費者 的角度來看景氣循環。

經濟學告訴我們，供給跟需求會彼此強化，供給越多需求就越強、需求越強供給就越多，當兩者形成循環之後，就會不斷互相影響。 但如果回到最初的始點，到底是供給塑造了需求，還是需求促發出供給？答案是：兩種情況都可能存在 ；如果從APPLE的IPAD來看是前者，從NHN的LINE來看是後者。那麼以台灣媒體現在的新聞品質而言，又屬於哪一種情況？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大家必須先理解的是：真正從無到有的「需求」幾乎是不存在的。IPAD的確是前所未有的產品，但IPAD這個產品的本質是在滿足「直覺地操作電腦」這項需求。從產品的角度看來，IPAD的確是以供給創造需求，但如果從人類的欲望來看，IPAD則是需求促發供給。 也就是說，從唯物的角度來看的確存在著「供給創造需求」的可能性，但如果從唯心論的角度來看卻只有「需求創造供給」，所有的產品跟服務都是因著某種人類需求而生 。 有一個說法是這樣： 台灣媒體會爛因為觀眾的口味造成，即需求影響供給 。新聞節目就像是商品，當這麼多商品擺在你眼前的時候，大家偏好怎樣的產品(諸如包裝、大小、口味等要素)，最後所有品牌的產品都會變成非常相近的樣子。例如你會發現美國的運動飲料顏色都非常多元(且噁心)，但這些飲料大概一推到台灣就會立刻滯銷，因為台灣人不會想喝下螢光綠或者螢光粉紅的稀稠飲品。這個現象並不是很難發現，建議大家可以走到便利商店看看架上的產品，某種程度上當然會有差異，但在包裝分量、口味、口感上一定有更多相似之處，例如各品牌推出的600 C.C.寶特瓶裝無糖綠茶其實並沒有真正顯著差異。 另一個說法是這樣： 台灣媒體之所以爛是因為這些媒體本身爛，即供給影響需求 。這個說法的概念是，當架上只有一些爛產品的時候，消費者會被廠商、廣告商與通路商聯合說服，認為自己喜歡這個產品。也就是說， 當新聞台只提供爛新聞的時候，觀眾根本沒辦法選擇議題──閱聽人的口味是媒體決定的結果 。 這個說法在傳播學中稱作「議題設定理論」 。最極端的結果是，就連「觀眾的口味造成媒體變爛」這件事情都是媒體創造出來的概念，所以觀眾如果認為是自己的口味造成這種結果，那更彰顯了媒體洗腦的能力。

「代用咖啡」(suspended coffee)這個新興概念源自於義大利那不勒斯，民眾先在咖啡店預付款項，店家一旦發現有貧窮老弱喝不起咖啡，就會主動提供給對方。這個方法引發許多人的注意，有更多不是咖啡店的店家願意支持並提供這項民間自發性的社會福利，而代用咖啡臉書上的官方帳號( SuspendedCoffeess )也已經有超過四萬人點讚。在台灣，有一家位在板橋青翠市場的小麵攤提供了這項服務。老闆娘看到代用咖啡地網站後深受感動，決心提供「代用麵」；她在白板上做上記號，有人購買代用麵就加一、有人食用就減一。這項活動想必深受好評，因為該市場內現在也有好幾家店跟進，儼然形成一種正向循環。 刊上新聞後，多數人看到這樣的消息都給與非常正面的評價，然而卻也有少數人提出了質疑──去掉情緒性的語言之後，部分質疑仍有其道理。 首先，代用餐點(suspended food)是個完全沒有監督機制的制度，預付款項是否能毫無偏倚地用在需要的人身上，完全只能取決於店家的誠信 。 其次，店家沒有真正具有信校度的方式去篩選出真正需要援助的貧弱者 。簡而言之，付款的民眾無從分辨哪家店家值得信任、收款的店家也無從分辨誰是真正的弱勢。當然，我完全相信那位善良的麵攤老闆娘，是抱持著正向樂觀的援助精神開啟這項活動；然而，如果後續加入這項方案的部分店主藏匿禍心，那情況會怎樣演變呢？ 很明顯地，先開啟這項活動的店家短期內會吸引人潮。人們看到新聞吸引而來吃麵消費，更可能吃完麵之後就順手多付了一碗麵的額度，看著自己的愛心成為白板上的一條橫線。假使多數民眾皆樂意到這樣的店家消費，就會引發其他店家的跟風； 在沒有監督機制下，提供這項服務對店家而言沒有任何損失，一方面是招攬顧客的廣告，另一方面還可以收到預付款項增加現金流，更惡質一點的店家甚至可能把這些款項中的部分納為己用 。接著部分貧窮者(或者不貧窮但假裝貧窮的人)抱怨在某些店裡面始終不提供食物，引發社會大眾對這類店家的質疑。最後，這些動機良善、執行無誤的正派店家同時受到媒體攻擊，在不堪記者連日騷擾的情況下只得停止服務。最後，願意持續這項服務的店家又會縮減到很少或者沒有，這些店家能得到的經費也將大不如前。

所有時代，都有結束的時候。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在未來的歷史上可能是這個年度中無足輕重的一天──相對於一觸即發的兩韓戰爭或者又一次全球股市大崩盤而言，這天僅消輕描淡寫。然而這天卻發生一件事情，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 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 Baroness Thatcher)，八日上午在倫敦的醫院過世，享年八十七歲。 即使這位二十世紀全世界最重要之一的政治家至今仍評價兩極，但不論是從領導能力或者策略眼光看來，她都是難得的領袖 。柴契爾是政治上保守主義、經濟上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這點與當時美國的雷根相同)，對她而言，只有建立一個使人民會不斷努力的制度才是解決所有經濟問題的方式。柴契爾反對力量過大的工會，這對於現在思想傾左的台灣社會而言可能是個令人髮指之處，但請注意，柴契爾反對的是「力量過大」的工會，而不是「工會」。 經濟制度如果走向極端，例如像台灣這樣過度傾向企業或者像當初的英國那樣過度傾向工人，都會導致經濟運作效率低落、成果不彰，同時損害許多人的權益 。

MSN吹熄了燈號，從此再也不見登入時旋轉的小綠人。從1995年到2013年這將近二十年的時間，MSN幾乎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及時通訊軟體，讓我們得以在PC時代能自在地傳送訊息、交換彼此的心情與想法。198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們應該對MSN都有份情感，那大約是我們高中與大學，最急著與人建立各種或深或淺的情感關係的時代，無法或缺的一部分。我們在剛認識人的時候會先交換姓名、手機與MSN──但手機畢竟無法讓人聊個過癮，互傳簡訊都要一封三塊，於是MSN便成為所有曖昧情愫初始時最廉價而重要的工具。 不知道是誰這麼說，MSN像是一盞光明燈，只要看見對方顯示上線，便得知一切平安。極盛時期的MSN，幾百個好友同時間甚至有三分之一是上線狀態；我們推敲著那些不上線的人是否封鎖或者刪除自己，同時間也封鎖或者刪除那些不願意再耗時間交往的人。燈號是否亮著意謂著關係是否存續，許多男女終日惴惴不安只想看見特別的一盞為自己亮起。於是有許多測試是否封鎖或刪除的軟體應運而生，彷彿一種讀心術，只需要帳號密碼就能看穿對方的想法，但卻也讓自己成為駭客的目標。科技始終來自人性，程式碼的編輯轉置也不過欲念交纏。

我們時常直覺且本能地以為，民主政治加上自由經濟，必然能替人民帶來富庶繁榮、文化鼎盛的高品質生活；也就是說， 民主與經濟應該是線性的關係 。這個直覺其來有自，因為最早採用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的歐美大國，幾乎無不「富庶繁榮、文化鼎盛」。然而，如果我們從結果認定當初曾影響十億人生活的極權共產主義是場最後失敗的、巨大的人類社會實驗，那麼誰能肯定自由民主不可能是一場還沒有失敗的實驗？ 「 當民眾的政治權利水準較低，這些權利擴張可刺激經濟成長。然而，一旦民主取得了一定成果，進一步的權利擴張就會減少經濟成長。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極端的獨裁體制裡，政治權利的擴增傾向於增加經濟成長，因為對政府權威的限制起到關鍵作用。然而在已經取得政治權利的地方: 進一步的民主化可能減緩成長，因為民眾此時關注的是社會計畫和所得重分配。 」── Robert J. Barro,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Barro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他的論述是： 民主與經濟非但不是線性關係，甚至是倒U型關係──意思是，過多的民主會使經濟成長停滯 。他認為，雖然民主化的初期會因為自由而釋放出民眾的創造力與活力，進而提升經濟，但最終將因為民眾過度重視自我權力而導致過度限縮了公眾利益。

《NO》代表智利提名2012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同時也是該年度坎城影展導演雙週單元最佳影片。本片改編自真實事件。1980年代仍在極權統治下的智利，在國際(特別是美國)的壓力之下決定舉辦公投，由人民決定接下來8年是否持續接受皮諾契(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的專制領導，如果同意就投下"Si"(智利語中的「是」)，不同意就投下"No"(同英語的no，「否」)。主角瑞內是位專做大企業商業廣告的廣告人，在NO陣營的徵招之下投身選戰，要在每日15分鐘連續一個月的節目中說服人民投下No。 這部片一方面充滿左右派對立的政治意味，另一方面又有獨特的美學概念與敘事手法，皆是本片吸引人之處 ──雖然對於習慣好萊塢電影的觀眾而言，本片完全是悶片。 圖、主角瑞內與NO陣營的象徵，彩虹色條。 慢與快、舊與新──編劇與導演的紀錄片式手法 《NO》並不是一部好萊塢式的敘事電影，不僅劇本無法切成基本的三幕劇格式，導演帕布羅拉瑞恩處理畫面和運鏡的方式一時也讓人難以理解 。如果用三幕劇來重新分析這個故事的時間線軸，應該可以這樣切分成三塊：1.主角瑞內身為大企業廣告人並相對富裕的日常生活；2.主角受NO陣營徵招，決心投入選戰；3.選戰尾聲，主角內心有所改變，最終取得勝利。然而本片開始只過了三分鐘主角就受到NO陣營徵招，接下來整整一百分鐘都是選戰過程(中間還加入大量當時實際的宣傳影片史料)，最後只用十分鐘處理選戰後主角回歸生活。 對於一般觀眾而言， 這是一部鋪陳部分太快、轉折部分太慢的劇情片 。《NO》根本沒有想對觀眾介紹每一個出場的角色的身分與形象，因此在前三十分鐘觀眾必須容忍一個接著一個出現的新角色──觀眾甚至沒有線索去分辨哪些角色將在故事中扮演重要的位置。編劇佩德羅佩拉諾處理這些角色的態度像是「你懂也好不懂就算了反正我就是要這樣說故事」，讓人難以理解故事走到哪裡、下一步會怎樣走。但問題是，這部片根本就希望你抓不準劇情的鋪陳，甚至不希望你看出劇情的結構。 編劇非常刻意地打亂人物描述、劇情結構，目的在營造出一種記錄片的氛圍 。

最近有兩個跟高等教育相關的議題。一個是吳寶春先生想念EMBA卻被台灣法令拒於門外，相對的新加坡法規雖然也有相關基本學力限制，但卻願意讓吳寶春先生直接通過書審門檻進入面試；台灣也迅速開啟「吳寶春條款」，將同等學力資格調低。另一個稍微早一點的議題是郭台銘先生直指博士生畢業之後賣雞排是一種社會浪費，引發許多人嚴重不滿，例如台灣立報就認為這是一種「階級歧視」。 我一位朋友對此做出評論「 博士生賣雞排跟吳寶春被EMBA拒絕兩件事離的這麼近，剛好形成尖銳的對照組。博士生不管是什麼原因，念不下去或前途茫茫，決定『低就』，引起『投資浪費』的譴責；反觀吳寶春想要進修，聲稱：『給我機會，念不念完自己負責。』Excuse me~怎麼覺得這邏輯怪怪的：吳寶春若沒唸完emba（而且唸完他也不會是CEO），按照雞排邏輯，這難道就不是一種浪費？怎麼對象換成一個『台灣之光』，台灣社會之前理直氣壯的邏輯就變了？ 」 我相當認同這位朋友的一個論點，那就是「只要是台灣之光什麼都可以合理化」；以立法院這種品質跟效率極低的審查法案水準，卻可以為了吳寶春跟馬英九的一句話，立刻弄出個「吳寶春法案」，想來不免諷刺，看來 台灣還是人治遠大於法治的社會 。但另一方面， 我無法認同將博士學位跟EMBA相提並論 。

天主教前教宗本篤十六世雖然卸任，但他對經濟的觀點不可不謂精闢。他認為「 金融危機的根源是人類的貪婪和違法亂紀，而非資本主義結構本身的缺陷。 」重點是人類的道德層次，而非制度。這段由教宗題出的看法，直指許多對資本主義過度敵視的熱血青年的盲點： 支持資本主義不代表支持貪婪，反對資本主義也不代表具有道德上的神聖性 。 人皆為己。更精確地說來，人是為了延續基因而存在的過度性載體，所有的慾望不過是為了這個最終目的而存在；食慾如此、性慾如此。然而，慾望予以人類強大的動機，卻未必保證這些動機能引領我們往「延續基因」這條路走。例如過度縱容性慾可能使人染上性病、過度縱容食慾可能使人肥胖，長期看來都會讓人減損生存與生育的功能。以這樣的角度看來， 利己的貪婪與利他的寬厚，兩者的本質更可能都是利己──換言之，助人即是助己 。 人是一種群居生物，合作與從眾是我們基因中強大的趨力。理論上，資源充沛的時候，人合作的動機將優先於自私的動機。資源不充沛的時候，則視合作是否能擴大資源讓彼此共存；若合作無法帶來共生，那麼自私的動機就會強於合作的動機。 也就是說，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適當的禁欲與合作都是長期有利的做法；但人類做決策的時候往往不會考慮這麼多事情，會簡化成很基本的策略：道德 。

從去年生日創立blog至今已經四個半月，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突破十萬點閱人次，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特別是在這十萬點閱數中，有將近四成皆來自於電影相關的文章(包含影評以及對電影產業的觀察)，這一方面表示電影相關的文章比較受到關注，但另一方面也讓我相當遲疑：我該增加電影相關文章的比例嗎？ 這世界最困難的事情是，莫忘初衷。 我重新看了我去年創立blog時的第一篇文章，是的，我最初的動機是想發表一些我對世界的想法與洞見，「閱讀之後再加以分析」。Read and Analyse. 原本一直想寫書評，但始終寫不出什麼。第一個問題是，書與書評的形式都是文字，如果書評沒辦法寫出超過文字的厚度或者廣度，那讀者不如直接去看書。其次，現在看書的人很少，剛好跟自己讀到同樣一本書的人更少，寫這樣的文章自我抒發的成分遠大於被人閱讀，這也與我最初的動機相違背。最後，這個世界上值得閱讀的「文本」並不是只有書籍以及報章雜誌，所有現象以及故事都是蘊藏無限豐富性的文本；如果只是拘泥於閱讀文字，反而是種自我設限。

去年的《大藝術家》(The Artist)對美國黑白默片致敬、《雨果的冒險》(Hugo)對法國影人喬治梅里耶(Georges Méliès)所拍的《月球之旅》致敬； 今年台灣的《阿嬤的夢中情人》則是對70年代台灣黑白台語電影的黃金時代致敬 。本片的編劇具有很強的企圖心，以一段跨越四十年的愛情喜劇作為包裝，探討了台灣電影產業的問題。雖然年輕觀眾並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且讓我們從這部電影中找到過去台灣黑白台語片的風華痕跡。 台灣有個好萊塢 編劇王莉雯對台灣黑白台語片的歷史下了一番功夫，將那段年產百部電影的黃金時光重現── 台灣曾經有過好萊塢，北投 。《大藝術家》描述了美國黑白默片為彩色有聲電影取代，《阿嬤的夢中情人》也稍微描述了台灣黑白台語電影沒落的過程；一幕女主角蔣美月進入北投片廠的畫面，幾乎完全跟《大藝術家》的女主角Peppy Miller走入好萊塢片場的設計完全相同。那該是極盛極華美的時期，只可惜台灣好萊塢可以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內，明星們只能安棲於小小的溫泉旅館，男女各睡一間通舖。 更加腐敗的是整個電影產業 。製片完全金錢導向並且控制一切，只要能對觀眾與金主獻媚，即使是當紅女明星也得說著下流台詞公然置入性行銷。編劇的劇本怎麼胡言亂語都無所謂，5只要西抄一點007、東抄一點哥吉拉，劇情人物台詞都不重要，七天就得寫出劇本，如果能三天完稿最好。至於導演睡著醒著都沒有差別，佈景搭了、燈光打了、攝影機開了，只等導演被助理叫醒機械式地喊出「開麥拉」與「卡」，十天就能拍完一部片。當製片、編劇、導演這並立的三角完全傾向製片，而製片對電影基本技術完全不感興趣，只想著賣明星賣廣告的時候，這個系統最後終於是抵抗不了大環境的變化。 彩色電視、國語電影，再到之後的美國正統好萊塢大片紛紛入侵，觀眾的選擇最終仍回歸到娛樂的本質──品質穩不穩定、內容好不好看 。於是這些粗製濫造的黑白台語片，完全失去活路。

昨天(3月6日)夏普(Sharp)突然宣布三星(Samsung)將以認購特定人增資的方式入股夏普101億日圓(不列計各項費用)，相當於夏普已發行股票3%的股權。對於財務結構千瘡百孔的夏普而言，100億日幣還不足以解決第三季即將到期的2000億債務危機；同時，三星僅取得3%股權，也無法介入經營、取得技術。換個角度思考， 鴻海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三星同樣也沒做到；當然，三星跟夏普也不是省油的燈，這一著棋必然有各自的動機 。 對於三星而言， 取得夏普股權至少能有一個短期效果，那就是穩定面板供貨 。三星各項產品都持續熱銷，特別是用於平板電腦與智慧型手機的中小尺寸面板，更是三星不可或缺的重要零組件。下半年是電子業旺季，三星也已經預將對友達(AUO)的全年下單片數從570萬片提升到850萬片，但 如何保證供應鏈貨源充沛無慮仍是三星今年最大的難題 。或許有許多人會認為，貨源不足頂多影響出貨，反正消費者願意等待，然而對廠商而言卻不這樣想。像宏碁(ACER)那樣把存貨堆在通路商那邊還認列成應收帳款的做法絕對可恥，不過像HTC那樣號稱第四季蝴蝶機熱銷到斷貨結果營收獲利仍大幅滑落又是另一種慘狀──總之，出貨量與銷售量要估到完美很難。 但在企業管理中，出貨量不足是比堆滿存貨更糟的事情 。當企業砸下大筆研發與行銷經費創造出消費者追捧的產品，卻因為賣到斷貨而將白花花的銀子往外推，沒有什麼比這更讓經營者心痛。 中期而言，三星也有機會取得日本的技術，特別是夏普擅長的OLED 。從反面看來，既然這筆資金無法解決夏普的債務危機，市場推估，夏普拿這筆錢的主要目的應該是讓生產32吋電視面板的龜山二廠能維持營運。

隨著中華隊在世界棒球經典賽過關斬將，黃牛票的問題也越趨嚴重。大家都不喜歡黃牛。對於售票的廠商而言，黃牛是一種次級市場，黃牛票的賣家則賺走了豐碩而毫無成本的利潤。對於買到票的觀眾而言，黃牛票的價格越高，賣出自己手上的票的動機就越強。對於買不到票的觀眾而言，黃牛票與一般票的價差來自於時間(例如必須排隊)或者運氣(例如網路搶票)；前者還堪忍受，後者則讓人難耐。 誰該得到票，是個關乎公平性的問題 。 要解決黃牛的問題有一些可能的方式。例如， 同時增加黃牛時間成本與降低購票效率 。完全取消網路訂票，改以傳統排隊的方式取代，同時規定一人限購一張票──古老方法總是有些好處，至少公平。但傳統排隊一方面會大幅增加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也無法遏止黃牛召集人馬大舉排隊；此外，雖然傳統排隊加上限購會大幅增加黃牛們的成本，但同時也增加有意願買票者的成本。 這種做法很像化療，雖然殺死了癌細胞但也殺死了正常細胞──最後的結果是廠商、黃牛與一般觀眾都同時受害 。 另一個可能的作法是 禁止轉賣以完全杜絕二手市場 ，例如購票的時候必須登記身分證號碼，入場驗票時必須出示身分證，只有票跟身分證相符才能入場。但這種做法會大幅提升驗票的時間，同時也會增加管理成本，對廠商跟觀眾而言是雙輸的作法。更何況，有些觀眾可能買了票但卻臨時無法到場，在無法轉賣的情況下，假設廠商又不接受退票，這張票就浪費了；如果廠商願意退票，又會額外增加管理成本。即使黃牛能在開放購票前事先找到顧客，那也只能賺到微薄的工資，沒辦法漫天喊價。 這做法很像外科手術，雖然能精準地切割掉病灶，卻得付出高昂的成本 。

《派特的幸福劇本》(Silver Linings Playbook)在中國的翻譯為烏雲後的幸福線，兩個翻譯各異其趣，台灣取了前者Playbook，中國取了後者Silver Linings。 Silver lining指的是烏雲透光的銀邊(見下圖)，意思是指所有困境都仍有希望，即使烏雲密布，也總有撥雲見日的一天 。這是一個關於兩個精神病患一開始不怎麼幸福的戀愛故事，然而 本片導演大衛歐羅素(David O. Russell)卻沒有將本片的格局定位成單純的浪漫愛情喜劇，反而對觀眾拋出了更多關於「界線」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區辨正常與瘋狂？我們應該如何區辨什麼是愛？ 圖、烏雲透光的銀邊(silver lining)。 誰是瘋子？ 本片中有兩個人被醫學明確界定為精神病患者：男主角派特(Pat)與丹尼(Danny)；女主角蒂芬妮(Tiffany)雖非精神病患，則因為丈夫過是過度悲傷，因此也使用過藥物治療。派特與蒂芬妮初次見面的時候大談彼此使用過的藥物，例如鋰鹽(用於治療躁鬱症)、思瑞康(用於治療精神分裂)、贊安諾(用於治療恐慌症)等精神科常見藥物，可以看出兩人在精神科醫生眼中症狀相近。然而，派特的爸爸老派特也有情緒失控的問題，看比賽時候的儀式性行為到了接近強迫症(OCD，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的行為；派特的好友朗尼(Ronnie)與老婆薇諾莉卡(Veronica)婚姻關係太過緊張，以至於壓力大到會在車庫亂砸東西；派特的哥哥傑克(Jake)自我中心完全無顧他人感受，說話極端白目又極端自我防禦。如果派特聽到特定音樂會突然歇斯底里發狂或者蒂芬妮隨便與人發生性關係是「病」、老派特、傑克或者朗尼不算是「病」，那麼 正常與瘋狂的界線應該在哪裡？這條界線是「質」的差異還是「量」的差異 ？

最近台灣電影界兩大盛事，一件是大尾鱸鰻票房大好，另一件是李安再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華誼兄弟電影公司總監製陳國富接受今周刊採訪時指出，如果台灣只想著拍大尾鱸鰻這樣的電影，就永遠不可能拍出少年PI的奇幻旅程。這樣的說法引發大尾鱸鰻導演邱瓈寬以及朱延平的回應，而這問題持續挑戰著一個老議題：票房與藝術性孰者為重？ 假設「叫好」跟「叫座」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那麼對於台灣電影業而言，到底應該選擇哪邊 ？ 台灣在2008年魏德聖的海角七號之前，經歷了十幾年幾乎毫無票房的慘況。這段時間當中並非沒有台灣電影，而是沒有賣座的台灣電影；導演一手掌權，編劇與製片幾乎毫無發言餘地，於是台灣電影業就被這群整天壓身家只想拍「自己作品」的導演給毀了。魏德聖有很強嗎？其實並沒有。但是他深刻了解一點： 沒有票房，就沒有產業 。於是他站在觀眾的角度思考，拍了一部給台灣人看的電影，並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票房成為這幾年台灣電影的最大標準，藝術性則變成可有可無的事情。 但如果我們把時間再推往前一點，看看朱延平是票房大導、郝劭文是票房明星的時代，那個時代台灣電影不是沒有票房，甚至有許多賣座強片。 許多人歸因於當時電影界一窩蜂地競拍吸睛的商業片因此打壞了觀眾胃口，但我認為那是錯誤的歸因；好萊塢電影不也一窩蜂地淨拍商業片，怎麼全世界的觀眾沒因此打壞胃口到讓好萊塢消失 ？ 真正的關鍵是基礎技術與管理能力──這些台灣人最不在乎又最不起眼的基本功 。

在了解高鐵為何會因為燈會而塞爆這個問題前，讓我們先來做個簡單計算。 台灣燈會點燈的第一天恰逢周日，又有迪士尼大遊行、SHE現場演唱燈會主題曲等特殊活動， 在整個為期八天預估超過1000萬人次的活動中，燈會首日隨便也超過150萬人次 。150萬人次並不會全部都到晚上才回家，預估有25%的人會在點燈儀式之前就搭車離開；點燈儀式7點15分開始，大約到7點30分結束，預估又有15%的人會直接離去。到以上為止，預估至少60%的人會在看完點燈之後還留下。以最快1小時之內看完燈會而言，那就是8點半開始離開新竹；大家考慮到隔天要上班上課的情況下，至少會希望10點半之前離開。假設這60%的人，有80%有這樣的想法， 那就是將近50%來看燈會的人會擠在晚上8點30分到10點30分之間要離開燈會現場──至少70萬人次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搭高鐵，但在展場緊鄰高鐵站、轉乘台鐵速度慢、開車也耗時的情況下， 這70萬人次中至少40%的人會選擇搭高鐵，也就是約30萬人次；即使用30%計算，也有20萬人次 。此外，由於這些列車並非空車，因此應該還必須考慮原本南下北上的需求，但在這邊為了簡化先完全不計算在內。也就是說， 高鐵在2小時內至少要疏散掉20萬人次，平均1小時10萬人次，才算是合理的計算──而且這還絕對是個低估的數字，實際需求一定更多 。

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兩篇文章(見延伸閱讀)著實讓我吃驚，要是標題沒有「中國」二字，我還以為紐約時報怎麼也對台灣教育提出這麼深刻的針砭了。 台灣的教育改革確定失敗了，而且是打從一開始就篤定失敗──如同共產主義般地，註定失敗 。教改的最初目標是人人皆有，最終卻導致人人皆無。台灣的教改基本上就是一場教育的文革，充滿各種偏見與迷思，以為舊有制度一無是處，又完全無視人性本質，妄自假設出太多不切實際的可能。 這個世界是這個樣子，越容易得到的東西，就越沒有人會珍惜 。例如大學入學們檻低到錄取率接近100%之後，越是不經努力就考上大學的學生就越不會珍惜這個機會；相對的，社會上也沒有什麼人會真的覺得那些三流野雞學店的文憑有什麼價值。 最終，學位對於學生、企業以及整個社會而言，將越趨不具價值 。 然而，社會的集體認知緩慢地遞延了這個效果 。 最先理解這件事情的是 企業 。企業一開始並非不給這些學店的學生機會，然而在廣設大學六、七年後，也就是這一代的學生畢業兩、三年後， 企業開始發現某些大學還真是學店，畢業生的素質還不如過去的高中生，因此在員工錄用上設下潛規則，看到某些學校畢業生的履歷直接不予錄取，連面試機會都不給 。所以，如果你非常優秀，卻發現自己因為學歷而時常被企業拒絕，那麼你真正應該抱怨的對象是你的學長姐，是他們過去差勁的表現使得你連面試的機會都拿不到。

巴菲特是位讓人尊敬的投資大師，其縝密的思慮與深遠的眼光總能切入問題本質。許多人會以為，充滿智慧的巴菲特之所以支持課徵富人稅是因為其善良的性格，然而這個想法一半正確一半錯誤。巴菲特具有善良的本性是正確的命題， 然而巴菲特支持富人稅並非因為善良，而是因為支持富人稅是對富人而言最佳的策略 。 攤開歷史，每一個朝代的末期都很像：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底層的人數不斷增加，四處皆是路有凍死骨。為了生存，累積的民怨再也無法透過軍隊鎮壓，只要一次水患、一度荒年，人民就揭竿起義。 革命並不只是重新分配了權力，更重新分配了財富，畢竟朝代更迭無不是飢寒起盜心 。 財富重新分配遠比權力重新分配來得更有意義──雖然權力與財富時常互為因果表裡 。

據說許多外國人會混淆台灣(Taiwan)跟泰國(Thailand)。實際去一趟曼谷之後，我才發現這種誤解並非只是來自於字首讀音相近，或者新台幣與泰銖匯率幾乎是一比一。以城市規模而言，曼谷面積約1500平方公里、人口約800萬；台北市面積約270平方公里、人口約270萬。因此，曼谷規模比台北市大，但人口密度僅為台北的一半。曼谷同時是世界第三大觀光城市，每年觀光人數就超過一千萬人，觀光業佔GDP達12%；台灣的觀光人口近兩年來由於中國觀光客大幅增加因此成長迅速，根據統計，去年應首度突破600萬人(見下圖)。 以觀光而言， 泰國──特別是首都曼谷國際化的程度極高，市區路上到處都是外國人，白種人尤其多 ；反倒是 台灣雖然號稱觀光客人數破六百萬，觀光客卻有九成來自亞洲，僅一成來自歐美 (見下圖)。

如果說這個部落格有一個核心價值與信念，那一定是「理性主義」。 理性主義是一種以理性為依歸，盡可能讓自我透過理解各種人與各種角度的思考，避免過度的情緒影響自我的主張 。凡事都得有憑有據，凡事都要在和諧的情況下談。同時， 理性主義並不否定憤怒與衝突可以是一種理性思考之後的工具──只是，這絕對是一種不到關鍵時刻不能使用的武器 。但這次關廠勞工臥軌事件實在讓人憤怒。我憤怒的對象有兩者，一者是一九九六年與現今的政府，一者是部分社運份子。 先談政府 。 一九九六年的協調結果，其實是政府透過支付債款將勞工的債權轉移到自己身上，而真正的債務人一樣是資方 。簡單的說，勞工要不回這筆錢但還是得過日子，於是政府付錢給勞工以取得債權，同時擁有向債務人(資方)討取債款的權力。這例子像是什麼？像是一般企業在營運過程中產生難以回收的應收帳款，在考慮過機率後，將債權折價賣給銀行或甚至不合法的地下錢莊與黑道討債公司。對於這些合法與不合法的機構而言，購買這些不良債權仍有利可圖，因為他們可能具有比較出色的討債能力，這些折價後的債權對他們而言並非毫無價值。 天下哪有債權轉移後還將原本的債權人當作債務人的道理 。 現在政府的作法等於是取消了原本債務人(資方)的還債義務，並將已經轉移掉債權、早已毫無關係的勞工從債權人變成債務人 。 政府現在提出的「三六九」補助補貼欠款，其實也等於只是將部分賠償金額轉移到政府身上，真正的關鍵在於：資方依然沒有負任何責任 。

電子書(e-book)推出數年雖然仍未能完全取代紙質書，但的確提出了一種更節省資源又更方便的閱讀媒介──而且這個媒介與電腦螢幕不同，尺寸與質感都更接近紙質書帶來的閱讀體驗。但電子書很迅速地就變成即將可能淘汰的過度性產品。平板電腦(tablet)雖然不使用電子紙而採用LED或者AMOLED螢幕，但便利的介面以及介於筆記型電腦與智慧型手機之間的使用體驗，仍能充分取代電子書的功能。我認為， 紙質書真正的挑戰者絕對不是電子書，而是平板電腦以及五吋以上的大尺寸智慧型手機 。 平板電腦與大尺寸智慧型手機這些電子閱讀裝置的滲透率會不斷增加、持續取代紙質書嗎？會，因為 紙質書不僅貴、佔空間，同時又難以保存 。但這些缺點同時也是優點， 對於人類而言，珍貴易壞的東西才有價值 。我們該如何理解紙質書在未來閱讀市場的地位？ 我認為最適當的例子，可能是黑膠唱片 。黑膠唱片是磁帶式錄音帶、CD唱片出現之前的音樂紀錄工具，雖然後浪推前浪，但黑膠唱片卻在收藏家的心中卻變成寶貝，保存良好的黑膠唱片價格更是水漲船高。然而，紙質書存在歷史上已經超過數千年，與僅有百年歷史的黑膠唱片截然不同；這意味著，紙質書消逝的速度會遠較黑膠唱片來得慢。

航海王(One Piece，又譯作海賊王)電影至今推出十二部，但這是第一部會讓我想寫影評的作品。老實說我有點驚訝，終於有一部航海王電影超越單純爽片的規格，不再只是為了順便賣模型而只有人物造型設計格外出色。《航海王電影：Z》(One Piece The Movie: Z，以下簡稱《Z》)的導演與編劇皆在水準之上。漫畫改編成電影，最大的好處是知名度高，但對於編劇跟導演而言是很難忽略的框架── 到底應該要維持多少原汁原味？能更動的空間有多少？這關乎編劇與導演個人的美學意識，也關乎製片的商業取向 。航海王電影版第六部《祭典男爵與神祕島》就是導演個人特色壓過原作，導致航海王粉絲給出負評甚於正評；第八部《阿拉巴斯坦戰記 沙漠王女與海賊們》與第九部《喬巴身世之謎：冬季綻放、奇蹟的櫻花》則改編自動、漫畫原有的劇情橋段，雖然取悅了航海王原本的觀眾群，卻也不免讓導演淪落為「拍片機器」，毫無特殊觀點。 圖、《Z》中的草帽海賊團的賞花服(下)與戰鬥服(上)。兩套衣服都跟萬惡的BANDAI合作出了模型，又是一個順便置入性行銷的好例子。可惜的是AX(Armani Exchange)設計的第二套沒作成模型。 圖、由AX操刀設計的人物訂製服，也是各角色的第二套換裝。索隆(左一)這套實在是帥到不行。 台灣多數人對於導演、編劇與製片的權責切分近乎無知，甚至有些電影人仍如此。例如最近再次上映的《球愛天空》，就是一部標準的台灣式電影：編劇兼導演，至於製片是誰一點也不重要。 我個人認為台灣電影業很像是傳統手工業──仍無明確制度與組織的產業初始狀態 。《Z》則完全是個導演、編劇與製片分工明確，同時又各展光芒的一部作品。

安倍為何得在此時出手促貶日幣，有其歷史淵源。 日本位居亞洲經濟首強數十年，依靠的不外乎兩者： 品牌與技術 。日本的品牌例如新力(SONY)、松下(Panasonic)以及夏普(Sharp)等，都為世界熟知；技術上除了最終消費品之外，還包含了上游原物料的初級製品與工具機。 原物料的初級製品與工具機聽起來沒什麼，但事實上卻與品牌相同，同屬供應鏈中最強勢的部分 。例如銅箔即廣泛使用於工業產品中，好的銅箔就是有比較優秀而穩定的導電能力，想生產出最高品質的製品非用日本的銅箔不可。像是對於品質極度刁鑽的蘋果公司，當然不會因為要省30%甚至50%的微小價差(畢竟對於最終產品價格而言，這都是小錢)，而採用次級銅箔。工具機就更不用說了，一流廠商都會使用德國、日本與美國等廠商生產的生產機台，不僅良率與生產效率都高，售後服務也很完整，即使價格高出三、四倍，都還是會硬著頭皮買；極端一點的情況，某些下游品牌廠商甚至會指定上、中游的零組件廠一定要用某些品牌的工具機才下訂單。

念過研究所，特別是進行過實徵研究的人都知道，研究發想首先來自現象觀察，接著以過去的論文推論，最後再以研究法證明這個推論是否為真。基本上，論文格式都是以此為本， 這就是傳統上「先畫靶心再射箭」的做法 。不過這種研究方式的問題在於，研究者很可能花了非常多的時間杷梳過去的理論，顧著把現象套入理論，卻忽略了理論與現象本質上可能具有差異。雖然嚴謹，但是多數經驗不足的研究者(特別是碩士生)在釐清現象、將現象抽象化的過程中，卻使得研究距離最初的現象越來越遠，最後就是做毫無意義的白工。

日本總理安倍重新上台後，促使日幣循著貨幣寬鬆政策強勢貶值，短短幾個月內就貶值超過10%；目前日幣對美金匯率已經到了88，各方專家分別提出預估，認為將可能達到90、95，甚至100。偏左派的新凱因斯學派的代表學者克魯曼(Paul Robin Krugman)認為，安倍的做法大膽有魄力，將有效刺激經濟復甦。 這個論點的主要核心在於就業率 ；也就是說，只要貨幣寬鬆政策能夠有效提升就業率，就會促進經濟體自然復甦。 傳統經濟學論述的重點則是通貨膨脹 。大量發行貨幣，其實只是讓錢變多但實際的原物料與商品並不會增加，因此只會讓物價大幅膨脹，到頭來仍是一場空。 兩個論述都有其道理。傳統經濟學的貨幣論述根植在一個很右派的長期觀點──我們無法控制經濟，只能根據經濟的情況被動應對。克魯曼、安倍，以及柏南克等偏左派的新貨幣論述則認為，人類可以透過貨幣供給改變社會的行為傾向，進而改善經濟局勢。 在左派的論述中，「信心」是關鍵──包含企業信心與消費者信心 。企業信心不足將導致投資縮手，因此會增加裁員、減少新雇用；消費者信心不足則會降低購買新產品的動機，同時也延長了替換時間，甚至更傾向將產品用到完全毀壞為止。也就是說，如果增加貨幣可以有效提升信心，就會促發正向的經濟循環，抑制「消費者無力購買商品→消費疲軟→企業無力聘用員工→就業不振→消費者無力購買產品...」的惡性循環。因此， 即使貨幣寬鬆政策可能是以通膨做為代價交換就業率，但正如我一個大學超優秀的同學所言：這是必要之惡 。

口有兩種功能，食與說。 旺旺與統一，兩家在華人市場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食品集團，在滿足眾人的口腹之慾後，現在要進一步控制眾人的口舌之快 。 探討言論控制之前， 我們應該先釐清「壟斷」是什麼，以及言論控制與媒體壟斷的差異 。 「壟斷」的本質是：讓人沒有選擇 。因此，對於支持自由主義、自由經濟者而言，壟斷是絕對必須消除的現象，因為 壟斷限縮了人類選擇的自由 ；以這點而言， 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與後現代主義者都站在同一立場上 。在旺中事件中，許多指責自由主義者「以市場機制為名縱容旺中壟斷之實」形同「支持壟斷」，其實完全是對自由經濟的誤解或者無知造成的結果。 市佔率是一種衡量壟斷的標準，但與壟斷卻沒有直接邏輯關係：群雄割據可能讓人沒有選擇、龍頭獨強甚至可能是眾人選擇後的結果 。

過去二十年，個人電腦(PC)與筆記型電腦(NB)徹底改革了人類對於白領工作方式以及家庭遊戲娛樂的想像，其中最大的獲利者莫過於做CPU的英特爾(Intel)以及寫OS的微軟(Microsoft)。微軟歷來可謂戰無不勝。Windows系列稱霸OS將近20年，市佔率高達9成以上；Office軟體更重新定義了職場人該如何工作。現在，每個職場人都必須會用Word、Excel或者PowerPoint，這是微軟的絕對勝利。 既然微軟佔有如此強大優勢，何須緊張 ？ 但當連敗十幾年的蘋果(Apple)，以出色的軟硬體結合霸佔住智慧型手機市場的時候，擅長於軟體的微軟終於也跟傳統手機霸主諾基亞(Nokia)聯手結盟。微軟對於硬體並非毫無經驗，Xbox 360靠著出色的硬體效能，在遊戲機市場後來居上，甚至僅次於SONY PS3。然而，Xbox 360從2005年推出至今總銷售量不過7600萬套，2012年智慧型手機市場約6億支、平板電腦則約2億台。 從微軟主戰場的PC與NB來看，PC每年銷售約4億台、NB約2億台，合計也都比智慧型手機加上平板電腦的行動裝置來得少 ──更何況，這兩類產品還正值成長期，預估2013年各有25%與50%的成長性。 微軟是該緊張，但微軟真正緊張的點是什麼 ？ 蘋果、谷歌(Google)、三星(Samsung)與臉書(Facebook)這些競爭者，又如何對微軟產生威脅 ？

許多人非常喜歡討論「制度」，但是討論到最後總是不了了之，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沒有抓住制度的本質。例如，「公平正義」、「環境保護」、「刺激創意」或者「經濟發展」，這些都是制度可能追尋的目標但絕非本質。 所謂的制度本質，指的是制度存在的理由 。因此， 制度的本質應該包含兩者：1.平衡當下各種互為矛盾的價值觀與目標；2.使群眾集體行為產生長期改變 。前者是基於契合現狀，後者則是為了引導未來。 在理解制度的本質之前，要先釐清的是制度與文化的關係。 如果說衣著是制度，人的外貌與氣質就是組織或者國家的文化；如何衣著必須根據外貌與氣質適當搭配，制度也應該隨著文化調整 。硬把無法契合的制度套在一種文化上，就像是 削足適履 ，最後只會毀了文化，同時又收不到正面的效果。根據這個譬喻，再回過頭來看制度的本質。

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行為藝術之教母。許多人說她是瘋子──年輕時赤裸、自殘等怪誕的藝術呈現方式以及其姓氏(last name)的最後兩個音節，招來女巫(Witch)之稱號。然而，瑪莉娜獨特靈性的魅力與直透精神深處的眼神，卻讓許多人的靈魂得以撫慰，宛如女祭司(Priestess)。 巫與祭、惡與善、闇與光，矛盾的兩面卻完美共存於一體，行為藝術正是她莊嚴而華麗的儀式 。 以身為祭──從行為藝術談起 瑪莉娜(或者說，本片導演)在片頭對觀眾拋出一個問題：「我在年輕的時候時常被問到，為什麼這是一種藝術？當時讓我覺得很煩。到了現在，再也沒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卻希望再次被問到。」 什麼是行為藝術？簡單的說，就是本片的英文原名:"The Artist Is Present."，「藝術家在現場」。藝術家必須在某個時間與空間上，以自己的身體傳達特定的意念給觀眾──在這當中有四個重點：時間、空間、觀眾以及藝術家 。任何藝術都有形式，而行為藝術中，藝術家與其行為本身就是形式；然而，行為藝術是否可能成為主流藝術？目前主流的八大藝術分別為：繪畫、雕塑、建築、音樂、文學、舞蹈、戲劇與電影。 八大藝術的共同點為結構(structure)，而結構則意味著客觀的標準，某種無關風格的衡量法則 。更精準地說來，八大藝術的是類比(analog)訊號，可以在0到100之間定出某種數值；但 行為藝術是數位(digital)訊號，不是0就是1──接收到訊息的人認為是藝術，接收不到訊息的人就認為是垃圾，不存在模糊的中間值 。

以上兩篇分別討論，政策從微觀角度看個人選擇與公平性的問題(同性戀議題)以及政策具有誘因的特性(肥胖議題)，但帥哥是否應該抽稅這問題，則得先從政策的目標性談起。在上篇中我提出過，外表與社經地位具有很高的相關性，自然可以推論出： 這些外貌姣好者既然容易獲得較高的社經地位，目前的差異稅賦也已經平衡了這個因素，因此沒有必要再額外課稅。不過森永卓郎先生提出了一個關鍵的目標，婚配率 。 如果政府希望定出一個政策，目標在提升外貌較差男性的婚配成功機率，進而拉高整體婚配率，那麼又與職場的優勢無關了 。森永的做法，就是從最直觀的角度切入：既然無法讓帥哥變醜、醜男變帥，那就對帥哥抽稅吧。但根據中篇，某些過度直觀的政策將會造成反效果，那麼「對帥哥抽稅」的政策是否會有用？ 先從性別平衡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如果帥哥應該抽稅，那麼美女是不是也應該抽稅？畢竟美女在職場與婚配市場上也都佔盡優勢，只對帥哥抽稅似乎並不公平。 森永在這裡隱含了一個假設：婚配市場對女方而言是買方市場、對男方而言是賣方市場，同時女性重視男性財富的程度遠超越男性重視女性財富的程度 。我不知道日本的婚配市場是不是這麼極端而明確，不過就暫時先接受這個假設，以此推論。 假設某位女性判斷一位男性是否值得成為託付終身對象的標準主要為外貌、個性、財富與其他，權重各為25%，某兩位男性除了外貌之外其他因素皆相等，對該名女性則會得到下表。 A B 外貌 90 50 個性 60 60 財富 60 60 其他 60 60 總分 67.5 57.5

上篇延伸閱讀的最後一個連結，是為一本書。這本書的英文原名叫做"Uncommon Sense"，中文翻譯本的書名為《胖子的脂肪該被抽稅嗎？》。該書的作者為Gary S. Becker與Richard A. Posner，前者為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同時為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後者為美國聯邦法院的法官同時為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兩位合開的"The Becker-Posner Blog"從2004年成立至今，對許多爭論議題有著精彩的論述──例如同性戀婚姻與胖子的脂肪稅等。 我在上篇中先綜合了自由主義對於「選擇」與「公平」的觀點來看待這幾個議題，而這幾個議題也基於「是否具有選擇性」被區分開來。然而，政策設定之所以困難，而就在於「如何同時滿足各種價值觀中的重要概念」，例如我在最後提出的問題，就是一個與 誘因 相關的概念。 去除掉先天基因不完整或者後天賀爾蒙失調這類不可選擇的成因，其餘形成肥胖的原因，不外乎運動不足與飲食過量──而這兩者都具有選擇性 。個人運動不足或者飲食過量造成的肥胖，並不「直接」損傷其他人的利益，但如果考慮健保這類醫療補助帶來的重新分配效果，肥胖症與各種心血管疾病都有直接相關勢必帶來外部成本，那麼，個人的肥胖就會造成社會更多支出。不論從健保的保險概念或者社福概念看起來，只要肥胖不具有多數重大疾病的 隨機性 ，透過政策以降低肥胖率，將有助於降低成本。 Becker與Posner皆認為，過去25年來美國青少年與成人肥胖問題日趨惡化的主因為科技進步，因而造成運動量減少；雖然高卡路里的垃圾食物為肥胖成因之一，但並非惡化的主要原因。Becker甚至提出，應該「鼓勵民眾開設醫療帳戶與強制加保重大疾病險」，以增加成本的方式，提升民眾健身與均衡飲食的誘因。 我認為在台灣這樣的做法特別有其必要，基於強化誘因的立場，去除掉不具選擇性的體重過重者以外，都應當抽稅 。 身為一個上班族，我非常理解現在台灣職場環境並不鼓勵控制身材。 公司往往給予年輕員工極大壓力以及超長工時，前者將刺激員工透過吃垃圾食物得到愉悅感，後者將大幅減少員工的運動時間 。在美國，具有固定運動與健身習慣的人口約佔10%，在台灣則只有1%；雖然我們不可否認運動文化除了工時之外仍有其他因素影響(例如工時較台灣更長的韓國，健身房蓬勃發展，這與其強...

日本的經濟學家森永卓郎提出一個論述，認為相貌好看的男生在交友戀愛、結婚生子上佔盡優勢，因此應該要課以重稅，以經濟手段縮小外貌優勢，進而增進生育率。這位擅長總經的經濟學者更進一步提出實際做法，讓一群無親屬關係的女性針對男性外貌評分，共分五個等級；最無吸引力的一群將得到減稅的優惠，而最具吸引力的一群則課以最高總所得80%的重稅。 無獨有偶，男性外表的議題又以另一種有趣的樣貌出現。日本Nissan(日產)汽車進行一個企畫，讓開車的宅男(23歲)與步行的帥哥(23歲)與同一位女孩(18歲)約會，各三次約會之後，讓女孩選出自己有興趣交往的對象。讓人意外──或者，其實也不那麼意外地──女孩選擇了步行的帥哥。以上故事似乎告訴我們，「帥」跟「車」相比，還是帥比較厲害(好吧我們得到了一個跟象棋一樣的結論)。但若從另一個角度看來，這也可能是因為年紀造成的結果；尚未出社會的18歲女孩還沒意識到車跟錢的重要性，如果換作28歲的成熟OL，也許就會看到不同選擇。可能的因素太多，但資訊太少，這些推理都存在可能性，只可惜證據都不夠強烈。且先讓我們無視這些個體差異可能大於實質現象的因素， 問題的根本應該是：外表的效果真的有這麼強嗎？此外，透過政府的經濟手段來「平衡」天生差距，到底合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