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

國際市場研究機構益普索（Ipsos）最近公布了「 2016年全球無知國家排行榜 」，前三名分別是印度、中國、台灣。多數台灣人的反應幾乎都是拿來自嘲，卻很少人去看這個研究結果是怎樣作出來的。但我實在很好奇這份研究，所以就讀完了整份報告。 既然是排行榜，那就一定有評分的方式以及項目，台灣到底在哪些項目上得分很高呢？答案是，幾乎都很高。本研究原本的名稱是「認知的危險性（PERILS OF PERCEPTION 2016）」，結論是「認知不等於事實（PERCEPTIONS ARE NOT REALITY）」，因此，根本不是在測驗哪個國家比較無知，而是在測試各國人「認知的現實」跟「現實」之間的差距。以下是各議題，建議你可以挑自己感興趣的議題來看。 從結論來看，台灣確實對於現況有很大的認知偏誤。

最近天下雜誌一篇〈 超商可借書，為何點燃出版界怒火？ 〉，直指台北市政府推出的「超商借書」服務，進一步破壞了出版業的生態系。什麼是「超商借書」呢？簡單說來，台北市民只要持有市圖的借書證，上網登錄借書之後，這些書會送到統一、全家與萊爾富等三大超商，民眾只需要支付單次50元的物流費；還書也可透過超商，是一項相當便民的服務。 出版業者認為，借書系統越便利，就會越打壓出版社銷售量。其次，出版業者也對圖書館採購標案總是採取最低標的策略感到深惡痛絕。總之，政府用低廉的價格買書、再用免費的方式流動書籍，如今還要更進一步採用便利商店系統強化流動性，自然挑動了出版業的敏感神經。

這兩周被討論最多的電影，莫過於韓國電影《屍速列車》。 《屍速列車》是一部2016年的韓國災難電影，IMDb上有8.0分，爛番茄網站有93%新鮮度，評價不俗；根據IMDb的資訊，本片成本約850萬美金（100億韓元），截至9/4之全球票房約為8400萬美金，預計投資報酬率將超過10倍，是一部在商業上獲得巨大成功的電影。 台灣人瘋狂討論《 屍速列車》的原因有兩點。第一是票房，《屍速列車》打破韓國電影在台灣的票房紀錄，創下三天票房破億的佳績；第二是品質，《屍速列車》在電影技術的表現上，讓太少看韓國電影的台灣人猛然大吃一驚：原來韓國電影現在已經是這種水準了？韓國能拍出這種電影，台灣能嗎？答案是讓人絕望的。我在2013年的文章〈 台灣電影不成工業：從李安看大尾鱸鰻 〉疾呼，台灣電影業必須要轉型成「工業」而不是持續作手工業，電影人必須要真正重視管理、重視技術、重視品質，低成本低技術含量的電影走不了太遠。

德國發行以負利率計算的10年期國債，成為瑞士、日本之後的第三個國家；值得注意的是，德國也是歐元區第一個發行負利率國債的國家。你可能會想，現在不是大家都喊負利率嗎？德國發負利率公債是有什麼了不起？然而，央行調低基準利率，往往不會直接讓銀行存放款利率變成負值，是一種「虛」的負利率；這種直接發行負利率國家公債的手段，是一種「實」的負利率。 負利率的國家公債表示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投資人在購買這個公債的當下，就確定虧損。以這次德國發行的公債為例，該公債為10年期利率為-0.05%，假設你花了1萬元購買該公債，10年後只能拿回9995元。過去我們相信時間有其「價值」，這個價值也就是通貨膨脹率；當我預設所有貨品都會越來越貴時，當然會期待我借出去的錢會替我賺到利息。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2016年總統大選結果出爐，蔡英文以308萬票的差距擊敗朱立倫當選總統。值得玩味的是，蔡英文最後總票數是689萬票，這個得票數跟馬英九2012年得票數一致，不免讓人聯想：向來被認為屬性相近的馬蔡兩人，在當選時都走新中間路線、訴求政黨團結，新科總統蔡英文是否會像馬英九一樣，讓台灣人感到失望？ 失望的前提是期望，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馬英九在連續兩任總統大選都訴求「經濟發展」 ，最後結果卻是GDP成長率持續鈍化、產業轉型徹底失敗、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因此失望轉為憤怒的人民用選票狠狠教訓了馬英九與國民黨。 蔡英文這次主要的訴求是「社會正義」 ，如果蔡英文沒搞好經濟，大家會失望，但不會失望到底；然而，如果蔡英文全面執政之後沒有辦法做到社會正義，處理好國民黨黨產、同志婚姻、貧富差距等重大議題，那麼四年或者八年後的人民，一樣會再次用選票狠狠教訓蔡英文跟民進黨。 台灣人在這次選戰中選擇了「社會正義」而非「經濟發展」，並不是因為台灣人不重視經濟，而是因為台灣的經濟問題太過複雜，以致於沒有候選人敢強打經濟牌。 台灣近五年的經濟問題可以拆解成內憂跟外患兩塊，內憂是台灣的產業轉型，外患是中國的產業轉型，整體而言就是亞洲電子產業鏈的重分配。

李光耀走了，一個時代過去了。台灣幾個主流媒體拼了命為其歌功頌德之餘，我們真的清楚，過去的是怎樣的時代嗎？ 「 以任何標準而言，李光耀都是世界上罕見的傑出領袖。 」這是1989年天下雜誌對李光耀下的評價。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時，其GDP僅有400元美金、國土狹小，而且到處都是農田；當時42歲的李光耀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到了1990年卸任時，GDP已經達到1.2萬美金，成長30倍。順境不會成就偉大，只有困境才能成就偉大。從經濟上的結果而言，李光耀把新加坡從一塊種滿酸澀鳳梨的貧瘠之地轉化成亞洲最重要的城市國家之一，這當然是偉大的成就。 李光耀把新加坡當作是超級企業運作，其策略、管理與領導模式也完全把新加坡當作是「企業」看待。「企業」跟「國家」最大的差異是什麼？說穿了就是「員工」可以自由選擇要不要待在一家企業工作，但是「人民」無法自由選擇要不要待在一個國家生活。即使移民是一種選項，但是最需要移民、生活得最苦的那些人民，根本連選擇的權力都沒有。這也就是為什麼李光耀受到讚譽的同時卻也同時受到自由主義者的批判，因為他無視於國家不該如同企業，應該包容更多的可能性與生活型態。

財政部長張盛和不到一周前才在朱學恆主辦的「2014年度十大惡人」中奪下首位，卻又在最新一期的英國《銀行家》(The Banker)中被評為「2015年全球及亞太地區最佳財政部長」。《銀行家》給出極高評價的主因在於張盛和2014年的不動產與所得稅制改革，包含房地合一實價課稅、兩稅合一以及財政健全方案。稅改永遠是所有財政首長的難題，因為人民對於減少政府支出還不見得有感，但是改變稅率絕對會使稅率增加者不爽。張盛和敢碰這個燙手山芋，不論最後是否會卡在立法院而無法執行，確實都該得到讚譽。 根據財政部2014年底對立法院提出的方案，為了避免衝擊過大，實施房地合一課稅之後仍有相對應的減徵方案以及配套措施，例如一定金額以下的自用住宅可以免稅、長期持有房屋者出售房產最高可以減徵75%以及同步停徵奢侈稅等。換言之，房價合一課稅雖然普遍加稅，但對於長期自住的民眾而言的影響不大，真正受衝擊的對象仍是持有高單價、非自住房屋的富人。這幾年來台灣民眾對於高房價之怨憤甚深，而房地合一實價課稅能確實根據市場價格課稅，有助於解決房價飆高之後房地產之持有成本過低的問題，是個長期而言能減少炒作房價的政策。

2011年，中國爆發一連串地溝油事件，長期以來不斷被詬病的中國食安問題終於翻上檯面，迫使官方不得不重視之；當時，台灣人一方面看著北京暗自竊喜，另一方面也深為台灣普遍美味又安全的食品感到驕傲。就在同年，台灣爆發了塑化劑事件。2012年，台灣面對了過期奶粉事件，而中國才在2008年處理了毒奶粉事件。2013年更是精彩，粽子變造製造日期、毒甲苯餐盒、胖達人人工香精、大統黑心食用油，經歷了這一連串事件之後，台灣在華人世界「小確幸之島」的招牌似乎蒙了塵。2014年，中國還沒能解決地溝油問題，台灣卻傳出了地溝油風暴甚至還波及香港──雖然我們不願意承認，但這幾年來，台灣確實用食品不斷證明自己果然是中國血脈相繫的同胞。 解決食安問題最根本的方式當然是提高人民素質，但顯然台灣經濟快速發展了幾十年，在細節上仍沒辦法展現自律性。說到底，世界各國一定都有素質差勁、道德低落的人民，但政府該透過怎樣的手段處理或者避免這些道德危機，終究是制度問題。所謂制度，無非「嚴查」或者「重罰」。

最近一篇〈 經濟學錯了！西雅圖調高基本工資兩倍，成長速度躍升第一名 〉試圖說明調整基本工資如何帶來更好的經濟發展；當然，這個結論對於現在的台灣網路氛圍而言實在是再政治正確不過，因此有許多人紛紛在臉書跟推特上不斷轉發。然而，我們暫且不論其結論是否為真，這篇文章的邏輯脈絡根本是千瘡百孔、破綻百出，讓人不忍卒睹。嚴格說來，這篇文章可以拆成幾個層次來討論：第一、富人應該致力於降低貧富差距；第二、拉高基本工資可以降低貧富差距；第三、拉高基本工資可以提升企業績效以及區域經濟發展。讓我們來看看，經濟學對於這三個結論的敘述，到底哪些是「錯的」。 關於第一點的結論，我個人不僅完全支持，甚至曾在〈 你以為巴菲特為什麼支持富人稅？ 〉一文章提到相同的概念。從歷史看來，幾乎所有王朝與帝國之所以面臨自我崩解的主因都跟社會不流動、財富過度集中於少數人口、貧富差距過大相關。我非常同意並且理解Nick Hanauer對於可能發生平民暴動的憂慮，當全球化、自動化與網路革命使貧富差距擴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時，任何人都應該不難理解，這個結構勢必會走向某種程度的崩壞。事實上，經濟學老早就意識到貧富差距對於經濟結構的影響甚大，即使是最右派的經濟學家也都會承認貧富差距過大對於經濟發展有害，不然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就不會是所有總體經濟學必上的內容了。那麼，當我們都同意「貧富差距過大對社會發展有害」時，是否意味著我們該接受「拉高最低薪資是最佳解法」這個結論？答案顯然並非如此。

我對劉克襄的好感自從2012年之後就降到谷底。當時鬍鬚張醞釀漲價，劉克襄在〈 我想吃便宜的滷肉飯 〉中說：「滷肉飯只是以滷汁和碎肉澆在白飯」，讓我驚訝於一個成天在談人文精神的作家居然絲毫沒有文創的概念，這大概是世界上最諷刺的事情之一。近日劉克襄又有驚人的言論，他在自己臉書上發表了一篇〈 蘭嶼適合小七嗎 〉，認為7-11即將進入蘭嶼將破壞蘭嶼的傳統文化，是「漢人帶給蘭嶼的另一個惡靈」──這無疑是種傲慢的想法。 經濟向來是影響文化的最大要素之一，而一個區域之經濟模式形成，除了與天然資源息息相關以外，同時也與人口規模以及貿易形態有關。蘭嶼是座臨近台灣的小島，人口僅5000人，目前除了小規模的農業與漁業以外，同時也仰賴來自台灣充沛的物質資源以及觀光收入。某種程度上，劉克襄沒說錯。蘭嶼如果逐步轉變成現代文化，一方面除了會失去其人文特殊性，另一方面也會降低其觀光價值。然而，我們應該這麼反問劉克襄：為什麼蘭嶼人應該要為了某些台灣人心中期待的桃花源，而維持過去傳統的生活模式呢？

中國與越南在南海領海主權的爭議引發越南國內劇烈的排華運動，除了中國企業成為攻擊重點以外，韓國、日本與台灣等亞洲企業也遭受或大或小的負面影響。這次劇烈的排華運動除了是越南在政治外交上對中國的抗爭，同時也可以視作是在經濟上對全球化經濟的反動。越南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呢？其國土面積約為台灣十倍、人口將近一億其中越族人占超過八成、人均GDP(PPP)約四千美金，同時還具有國土完整、人口密度低、民族性格勤奮等優勢，在新興國家之中是備受注目的明日之星。越南憑藉其多重優勢，近年來逐漸成為主要的世界工廠之一。目前越南外資投資金額排名，日本第一、韓國第二、新加坡第三、台灣第四，再接下去才是中國等其他國家。如果這次勞工暴動只是一場針對「中國」的政治事件，顯然不會演變到如此劇烈，這顯示了越南勞工對外資不滿的長期壓抑才是深刻的遠因。 越南勞工的不滿主要來自兩方面，一個是物質因素，另一個是精神因素。 物質性的因素就是薪資與待遇太差，這跟越南在國際產業鏈的位置有關。台灣應該是最能夠理解越南處境的國家，三十年前的台灣毋寧就是現在的越南；代工無非是出賣便宜的勞力為人作嫁，不僅辛苦，同時還得承受很低的毛利率。台灣當時幸運得多，因為當時在製程上還有降低成本的空間。台灣過去有好日子過，主要是因為還能透過改善製程、擴大經濟規模好降低成本與費用，進一步提高獲利率──台灣在製造業管理方面非常具有優勢，這其實就是一種管理財。然而，當流程改善走到瓶頸、規模經濟開始無效率、台灣的人均GDP也拉高到一定水平之後，代工就不再能帶動台灣經濟成長。在此同時，當台灣人已經把代工作到幾乎沒有辦法壓榨出管理財的情況之下，接續在後的中國、越南與泰國等代工國，要是沒有極為強勢的礦產、能源、人力、科技、市場規模、或者計劃經濟作後盾，也很難創造出更高的利潤。

行政院主計總處宣布將從2014年起將過去20等分的所得分配統計改為5等分，理由是「符合國際慣例，並與國際接軌」。但所謂的國際標準到底是什麼呢？經濟學界中最常使用的貧富差距是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過去許多國際經濟數據確實很常出現5等分的貧富差距倍數比(即收入前20%者之收入總和為收入後20%者之總和的倍數)，但像 OECD 、 CIA 與 歐盟 所公布的統計數字也是10等分，顯示5等分並非牢不可破國際標準。 從統計學的角度看來，20等分的資料的資訊量完全涵蓋了5等分的資訊量，因此公布20等分的資料同時也等於公布了5等分的資料。官方如果真要跟國際接軌，其實用不著縮減資訊，只要同時註明5等分資料並與國際相比即可──事實上，官方過去也一直採取這樣的做法。換言之，未來國際的趨勢應該是公布的資訊越來越公開透明，而非減少資訊含量；台灣過去公布20等分的的所得分配統計優於世界標準，現在卻反而走了回頭路。 對於主責的財政部而言，最大的原因或許是輿論壓力。先讓我們回到統計的角度來思考以下問題：「將同一筆資料分別以20等分與5等分切割，再將最高所得區塊的所得平均與最低所得區塊的所得平均相除，得道的倍數差異何者較大？」答案當然是「20等分」。以相同母體而言，前5%與後5%的所得倍數比前20%與後20%的所得倍數相比，前者必然大於等於後者，實際應用在國家時差異可能相當巨大。這些令人尷尬的20等分貧富倍數數據不僅難以跟國外相比，同時也容易引發爭論、擴大仇富情結，因此財政部或者行政院基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簡化數據，並不能說完全沒道理。

去年我寫了四篇服貿的文章：〈 福禍未依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 〉、〈 李顯龍打了馬英九一巴掌 〉、〈 服貿：戒慎恐懼，但無須過度恐懼 〉、〈 服貿：中國可能的劇本 〉，這四篇串聯起來的總結是：「服貿是一個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議題，我們需要恐懼，但不能過度恐懼，否則最後只會自亂陣腳。」值得高興的是，鄭秀玲老師幾份關於服貿錯誤經濟推論的分析，在學生闖進立院之後的幾天也有許多人提出指正，例如〈 對不起，不再袖手旁觀了--一位企業主眼中的服貿 〉就從實務面提出非常切合現況的見解；當然，我們都支持鄭秀玲老師對於服貿在國家安全上的疑慮，但是我們得用更理性的眼光正視現況，才可能提出更好的解決之道。在正式談服貿之前，我想先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這次學生占領立院到底合不合理？ 學生占領立院──惡法亦法乎？ 從法學的角度看來，陳淳文教授在〈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中(備註1.)分析得最為徹底。陳教授認為，「 建立於權力分立的架構下，台灣的憲政體制完整、民主法治也得以運作。依照法律行使即並未違反法治，即沒有程序正義之問題，而自去年起即有服貿議題的討論，民眾也可上經濟部網站瀏覽服貿協議，服貿的生效模式也依循現有法律，即沒有黑箱之說。人民高喊的捍衛民主、推崇的朝野協商，實際上鼓舞了錯誤的方式(違法進入國會、國會亂象)，而將立法權收歸人民自身的行為更違反權力需要節制的基本原則，事實上才可能是破壞民主法治的行為，而這些體制外抗爭行為有時光錯置的疑慮，因為在現有憲政體制下的確有完善的方式吸納反對意見，而不需走上違法佔領國會之途。 」這篇文章請各位一定要看完，非常重要。這個問題其實是法理學上最大的論戰「惡法亦法乎？」的變形，而陳淳文教授的觀點是：「惡法亦法。在民主法治的結構之下，就應該尋求合法途徑解決問題，而非訴諸於非法。」

「 如果連在台灣教育體制下，一路踩著別人占用社會資源進台大念到畢業的你我，都還選擇覺得自己是一個受害者，那台灣真的是沒一個能打的。 」 最近幾篇「年輕人」系列的文章在網路上不斷流傳，大概只要是二十、三十歲的人都會讀過。引發強烈論戰的是陳文茜的〈 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 〉，接著是柏克希爾哈薩維的〈 年輕人，國家沒對不起你，是你對不起自己 〉。這兩篇文章真正有趣之處不只是論述，更是兩位作者出生的年代。戰後嬰兒潮一代的五十五歲的陳文茜滿懷歉意以及人道關懷的角度對著現在二十、三十幾歲的年輕人說：「對不起，你們這輩買不起房子是我們這輩造成的結果。」然後三十歲出頭的柏克希爾哈薩維則對著跟自己同年紀的人說：「奮起吧年輕人，說到底我們就是得不斷努力。」我們幾乎可以想像陳文茜像是個流著淚的媽媽對著兒子說：「都是我的錯，是我沒讓你過好日子！」然後兒子則態度堅定地吼回去：「這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要替自己負責！」這麼灑狗血的一場戲碼，難道還不有趣嗎？ 多數人從思想的角度來區分這兩篇文章，前者是社會主義、後者是自由主義。陳文茜從世代正義的角度出發，企圖證明高房價是一種「 全球經濟大崩壞後，政府無能且失靈的產物 」；而柏克希爾哈薩維則從一種美國式的努力論出發，推論「 這世界其實很不公平也很公平，因為有太多不公平的優勢存在著，但是很公平的是，只要你爬的上去，你也可以享受這些優勢 」。再此之後，陳方隅則以一篇〈 羅賓漢悖論：國家到底有沒有對不起年輕人？ 〉，認為「 我們並不處在一個有努力就會有收獲的社會 」，將議題從房價徹底拉開，把論述的高度提升到「社會不流動」──而這又回到了傾向社會主義的一方。

何飛鵬在近期一篇社論「為企業主說句公道話」中提出一個外在因素觀點，強調台灣勞工的窘境跟台灣在國際產業鏈上的地位有關，並非台灣企業主在「道德」上劣於外國企業主。的確，台灣近幾年來遇到的失業率與薪資停滯問題都並非獨現於台灣，而台灣媒體擅用少數幾家特別重視員工福利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跨國企業來概括所有國外企業也完全是一種選擇性偏差(selection bias)。事實上，多數國外企業之所以能提供高薪也絕非因為他們的企業主比較有「良心」，而是基於成本、利潤、企業發展與產業競爭優勢的考量；假設目前全世界市值最高的蘋果(Apple)給員工高薪是一種道德行為，那麼又該如何解釋蘋果對其供應商之苛刻？ 我同意何飛鵬的情境論，也同意台灣企業主在道德上並沒有顯著低於外國人的證據──然而，台灣企業主也確實缺乏創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創業家精神是一種「人定勝天」的精神，不管環境多麼惡劣都要披荊斬棘、勇往直前的強大信念。世界其他各國的環境同樣困苦，但只有能在困苦環境中還能成就不凡成就者才是真正的企業家。換言之，何飛鵬談的是「時勢造英雄」，但真正的領袖卻能「英雄造時勢」。外在情境因素與內在個人特質永遠不斷互相交互作用，無法分割。 那麼，國家呢？ 我始終相信人類社會制度發展是一個個體得以自由解放但社群又能維持一定秩序的過程。過去的世界依靠神話與信仰建構，世俗的政治領導者往往與宗教相契，同時制定出許多有形的律法或者無形的道德彼此箝制，讓每個人的生命如同擁有固定位置的原子，有致序地錯落於一個金屬般的堅硬結構中。時間過去，我們依然擁有法律、道德、神話與信仰，但我們不再相信世界只有一種樣貌、社會只有一種結構，更不用說我們不再相信我們的領導者是為神的替身稱之皇帝。於是我們發明了民主，人民作主、人人皆王。

比特幣(Bitcoin, BTC)是不是一種貨幣？許多人比特幣交易行情在去年一整年成長數百倍之後，總不免這麼問著。就目前而言，世界上已經有許多店家(雖然仍為數不多)願意接受比特幣之於一種支付工具、其專屬ATM逐漸進駐各國、甚至還有比特幣專屬的交易所以及公開市場價格，如此看來比特幣的確已經具有某種類似貨幣的性質。然而，從貨幣銀行學的角度說來，比特幣缺少類似國家的「發行單位」，實在不能說是一種「貨幣」；比特幣的「有限性」與「不可操控性」其實比較類似貴金屬，頂多是種「準備貨幣」。什麼是準備貨幣呢？各國央行雖然各自發行貨幣，但一定會儲備大量黃金跟白銀等貴金屬作為貨幣價值的依據，這些貴金屬稱之準備貨幣。因此，比特幣或許可以做為一種準備貨幣，但前提是各國央行願意將比特幣納入準備貨幣的範疇當中。 目前世界央行的態度不一，但受到去年12月香港爆發出的大規模比特幣詐騙事件影響，中國央行首先表態發難，明令禁止淘寶網等網路商場或者網路市集接受客戶以比特幣支付。對於網路商場而言，比特幣原本有一個市場價值，商場收入比特幣之後可以選擇不把這些比特幣兌換掉，直接用類似匯率的概念去計算他的價格，再認列到會計報表上。這種做法其實就等於是把比特幣當作貨幣，中國官方完全不接受這件事情。網路市集是一種商家直接對顧客的營運模式，就像我平常作生意如果接受以物易物，官方不能抓我，這是一種不受貨幣法源規範的原始經濟，同時也是地下經濟。

從未來看來2013年將是個重要的年度。在這一年中，美國與日本這兩大經濟體皆持續推動貨幣寬鬆政策，但世界經濟仍處在一個相當疲軟的狀態。過去只要推出貨幣寬鬆，就能很快提振消費並帶動就業率，讓經濟重新回到成長的軌跡上。但2013年證明了世界經濟已經發生巨大的質變。更寬鬆的貨幣政策仍無法刺激出更高的需求，人們更傾向把財富轉成房地產與貴金屬而非消費或者投資；就業率持續疲軟，世界各國又開始擁抱製造業最大也最無法解決的議題就是世界性的貧富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貧富差距來自於兩個層次，一個是國際上強國與弱國間的差距，另一個是各國國內富人與窮人間的差距，前者往往會引起戰爭，而後者則會引發革命。 造成貧富差距的原因，第一個是世界扁平化。人貨財資訊的交流都越來越沒有限制，使得競爭力強大的商品會取得更大份額的市場占有率，表面上是個完全競爭市場，事實上則會越來越趨向寡佔市場。大型跨國企業同時握有人才、現金、產能以及市場資訊等關鍵要素，在這場巨大的商業戰爭中具有相當強悍的優勢。這意味著，大型跨國企業不僅能賺取更高的利潤，同時還能透找來最好的人才以架高進入障礙；當然，這些企業家與高階白領拿到的報酬也不可同日而語。換言之，世界扁平化不僅會拉大擁有更多大品牌的強國與弱國的差距，更會拉大富人與窮人差距，關鍵在於消費趨向集中、贏者全拿。

2013年，我們發現太多過去信以為真的現實，其實都是謊言；這一年的代表字是「假」，我們開始揭穿彼此虛偽的面貌，彷彿每一張溫柔的笑容都不過只是化妝術。年輕士兵枉死縮影了軍隊的腐敗、立院龍頭關說縮影了政府的內鬥、食品危機縮影了小企業的敗德、暗管排汙縮影了大企業的貪婪、報導不實縮影了媒體的嗜血、幾顆鑽石縮影了宗教的反智。是的我們願意相信，我們願意相信軍隊中政府中企業中媒體中宗教中一定存在著溫厚良善我們所珍愛的人，但再多的正直善良卻無法讓這些惡毒的謊言成真。 這世界上從不存在能騙過眾人的謊言，只存在著願意相信謊言的眾人。我們的信任究竟是一種善良，亦或是鄉愿？ 嘿，親愛的台灣人，你不覺得奇怪嗎？當我們慣常以顯然不符成本的價格購買物品時，我們為何相信正派的廠商能長久經營？當我們批判一切價格調漲、不認為企業經營理當獲得高利潤時，我們為何相信自己的聰明才智應該獲得加薪？當我們打從內心相信「好男不當兵」、「台灣軍隊無力抵擋中國侵犯」、「軍備武力應該持續縮減」時，我們為何相信失去「戰鬥與榮譽」這個終極意義的軍隊能夠不腐敗？當我們允許立委將多數時間與資源放在「選民服務」，終日看見無數老百姓透過立委向政府提出各種不合理的壓迫時，我們為何相信「關說」不是一種「選民服務」的變型？當我們自認是政府的頭家，把政府當作是一種服務業、粗暴地踐踏政治人物的尊嚴時，我們為何相信這不是反淘汰機制正不斷逼走我們期待的菁英？ 當我們能自由地在政治與經濟上做出各種選擇，我們為何相信人民無需對各種矛盾的亂象負責？ 你曾想過這些問題嗎？或者，你曾意識到這些矛盾應該是種問題嗎？ 如果你不願意去看見這些顯而易見的矛盾，不願意理解在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之下人民的責任，我們真的相信「民主與自由是台灣最高的價值」嗎？我們該承認，過去十年來我們面對所有社會議題的一貫邏輯，就是找到替身稻草人之後就把所有的飛鏢毒針都往其身上丟，卻我們從沒想過我們自身既是被害者，同時也是加害自身者。 嘿，親愛的台灣人，你不覺得奇怪嗎？有些人告訴你，大企業都很惡質所以應該要打壓大企業，那麼當小企業也出事的時候，我們就該打壓所有民營企業嗎？有些人告訴你「政府不該與民爭富」並要求政府解散國營企業，但這些人同時又喊著民營企業全都很貪婪，那麼我們應該棄絕任何型態的企業、回歸到手工業時代嗎？有些人告訴你，我們要革命推翻暴權，卻無法解釋我們要改革...

雖然日月光排放汙水事件仍未偵查終結，但這將成為台灣政經歷史上的關鍵點。 在九零年代之前，台灣尚未採取民主政治，此時政府不僅擁有絕對政治權力，同時也擁有絕對經濟權力。當時台灣採取計畫經濟，由政府決定好國家發展的重點產業以及龍頭企業，接著就是集中資源硬拼，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計畫經濟顯然是種非常有用的策略，不但使台灣在國際經濟舞台迅速崛起，現在的新加坡、韓國與中國也都依循這條路線成功。計畫經濟下的政府角色非常重要，除了是策略決定者、資源分配者以外，同時也是懲罰者。假設有任何國家企業或者私人企業違反發展策略或者損害國家利益，政府就必須懲處企業以及企業負責任人。 在自由經濟中，政府權力大幅弱化。政府雖然能夠決定策略，但卻無法以強制手段大幅改變資源的分配模式；政府對企業的影響力雖然降低到最小程度，但這「最小程度的限制」仍必須以國家整體利益為本。許多人認為政府在自由市場經濟下不應該對企業進行任何程度的限制，但這其實是個誤解；基於企業行為往往會帶來外部成本為前提下，政府仍必須設下規則，並嚴加控管。換言之，政府除了給予最小程度的控制以外，盈虧完全該由企業自行承擔。

社群網站上總有許多憤青，終日在談「反資本主義」與「革命」。然而，提出這些論調的人往往沒有什麼理論，與其說有志難伸，不如說是為反而反，進一步拉高了社會對立。當然，革命的訴求或者並非沒有道理，但我們更應該進一步追問：這些憤青們到底要革的是什麼命？ 資本主義的本質是財產私有化。這簡短的五個字包含了：私人所有權、私人企業、利潤、競爭、消費市場、勞工市場等概念，這些概念彼此難以切割。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相對概念，主張去除財產私有化，讓政府平均分配所有的勞動成果；在美國，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社會主義跟共產主義甚至是同義詞。資本主義是自由主義中關於經濟的論述，反對政府侵占人民的私有財貨。政府在資本主義中的定位，就是讓資訊透明化，避免資訊不對稱帶來的欺騙──這也就是為什麼真正的資本主義者都深惡痛絕這些惡意欺瞞的企業。真正的資本主義鼓勵企業發揮更多創意好賺得更多利潤，但絕對不允許任何型式的騙局。資本主義是一種物競天擇的自然律，強者全拿弱者死去；在最極端的情況下，資本主義會促發嚴重的貧富差距。 世界是這個樣子，走向任何一種極端都會加速系統瓦解，例如極端的共產主義或者極端的資本主義。我們都很了解共產主義是如何引發人類的怠惰而導致自我毀滅，但財產私有化的問題在歷史上也絕非罕見。仔細思考所有王國與朝代的末期，都是因為財產私有制度造成社會無法流動，出生在好家庭的人不需要努力就可以得到一切，出生在社會底層的人永無翻身之路。說到底，極端的共產主義與極端的資本主義都是緊扣著「公平」這個概念。共產主義否定了人天生就有能力差異，讓努力又有才華的人得不到更多報酬，這是一種不公平；資本主義的末期則使努力又有才華的人無法出頭，這也是一種不公平。但資本主義不論如何都還是比共產主義好，因為打壓強者從來就不會使弱者變強，而怠惰永遠比貪婪更容易帶來自我毀滅──這也就是為什麼共產主義崩潰的速度總是如此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