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個月初的文章〈李顯龍打了馬英九一巴掌〉中提到「如果政治是錯誤的,你不能得到正確的經濟發展」這個概念,很明確地指出貿協議題的政治敏感性,不能光用經濟的角度去看服貿。我在這個月初的文章〈服貿:戒慎恐懼,但無須過度恐懼〉則指出,我們應該要用更具邏輯的思考方式去釐清服貿這個議題,理解必須要去除恐懼,才能得出對台灣有利的判斷。但這篇文章並沒有分析政治會以怎樣的方式介入市場,企業行為以及消費者行為會產生怎樣的改變──也就是,我們該戒慎恐懼的點是什麼?我們又該如何透過談判避免這些危機?本文將進一步把政治因素放入,讓服貿議題的爭議處更加明晰。
六百萬新台幣的進入障礙對一般中國民眾而言並不是小數字,但如果政府以「獎勵人民在台灣小額創業」為名補助一般民眾,自然會有一堆不那麼有錢的中國人搶進台灣。即使中國政府不完全補助,只要補助一半,一對年輕夫妻只要能湊出三百萬新台幣就可以到台灣居住;補助10萬對夫妻只要三千億、100萬對夫妻只要三兆,這數字對中國政府而言都不算什麼。中國的有錢人對台灣沒有太大興趣。以投資而言,台灣市場太小;以居住而言,台灣環境又遠遠不及歐、美、日等地,更不用說如果在中國他們可是地頭蛇,根本沒有自由的問題。假設這群有錢人要來台灣居住,在限制購買房地產以避免炒房的前提下,我認為這倒不失為增加內需的方式;真正可怕的是,太多不有錢的中國人到台灣定居。
這些無法增加太多內需的中國移民在台灣做小生意,對政府而言不僅非常難以釐清其營業狀況,同時也很難規範他們在台灣內的自由移動。可以想像的是,假設這些人生意失敗(而且我想機率非常高),台灣政府根本不可能馬上掌握情況並將他們遣返回中國,這些人就形同非法移民在台灣島內四處打零工流竄,將大幅增加社會問題與治安危機。
非法移民絕對是大問題。我認為台灣政府必須要立刻修改相關規定,即使不拉高投資金額與人數規定,一定得要求這些移民者在台灣的金融機構要有一定規模的現金淨資產,例如每人必須超過2000萬~4000萬新台幣,並不得隨便挪動這些現金。此外,在台灣房價沒有回檔修正的前提下,這些進入台灣市場的移民不得以任何方式與手段持有房地產,以防炒樓再起。
中國服貿劇本三:以其他協定交換台灣生產要素的控制權
經濟學四大生產要素,土地、勞動、資本與企業家精神,說明了企業經營的關鍵條件。中國除了擅長使用稅與補貼之外,更擅長控制企業生產要素以影響企業行為,例如遠百在中國的事件,就說明了土地的重要性。即使中國政府在中國得以呼風喚雨,在我們的主場上,中國不可能輕易就操控這些生產要素。但中國絕對不可能就這樣罷手,最可能的做法是未來透過其他協定取得這些生產要素的控制權。
在勞動市場方面,台灣已經取得優勢。不論如何,中國企業要來台灣投資就是得在台灣當地聘雇員工,中國政府沒辦法控制得了。資本方面,中國政府所能做的就是透過補貼增加企業動機;另外像建築與設備之類的生產資本就比較複雜。談到最後,其實就是土地跟建築,是房地產的問題。台灣政府一定要想辦法守住的底線,就是房地產。不論在怎樣的情況之下,只要台灣能隨時收回土地跟店面,不管這些中國企業再強、再具優勢,都只能黯然退場。這很過份嗎?如果中國共產黨也都如此對待在中國經營的台灣企業,那麼台灣政府沒有理由不能照辦。
以這個角度看來,過去台灣企業在中國投資遇到的困境,反而是談判時的利器。我不認為中國有可能答應開放台灣企業持有房地產的完全權力,因此正好可以透過這點在合約中制訂相關規定。
結論:談判過於輕率,才是我們應該害怕的事情
這是我關於服貿的第四篇文章,每一篇文章的核心雖然不同,但我始終認為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服貿是在經濟上全然為惡的談判(詳見服貿:戒慎恐懼,但無須過度恐懼),而是我們的政府能否抵抗中國政府的影響力。像這類事關重大的貿易談判,每一個細項都必須要有非常縝密嚴謹的推論,一步一步根據既有資訊推測對方可能採取的行動,並且提出相對應的反制之道。外交談判絕對是一場智力、口才與政治手腕的硬戰,以目前台灣政府的情況看來,不用等到中國政府文攻武掠,我們等於先自殘雙臂了。談判層級不夠高、策略眼光不夠遠、決策模式不夠深,依照這種水準,不要說真中國談判我們會吃很大的虧,跟世界各國談判都很難避免自我毀滅的結果。
我們最該恐懼的可能是這件事情。
中國服貿劇本一:大規模補貼企業
政府通常難以直接影響市場,必須透過各種可能的政治手段設定誘因(拉力)或者限制(推力)才能改變企業行為與消費者行為,最直接的誘因就是補貼,最直接的限制則是稅。服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解除各種限制,之後雙方都不可以用額外重稅限制對方企業發展;因此,真正可能的手段是設定誘因。
我在〈服貿:戒慎恐懼,但無須過度恐懼〉這篇文章中提到,中國企業在台灣並不會有成本優勢,同時可能必須花費更高的行銷費用才能吸引台灣消費者上門。從企業發展策略的角度看來,台灣市場對中國企業而言不具有太大競爭力,最主要原因是:1.台灣服務業市場已經飽和;2.台灣當地競爭者強大;3.中國企業與台灣市場有文化差異。對於中國企業而言,在中國找個鄰近省份的大城市發展,都比到台灣發展更可能成功、潛在市場也更大。那麼,中國政府會如何設定讓中國企業願意到台灣投資的誘因呢?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提供補貼方案。中國的補貼手法相當粗野,完全不看企業實力、不看市場胃納量,直接就灑大把大把現金。灑豆成兵,這些拿了錢就四處橫行的私人企業,就是過多現金養出來的產業軍隊;反正對中國政府而言最後總會留下真正的強者。補貼這招在製造業尤其有效,看看這幾年中國對LED產業跟太陽能產業的補貼政策使全世界相關廠商都蒙受其害,受益最大的只有相關設備商以及消費者。
補貼在財務報表上認列成業外收入,可以在完全不影響成本與費用的情況下直接增加獲利,得到補貼的企業便可以在毛利率與費用率比其他企業低的情況下仍維持不虧損的狀態下存活。舉例來說,假設某個產業的廠商毛利率為10%~20%、淨利率為5%~10%,其中部分廠商得到政府補貼,補貼的金額為營收的20%;此時該廠商即使讓毛利率為-10%~0%、淨利率為-15%~-10%,加上這20%的補貼之後仍有5%~10%的利潤,那麼該廠商當然會不惜流血搶單。此時,其他沒有得到補助的廠商只能跟著自砍利潤,最後在不堪連年虧損的情況下結束營業。
如果中國服務業者是受台灣市場吸引而進入台灣市場,在成本沒有太大優勢情況下,台灣服務業者還是有很大贏面,不需要太過悲觀。真正可怕的是,台灣市場對中國服務業者顯然沒有太大吸引力,開放一、兩年之後仍可能沒有太多投資進入,此時中國政府就會以「增加中國企業對台灣市場投資」為名義,「善意地」補助願意進入台灣市場的中國服務業者。我認為這套劇本是中國政府目前最可能採取的策略,不僅動機看起來相當良善,這段時間差更可能讓人民失去警覺性,同時台灣政府也沒有能力影響中國政府的補貼政策──因為這是中國的「經濟內政」。
如果中國政府只是光明正大針對進入台灣市場的企業提供補貼政策,這還容易防堵,但「補貼」的概念可以千變萬化。例如不先認列到台灣分公司,而是直接認列到中國母公司,讓台灣政府無從查起;不以補貼為名義,而是給與這些中國企業減稅或者退稅優惠;以中國當地的土地使用權作為交易。總之,這些直接加諸於中國企業本體的優惠政策,都可能讓中國服務業者願意大規模進入台灣市場。這些中國企業所提供的服務不見得品質差,但價格絕對會比台灣低,短期之內將使台灣就業率提高、物價指數降低,相關服務業者獲利下降甚至虧損;某些人才供給不足的產業,更可能會因為中國企業搶聘人才而得到更好的薪水。這會是一劑相當有用的經濟強心針,倒不見得完全是壞事情,特別是台灣爛企業實在不在少數,的確需要刺激。
再進一步假設:1.中國企業可以一連拿到數年的補助款、2.中國企業進入台灣的規模甚大,中國企業的確可能將台灣企業通通打垮。這是非常極端的假設,因為服務業的廠商非常分散不容易產生獨占與寡占市場;如果真的發展到這種「台灣廠商近乎全滅」的程度,那表示中國大概有數萬甚至數十萬家廠商陸續進入台灣,投資額將高達上兆。但即使「台灣廠商近乎全滅」,由於中國企業不可能把市場變成寡占或者獨占,鄭秀玲老師提到的「壟斷性定價」也不會發生;假設中國政府刻意培植其中特定企業,使之變成寡占或者獨占,並且提高售價,此時就又是台灣服務業翻身的機會了。因此,「產業毀滅、民不聊生」這件事情不可能發生,但台灣從此失去自有的服務業企業卻有可能。
要防止中國過度補貼,除了在簽約的時候要規定「禁止中國政府以稅賦與補助促使中國企業進入台灣市場,否則得處以制裁性的懲罰」以外,台灣政府更可能要有檢視投資台灣市場的中國企業母公司(不管有沒有上市櫃)之財務報表的權力,隨時檢測是否有財務報表異常的現象。在某個產業產生異常的價格競爭之後,至少台灣政府要能充分掌握資訊,並且有提出經濟制裁的權力。服貿是一個讓雙方產業自由競爭的協約,事前規定好政府不得過度涉入,不會過度傾向台灣但又能保護台灣市場,是絕對合理的談判方向。
如果中國服務業者是受台灣市場吸引而進入台灣市場,在成本沒有太大優勢情況下,台灣服務業者還是有很大贏面,不需要太過悲觀。真正可怕的是,台灣市場對中國服務業者顯然沒有太大吸引力,開放一、兩年之後仍可能沒有太多投資進入,此時中國政府就會以「增加中國企業對台灣市場投資」為名義,「善意地」補助願意進入台灣市場的中國服務業者。我認為這套劇本是中國政府目前最可能採取的策略,不僅動機看起來相當良善,這段時間差更可能讓人民失去警覺性,同時台灣政府也沒有能力影響中國政府的補貼政策──因為這是中國的「經濟內政」。
如果中國政府只是光明正大針對進入台灣市場的企業提供補貼政策,這還容易防堵,但「補貼」的概念可以千變萬化。例如不先認列到台灣分公司,而是直接認列到中國母公司,讓台灣政府無從查起;不以補貼為名義,而是給與這些中國企業減稅或者退稅優惠;以中國當地的土地使用權作為交易。總之,這些直接加諸於中國企業本體的優惠政策,都可能讓中國服務業者願意大規模進入台灣市場。這些中國企業所提供的服務不見得品質差,但價格絕對會比台灣低,短期之內將使台灣就業率提高、物價指數降低,相關服務業者獲利下降甚至虧損;某些人才供給不足的產業,更可能會因為中國企業搶聘人才而得到更好的薪水。這會是一劑相當有用的經濟強心針,倒不見得完全是壞事情,特別是台灣爛企業實在不在少數,的確需要刺激。
再進一步假設:1.中國企業可以一連拿到數年的補助款、2.中國企業進入台灣的規模甚大,中國企業的確可能將台灣企業通通打垮。這是非常極端的假設,因為服務業的廠商非常分散不容易產生獨占與寡占市場;如果真的發展到這種「台灣廠商近乎全滅」的程度,那表示中國大概有數萬甚至數十萬家廠商陸續進入台灣,投資額將高達上兆。但即使「台灣廠商近乎全滅」,由於中國企業不可能把市場變成寡占或者獨占,鄭秀玲老師提到的「壟斷性定價」也不會發生;假設中國政府刻意培植其中特定企業,使之變成寡占或者獨占,並且提高售價,此時就又是台灣服務業翻身的機會了。因此,「產業毀滅、民不聊生」這件事情不可能發生,但台灣從此失去自有的服務業企業卻有可能。
要防止中國過度補貼,除了在簽約的時候要規定「禁止中國政府以稅賦與補助促使中國企業進入台灣市場,否則得處以制裁性的懲罰」以外,台灣政府更可能要有檢視投資台灣市場的中國企業母公司(不管有沒有上市櫃)之財務報表的權力,隨時檢測是否有財務報表異常的現象。在某個產業產生異常的價格競爭之後,至少台灣政府要能充分掌握資訊,並且有提出經濟制裁的權力。服貿是一個讓雙方產業自由競爭的協約,事前規定好政府不得過度涉入,不會過度傾向台灣但又能保護台灣市場,是絕對合理的談判方向。
中國服貿劇本二:補貼技術移民
六百萬新台幣的進入障礙對一般中國民眾而言並不是小數字,但如果政府以「獎勵人民在台灣小額創業」為名補助一般民眾,自然會有一堆不那麼有錢的中國人搶進台灣。即使中國政府不完全補助,只要補助一半,一對年輕夫妻只要能湊出三百萬新台幣就可以到台灣居住;補助10萬對夫妻只要三千億、100萬對夫妻只要三兆,這數字對中國政府而言都不算什麼。中國的有錢人對台灣沒有太大興趣。以投資而言,台灣市場太小;以居住而言,台灣環境又遠遠不及歐、美、日等地,更不用說如果在中國他們可是地頭蛇,根本沒有自由的問題。假設這群有錢人要來台灣居住,在限制購買房地產以避免炒房的前提下,我認為這倒不失為增加內需的方式;真正可怕的是,太多不有錢的中國人到台灣定居。
這些無法增加太多內需的中國移民在台灣做小生意,對政府而言不僅非常難以釐清其營業狀況,同時也很難規範他們在台灣內的自由移動。可以想像的是,假設這些人生意失敗(而且我想機率非常高),台灣政府根本不可能馬上掌握情況並將他們遣返回中國,這些人就形同非法移民在台灣島內四處打零工流竄,將大幅增加社會問題與治安危機。
非法移民絕對是大問題。我認為台灣政府必須要立刻修改相關規定,即使不拉高投資金額與人數規定,一定得要求這些移民者在台灣的金融機構要有一定規模的現金淨資產,例如每人必須超過2000萬~4000萬新台幣,並不得隨便挪動這些現金。此外,在台灣房價沒有回檔修正的前提下,這些進入台灣市場的移民不得以任何方式與手段持有房地產,以防炒樓再起。
中國服貿劇本三:以其他協定交換台灣生產要素的控制權
經濟學四大生產要素,土地、勞動、資本與企業家精神,說明了企業經營的關鍵條件。中國除了擅長使用稅與補貼之外,更擅長控制企業生產要素以影響企業行為,例如遠百在中國的事件,就說明了土地的重要性。即使中國政府在中國得以呼風喚雨,在我們的主場上,中國不可能輕易就操控這些生產要素。但中國絕對不可能就這樣罷手,最可能的做法是未來透過其他協定取得這些生產要素的控制權。
在勞動市場方面,台灣已經取得優勢。不論如何,中國企業要來台灣投資就是得在台灣當地聘雇員工,中國政府沒辦法控制得了。資本方面,中國政府所能做的就是透過補貼增加企業動機;另外像建築與設備之類的生產資本就比較複雜。談到最後,其實就是土地跟建築,是房地產的問題。台灣政府一定要想辦法守住的底線,就是房地產。不論在怎樣的情況之下,只要台灣能隨時收回土地跟店面,不管這些中國企業再強、再具優勢,都只能黯然退場。這很過份嗎?如果中國共產黨也都如此對待在中國經營的台灣企業,那麼台灣政府沒有理由不能照辦。
以這個角度看來,過去台灣企業在中國投資遇到的困境,反而是談判時的利器。我不認為中國有可能答應開放台灣企業持有房地產的完全權力,因此正好可以透過這點在合約中制訂相關規定。
結論:談判過於輕率,才是我們應該害怕的事情
這是我關於服貿的第四篇文章,每一篇文章的核心雖然不同,但我始終認為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服貿是在經濟上全然為惡的談判(詳見服貿:戒慎恐懼,但無須過度恐懼),而是我們的政府能否抵抗中國政府的影響力。像這類事關重大的貿易談判,每一個細項都必須要有非常縝密嚴謹的推論,一步一步根據既有資訊推測對方可能採取的行動,並且提出相對應的反制之道。外交談判絕對是一場智力、口才與政治手腕的硬戰,以目前台灣政府的情況看來,不用等到中國政府文攻武掠,我們等於先自殘雙臂了。談判層級不夠高、策略眼光不夠遠、決策模式不夠深,依照這種水準,不要說真中國談判我們會吃很大的虧,跟世界各國談判都很難避免自我毀滅的結果。
我們最該恐懼的可能是這件事情。
所有劇本的對策都有賴於政府不失能,但光從談判過程就可以知道這種期待是不切實際的....
回覆刪除談判過於輕率這不是一開始就知道了嗎...
回覆刪除有賴這個馬政府?? 這個政府用心不良,這才是台灣人最怕的。如果台灣政府能開大門走大路,台灣跟中國交流根本不需大力反對及擔心,但現在問題就是這個馬政府只是個中國區政府而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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