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越南在南海領海主權的爭議引發越南國內劇烈的排華運動，除了中國企業成為攻擊重點以外，韓國、日本與台灣等亞洲企業也遭受或大或小的負面影響。這次劇烈的排華運動除了是越南在政治外交上對中國的抗爭，同時也可以視作是在經濟上對全球化經濟的反動。越南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呢？其國土面積約為台灣十倍、人口將近一億其中越族人占超過八成、人均GDP(PPP)約四千美金，同時還具有國土完整、人口密度低、民族性格勤奮等優勢，在新興國家之中是備受注目的明日之星。越南憑藉其多重優勢，近年來逐漸成為主要的世界工廠之一。目前越南外資投資金額排名，日本第一、韓國第二、新加坡第三、台灣第四，再接下去才是中國等其他國家。如果這次勞工暴動只是一場針對「中國」的政治事件，顯然不會演變到如此劇烈，這顯示了越南勞工對外資不滿的長期壓抑才是深刻的遠因。
越南勞工的不滿主要來自兩方面，一個是物質因素，另一個是精神因素。
物質性的因素就是薪資與待遇太差，這跟越南在國際產業鏈的位置有關。台灣應該是最能夠理解越南處境的國家，三十年前的台灣毋寧就是現在的越南；代工無非是出賣便宜的勞力為人作嫁，不僅辛苦，同時還得承受很低的毛利率。台灣當時幸運得多，因為當時在製程上還有降低成本的空間。台灣過去有好日子過，主要是因為還能透過改善製程、擴大經濟規模好降低成本與費用，進一步提高獲利率──台灣在製造業管理方面非常具有優勢，這其實就是一種管理財。然而，當流程改善走到瓶頸、規模經濟開始無效率、台灣的人均GDP也拉高到一定水平之後，代工就不再能帶動台灣經濟成長。在此同時，當台灣人已經把代工作到幾乎沒有辦法壓榨出管理財的情況之下，接續在後的中國、越南與泰國等代工國，要是沒有極為強勢的礦產、能源、人力、科技、市場規模、或者計劃經濟作後盾，也很難創造出更高的利潤。
過去幾年，例如中國、泰國與越南等世界工廠國家，紛紛以大幅度調漲最低薪資試圖抵消勞工的不滿，但顯然效果還不夠顯著。許多厭惡資本主義者總喜歡使用「剝削」這個辭彙來描述這種低階勞工匱乏資源現象，但「剝削」必須要在兩個條件下才能成立：第一，勞工原本失去了「既有」的資源；第二，勞工得不到「應得」的資源。首先提出「剝奪」這個概念的馬克思更認為，「剝奪」就是企業主透過控制生產要素所賺取的勞工的剩餘價值。當然，馬克思的概念顯然禁不住檢驗，因為同一群人、同一批生產工具(硬體)，在不同領導者、不同制度(軟體)的運作之下，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經濟產出。對於這種經濟產出的差異，我們稱之為管理財。近代反資本主義者的左派經濟論述都知道馬克思的論述充滿漏洞，因此提出了「人權」的概念加以合理化。反資本主義者認為，人皆有人權，同時也有權力透過工作獲得一切足以滿足生活需求的資源，因此政府與資本家有「義務」供給勞工充分的生活資源。
人權是一種詮釋的結果。不論支持或者反對資本主義者都必須承認，這世界上從來沒有一條跨越時間與空間的人類的最低生存底線，人類集體的認知才是決定了社會運作的關鍵。這個「集體認知」是一種長期溝通、斡旋、抗衡、妥協，並由知識創造者加以抽象化、理論化，最後才會落實到各種社群與組織的實際運作。目前這種透過不斷擴大「人權」範疇，企圖達到某些政治目的之現象越來越激烈，彷彿只要揮舞人權大旗就無需經過論辯就得直接訴諸實踐，恐怕最終也難以達成最後的目標。當然，我們都希望企業能更重視員工的權益，但用政府強制力想改變企業行為恐怕並不容易。
近日瑞士一場對於最低薪資的公投也可視作這類現象的濫觴──只不過瑞士表決的最低工資高達新台幣十三萬六千元。最後瑞士人則以76%的比率否決這項提案，最關鍵的理由之一是：最低薪資將會壓抑瑞士的經濟實力並且拉高失業率。瑞士人知道，在全球化的前提之下，任何單一國家對於企業的開放與限制都會促使企業與資金流動，企業重視的是國與國的相對投資條件，除非有其他因素，否則長期一定會尋求更穩定更有利的生產基地。
從物質的角度來看，越南台商可能沒有給出比其他廠商更低的薪資條件，而這些台商如果真的打算撤資，越南勞工們甚至會陷入失業的窘境。勞工當然可以不幹，但廠商也不見得就會買單。當勞工認為自己從工作中賺取的財貨太少時會降低其接受一份低薪工作的意願(供給)，但在整體供給仍過剩的情況下廠商可選擇不調漲薪資，甚至選擇在其他人力更便宜的地方生產。換言之，薪資條件終究建立於人力市場供需而非勞工的生活需求。以這個觀點來看，這些慘遭襲擊的越南台商或許稍微值得同情。
然而，越南勞工的不滿並不只來自於物質因素，主要是來自於精神因素。台灣是一個把歧視視作理所當然的國家，對外表、學歷、種族、家世與性取向的歧視都十分露骨，這種社會氛圍不僅影響了許多政府政策，同時也影響企業行為。台灣人對於白種人的迷戀以及對東南亞人的鄙視在國內屢見不鮮，到了國外仍把別人當作次等人種，日積月累下來自然充滿憤恨。在這次暴動中，韓國、日本與新加坡廠商受到的損害都相對較小，中國與台灣廠商受損相對更大，我認為並不是因為越南人分不清楚台灣廠與中國廠，而是他們對台灣廠與中國廠所累積的憤怒一樣深刻。說白一點，如果台灣人對待越南人的方式跟中國人對代越南人的方式差不多，那麼今天台灣廠被當作中國廠給砸了，則絲毫沒有什麼值得憐憫之處。如果真有什麼值得同情，應該是台商在面臨生死存亡之際時，能從政府手中得到的援助居然僅僅只是幾張「我是台灣人」貼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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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例如中國、泰國與越南等世界工廠國家，紛紛以大幅度調漲最低薪資試圖抵消勞工的不滿，但顯然效果還不夠顯著。許多厭惡資本主義者總喜歡使用「剝削」這個辭彙來描述這種低階勞工匱乏資源現象，但「剝削」必須要在兩個條件下才能成立：第一，勞工原本失去了「既有」的資源；第二，勞工得不到「應得」的資源。首先提出「剝奪」這個概念的馬克思更認為，「剝奪」就是企業主透過控制生產要素所賺取的勞工的剩餘價值。當然，馬克思的概念顯然禁不住檢驗，因為同一群人、同一批生產工具(硬體)，在不同領導者、不同制度(軟體)的運作之下，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經濟產出。對於這種經濟產出的差異，我們稱之為管理財。近代反資本主義者的左派經濟論述都知道馬克思的論述充滿漏洞，因此提出了「人權」的概念加以合理化。反資本主義者認為，人皆有人權，同時也有權力透過工作獲得一切足以滿足生活需求的資源，因此政府與資本家有「義務」供給勞工充分的生活資源。
人權是一種詮釋的結果。不論支持或者反對資本主義者都必須承認，這世界上從來沒有一條跨越時間與空間的人類的最低生存底線，人類集體的認知才是決定了社會運作的關鍵。這個「集體認知」是一種長期溝通、斡旋、抗衡、妥協，並由知識創造者加以抽象化、理論化，最後才會落實到各種社群與組織的實際運作。目前這種透過不斷擴大「人權」範疇，企圖達到某些政治目的之現象越來越激烈，彷彿只要揮舞人權大旗就無需經過論辯就得直接訴諸實踐，恐怕最終也難以達成最後的目標。當然，我們都希望企業能更重視員工的權益，但用政府強制力想改變企業行為恐怕並不容易。
近日瑞士一場對於最低薪資的公投也可視作這類現象的濫觴──只不過瑞士表決的最低工資高達新台幣十三萬六千元。最後瑞士人則以76%的比率否決這項提案，最關鍵的理由之一是：最低薪資將會壓抑瑞士的經濟實力並且拉高失業率。瑞士人知道，在全球化的前提之下，任何單一國家對於企業的開放與限制都會促使企業與資金流動，企業重視的是國與國的相對投資條件，除非有其他因素，否則長期一定會尋求更穩定更有利的生產基地。
從物質的角度來看，越南台商可能沒有給出比其他廠商更低的薪資條件，而這些台商如果真的打算撤資，越南勞工們甚至會陷入失業的窘境。勞工當然可以不幹，但廠商也不見得就會買單。當勞工認為自己從工作中賺取的財貨太少時會降低其接受一份低薪工作的意願(供給)，但在整體供給仍過剩的情況下廠商可選擇不調漲薪資，甚至選擇在其他人力更便宜的地方生產。換言之，薪資條件終究建立於人力市場供需而非勞工的生活需求。以這個觀點來看，這些慘遭襲擊的越南台商或許稍微值得同情。
然而，越南勞工的不滿並不只來自於物質因素，主要是來自於精神因素。台灣是一個把歧視視作理所當然的國家，對外表、學歷、種族、家世與性取向的歧視都十分露骨，這種社會氛圍不僅影響了許多政府政策，同時也影響企業行為。台灣人對於白種人的迷戀以及對東南亞人的鄙視在國內屢見不鮮，到了國外仍把別人當作次等人種，日積月累下來自然充滿憤恨。在這次暴動中，韓國、日本與新加坡廠商受到的損害都相對較小，中國與台灣廠商受損相對更大，我認為並不是因為越南人分不清楚台灣廠與中國廠，而是他們對台灣廠與中國廠所累積的憤怒一樣深刻。說白一點，如果台灣人對待越南人的方式跟中國人對代越南人的方式差不多，那麼今天台灣廠被當作中國廠給砸了，則絲毫沒有什麼值得憐憫之處。如果真有什麼值得同情，應該是台商在面臨生死存亡之際時，能從政府手中得到的援助居然僅僅只是幾張「我是台灣人」貼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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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越南民眾分得清楚中國人和台灣人，當他們看到工廠內陸幹人數比台幹多時，會覺得這是中資還是台資企業? 所以... 還是要貼貼紙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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