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

2016年11月9日台北早上，我又見證了一次歷史，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辦公室裡，我的同事們驚呼不可思議，FB塗鴉牆上，我的同溫層們哀嚎遍野，幾乎所有人都不能或者不想接受這個事實。但如果真的「所有人」都不能接受川普當選，顯然他根本不可能當選。畢竟，這是個民主制度下的投票，川普贏了希拉蕊。 如果你知道有種情緒叫做忌妒，知道有種未來叫做絕望，你可能會理解，為什麼川普是一個可能的救贖。

6月12日凌晨，美國奧蘭多（Orlando）一間同志夜店「脈動奧蘭多」（Pulse Orlando Club），遭到大規模屠殺槍擊。兇手為29歲的阿富汗裔男性，奧馬爾馬帝（Omar Mateen），他在這場50人死、53人輕重傷的槍擊案之後，遭到警方現場擊斃。 由於兇手已經死亡，美國警方正在追查馬帝犯案的真正動機。有證據指出，馬帝以一人之姿犯下如此重大屠殺案件，背後可能有援助──這個援助，可能出自伊斯蘭國 （ISIS）。根據CNN等媒體報導，伊斯蘭國已經宣稱這個案件是由「IS的戰士發動攻擊」。此外，兇手的父親在接受NBC採訪時則表示，兒子在數個月前看到兩名男子擁吻，當下憤怒地表示：「 看看他們，當着我孩子的面做這種事。 」（ Look at that. In front of my son, they are doing that. ）他認為兒子的暴行與宗教無關，與對同性戀的憤怒有關。 我們身在台灣，或許很難真正想像美國人現在的情緒糾結；但如果換個角度，如果有個黑人合法持槍在台北捷運上醞釀一次無差別殺人，你會想先檢討「為什麼可以合法持槍」或者「為什麼黑人可以來台灣」？美國人現在吵翻天的，就是這兩個問題。民主黨質問的是前者，共和黨質問的是後者。 Photo credit:BBC, http://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6514608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拉赫曼（Gideon Rachman），最近針對川普（Donald John Trump）確認代表共和黨競選美國總統，提出了質疑。當然，質疑川普的人很多，但我特別喜歡拉赫曼這篇文章，因為他深層地帶出「信任」這個議題，而這正是美國強盛的主因。 美國在貿易跟外交上，向來是個十足可信的夥伴，這構成了美國跟其他國家之間強韌的鍵結──甚至是一套以美國為核心的紐鍊。美國雖然並非真的凡事以「全球利益」為主要思考點，但美國考慮的「本國利益」仍比絕大多數國家更遠視，而這當然是因為，美國深知最大的利益就是讓自己成為世界的中心。因此，美國考慮的「本國利益」，展現在國際政經手段上時，大多是互利共生的長期生態系統觀點。

2016年總統大選結果出爐，蔡英文以308萬票的差距擊敗朱立倫當選總統。值得玩味的是，蔡英文最後總票數是689萬票，這個得票數跟馬英九2012年得票數一致，不免讓人聯想：向來被認為屬性相近的馬蔡兩人，在當選時都走新中間路線、訴求政黨團結，新科總統蔡英文是否會像馬英九一樣，讓台灣人感到失望？ 失望的前提是期望，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馬英九在連續兩任總統大選都訴求「經濟發展」 ，最後結果卻是GDP成長率持續鈍化、產業轉型徹底失敗、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因此失望轉為憤怒的人民用選票狠狠教訓了馬英九與國民黨。 蔡英文這次主要的訴求是「社會正義」 ，如果蔡英文沒搞好經濟，大家會失望，但不會失望到底；然而，如果蔡英文全面執政之後沒有辦法做到社會正義，處理好國民黨黨產、同志婚姻、貧富差距等重大議題，那麼四年或者八年後的人民，一樣會再次用選票狠狠教訓蔡英文跟民進黨。 台灣人在這次選戰中選擇了「社會正義」而非「經濟發展」，並不是因為台灣人不重視經濟，而是因為台灣的經濟問題太過複雜，以致於沒有候選人敢強打經濟牌。 台灣近五年的經濟問題可以拆解成內憂跟外患兩塊，內憂是台灣的產業轉型，外患是中國的產業轉型，整體而言就是亞洲電子產業鏈的重分配。

我在2014年底的時候在〈 寫在大選之後──只因為自由是人類最深的渴望 〉一文中提到「 即使台灣2016年轉為民進黨執政，那麼台灣的後續發展會怎樣改變呢？我認為不會有任何改變。台灣這十年來遭遇的真正問題並不是內在環境有什麼太大改變，而是外在環境的變化太過劇烈。......不論台灣的選舉結果為何，都不會改變這個外在情勢不利的局勢。台灣早就進入一個缺乏天時的時代。 」時間過了一年多，本周末的2016年的總統大選被認為大勢底定，即將進入第三次政黨輪替。 假設這次真的政黨輪替，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坐上總統大位，台灣未來會怎麼走呢？ 前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日前投書聯合報，認為與中國關係並不密切的蔡英文一旦當選，中國將會對台灣採取三項政策：第一、雪崩式的斷交潮；第二、中國暫停赴台旅遊；第三、減少自台灣進口。根據這個假設，葉萬安推得出的最差情況是，台灣將面臨經濟衰退5%，同時超過百萬人失業。

我其實不太在乎波多野結衣是不是要拍悠遊卡封面、不太在乎這張悠遊卡到底是真公益還是假公益、不太在意悠遊卡公司董事長戴季全是否應該徹底去職、不太在乎有多少議員台上罵市長台下收「波卡」；這些事情固然重要，但說穿了不過就是政治人物擅長的兩面手法，再怎麼討論也就是這樣，我們還能怎樣？ 但某些事情是值得在乎的，例如歧視。 昨天台北市議員徐弘庭與市長柯文哲之間的衝突，非常有趣。徐弘庭在質詢時說：「 ...有一天馮光遠會說你和戴季全有『特殊性關係』 」，柯文哲一聽到「特殊性關係」，立刻握拳搥桌；徐弘庭看到柯文哲搥桌子，立刻回嗆「 你這什麼態度 」。

李光耀走了，一個時代過去了。台灣幾個主流媒體拼了命為其歌功頌德之餘，我們真的清楚，過去的是怎樣的時代嗎？ 「 以任何標準而言，李光耀都是世界上罕見的傑出領袖。 」這是1989年天下雜誌對李光耀下的評價。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時，其GDP僅有400元美金、國土狹小，而且到處都是農田；當時42歲的李光耀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到了1990年卸任時，GDP已經達到1.2萬美金，成長30倍。順境不會成就偉大，只有困境才能成就偉大。從經濟上的結果而言，李光耀把新加坡從一塊種滿酸澀鳳梨的貧瘠之地轉化成亞洲最重要的城市國家之一，這當然是偉大的成就。 李光耀把新加坡當作是超級企業運作，其策略、管理與領導模式也完全把新加坡當作是「企業」看待。「企業」跟「國家」最大的差異是什麼？說穿了就是「員工」可以自由選擇要不要待在一家企業工作，但是「人民」無法自由選擇要不要待在一個國家生活。即使移民是一種選項，但是最需要移民、生活得最苦的那些人民，根本連選擇的權力都沒有。這也就是為什麼李光耀受到讚譽的同時卻也同時受到自由主義者的批判，因為他無視於國家不該如同企業，應該包容更多的可能性與生活型態。

鴻海總裁郭台銘與台北市長柯文哲這兩位性格同樣強硬，但價值信念大不相同的自走砲終於不意外地槓上了。 事情的開端是，柯文哲近來針對前任台北市市長郝龍斌任內的大型開發案與建案進行徹查，這颱風尾自然掃到了鴻海集團所承接的「台北秋葉原案」。柯文哲真的查出什麼弊端了嗎？其實倒也還不至於，只不過是他「覺得」怎麼案子都是某幾家財團拿走，其中必然有詐。這邏輯乍聽之下是有點道理，但難道其他可能性就更合理了嗎？例如重大標案標給名不見經傳的小企業或新創公司，這更合理嗎？或者，同一類型的重大標案總在一到三家企業之間流轉，這更合理嗎？顯然並不是如此。

新任台北市長柯文哲果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天就風行雷厲地拆除了忠孝西路公車道，果真讓台北市民看到迥然不同的新氣象；然而，柯文哲的強勢作風同時也逼哭了市長室秘書，造成市長得親自找秘書的難堪局面。我們暫且不探討柯文哲的人格是否太過乖張、被嚇跑的秘書是否缺乏抗壓力，單從管理的角度來看，這些政策有幾點意義。 第一，柯文哲一上任就立刻接連出招，確實有利於讓台北市政府的官僚體系上緊發條，短期而言這會提高士氣。組織改革最困難之處在於，如何讓組織上下都迅速感受到危機意識，並且能聚精會神地把所有能量集中於單一目標。最能馬上生效的手段，就是改革者剛進入組織的時候，趁著彼此還沒有太多人情壓力以及決策包袱的時候，立刻下重手。柯文哲顯然很清楚這點，而他也做得非常成功，讓所有人都相信「這人是玩真的」。當柯文哲用一周的時間證明許多事情只是「最高主管願不願意承擔一切責任」、只是「政治人情的權衡與斡旋」時，我相信許多擅長依靠逢迎拍馬、唯唯諾諾的公務員，現在看到不假辭色的柯文哲，早就如履薄冰了。 第二，相對的，恐怕柯文哲還未能「一將功成」，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就先「萬骨枯」。我們應該先理解，柯文哲其實也可以不經市政府流程自備私人秘書，私人秘書的待遇與工時本來就因人而異，不論再怎麼辛苦，只要柯文哲能給出相對應的酬勞就行。找秘書這事情本來就是小事，小事應當化無，而非化大，柯文哲如果能自己找個私人秘書搭配市府秘書，平衡工作量以及工作時間，這就完全不是個問題了。其次，台北市政府各部會的政務官與事務官幾乎都跑不了，而柯文哲這種精力超級充沛、要求鉅細靡遺的領導風格，勢必會讓許多部屬心神俱疲。這種有功無賞、有錯要罰的管理態度，長期而言，會使組織士氣更加低落。特別是許多原本已經壓力過大的部門，可能引發連優秀的人也待不下去的反淘汰機制。

學運領袖之一的陳為廷接受平面媒體採訪時，坦承自己曾經因妨礙性自主而遭緩起訴，引來各界批評。批評聲浪中，立論最為鏗鏘有力的莫過〈 陳為廷不是真正在認錯 〉，直指陳為廷連續犯下多起性騷擾案件，卻選在出馬競選立委的此時自曝其不堪往事，完全是一場為了洗白而刻意操作的經典的政治戲碼。支持陳為廷的聲音則大多來自學運與社運界，例如黃國昌、林飛帆、洪崇晏與王丹等人皆訴之以情，一方面強調寬容，另一方面也指出「有過則改是為勇」。是的，我們都不是完人，我們都會犯錯，但問題是，人之罪與罰並非僅只來自於法，同時也來自社會。 我對於政治人物與名人的醜聞向來不加評論，此次我也不會對陳為廷這個人做出任何評論──即使我在〈 丟出一隻鞋之後 〉曾批評過他丟鞋模糊了焦點，但我不認識、也並不厭惡這個人。我不推想他自曝醜聞是否因為提前消毒、不揣測他襲胸是否因為自小缺乏母愛、不懷疑他是否真正愧疚難受過，這都不重要。比起陳為廷本身，我認為我們真正該檢視的重點，其實是支持陳為廷的他的夥伴們。 黃國昌與林飛帆口中所謂的「承擔責任」到底是什麼呢？難道只有法律程序，起訴或者不起訴、罰金或者不罰金、服刑或者不服刑，如此而已嗎？當然並非如此。陳為廷現在所承受的一切，就叫做「承擔責任」。身為陳為廷的朋友或者夥伴，當然有資格說出自己看到的陳為廷有多懊悔、多難受，甚至還可以如此光明正大地說描述陳為廷擔心自己做過的錯事，會不會影響學運、會不會影響自己的政治生命。但反過來想，我們也可以很認真地質疑，要是陳為廷今天沒有成名或者沒有機會成名，他還會如此懊悔嗎？可能會，可能不會，我們都不知道。但他今天成名了，那他就得承受一切罵名。

從文化局長到勞工局長，柯文哲遴選政務官的邏輯讓許多支持者大感意外，引發許多爭議。有人說柯文哲變了，怎麼從左派變成右派；有人說柯文哲從來沒變過，因為他一直都是個右派。但這些風風雨雨給我們的啟示與柯文哲這個人本身無關，而是跟台灣的政治結構有關。 第一點啟示是，台灣人的政治邏輯只有一種模式，也就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過去老一輩國民黨支持者的邏輯是，「國民黨是共產黨的敵人，共產黨是我的敵人，所以國民黨是我的朋友」；稍微年輕一點的國民黨支持者的邏輯是，「國民黨是民進黨的敵人，民進黨是我的敵人，所以國民黨是我的朋友」。這種現象在民進黨更加顯著，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一群操著異常粗鄙台語羞辱女性、比國民黨還更沙文主義的男人們，與一群思想前衛的女性主義者同披民進黨戰袍。是的，台灣人並不那麼在乎身邊的人跟自己有多少相似之處，只在乎彼此是否有共同的敵人。這種邏輯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對，但問題是，當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大政黨都已經擺明了自己是右派，同時也與中國明送秋波或者暗通款曲時，開始有些人發現很難定義出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個黨派，誰才是「敵人的敵人」。

黎智英掌舵壹傳媒長達25年，在這次香港的民主抗爭「雨傘運動」後交出大印。許多人覺得可惜，認為黎智英是當今華人世界最敢對抗權威的媒體人，沒想到仍得對中國這個政治強權低頭；也有人認為黎智英本來就是利益至上的商人，本來就犯不著得罪中國政府，這次不過是藉機退出前線，未來還有運作的空間。我認為以上兩種說法都對，但我更認為，媒體人與商人這兩種面向都還只是表象，黎智英的本質其實是投機者──順應時勢、投其時機，敢狠狠賭一把的趨勢觀察家。黎智英是個偉大的投機者，他所追逐的趨勢從來都是大趨勢。 讓我們做個假設。如果黎智英只是因為受到中國壓迫，短期內先從壹傳媒的董事長一職退下，爾後還會伺機再起，那麼這件事情就算是小事。但如果黎智英是因為觀察到了某個重大趨勢轉折，一面趁著這次雨傘運動營造自己自由鬥士的形象，一面順著情勢辭去董座，從此不再回媒體業，那麼問題可就大了。黎智英看出的「重大趨勢轉折」，很可能就是中國將持續強化政治控制力。

九合一大選結束了。從台北市看來，柯文哲贏了連勝文；從台灣看來，民進黨贏了國民黨；從世代價值來看，後1976世代贏了嬰兒潮世代；從政治發展來看，台灣民主更進一步。 政治版圖重新分配 這場選舉帶動的政治版圖重新分配影響相當大，特別是民進黨這次在全台灣總共贏了一百萬票贏得2016年總統大選的機率大幅度攀升，這將成為藍綠雙方未來一年的政治假設。 就國民黨輸得如此慘烈，連從來沒有輸掉的外島都輸了大半看來，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理當負最大責任。事實上，馬英九也確實沒有任何藉口。第一，他身為總統卻沒把中央政策搞好，帶壞地方選舉選情，不要說沒有幾位候選人敢打馬英九牌，甚至連他支持的年輕愛將陳以真最後都拒絕與其同台試圖挽救選情。第二，他默許空降的連勝文取代耕耘已久的丁守中出馬競選台北市長，而這次台北市長的氣氛又影響到整個北台灣甚至全台灣的選情。第三，馬英九去年底不好好擘劃今年的選舉策略，居然還把重心放在內鬥王金平，國民黨內部的雜音只會越來越強烈。我去年評論馬英九鬥王金平時特別提到，隨著馬英九的任期越來越短，他的政治控制力只會越來越弱，再加上這次選舉大敗，2015年肯定是馬英九完全跛腳的一年。馬英九當機立斷斬掉行政院長江宜樺，以政治手段來說這招相當高明，一邊保住了自己黨主席的身分，同時還讓江宜樺變成活棋；但就大方向而言，不論金溥聰的策略再怎麼精妙都難挽馬英九的政治頹勢。

隨著本周六的選舉將至，《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與《觀政見》平台這個月的短期合作也將告一段落。雖然這次合作時間很短、雙方合作的文章篇數不多，甚至只針對台北市候選人撰文，但我相信這絕對只是個開始。我希望《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能扮演投石引玉的角色，讓更多優秀的寫手願意回歸政見、從政策面看待每一位候選人。 周六過後，柯文哲與連勝文這兩位的其中一位將成為下一任台北市長，而這兩人的政見絕對是跨越所有縣市最完整、全面且精采的論辯。兩人在許多小政策上雖然相同，但就大方向而言，這兩位的概念截然不同。我認為，連勝文與柯文哲這場選戰，是戰後嬰兒潮世代對抗後1976世代價值觀的對決──換言之，這是一場世代衝突。

台北市是台灣的最大城市，同時更是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每一任台北市長的經濟政策對於全台灣的影響都相當重大。讓我們來關心這次台北市長候選人們所提出的經濟政策。 連勝文 1.開源方面，可以嘗試將臺北市政府的資產證券化，同時，臺北市政府也可以成立控股公司，又或者可以發行公債，與可交換債。PFI 民間融資提案方式也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善用民間的資源與資金，來解決政府的財政問題，同時協助公共建設。節流方面，邀請具有財經背景的臺北市政府首長，專門負責各局處的預算。要嚴格檢視預算執行中是否還有節省的空間？預算執行的效益如何？目標是用最少的預算創造最大的資源。 2.透過網路的力量，善用網路參與，讓市政府的財政預算透明化。凡是政府缺乏彈性，做不好或者是管不好的事情，我們就交給更專業的人來做。 3.成立都市更新與住宅的公司，讓專業人士協助政府完成供應住宅，以及觀禮規劃各方面的工作。 4.鼓勵創新，為了鼓勵市府的同仁用創新精神勇於任事，以捐出的薪資成立市府員工創新獎，鼓勵市府同仁能夠用更創新的想法，更好的創意，參與市政工作。 5.引入大數據的概念，建立、優化市府目前的資料庫，透過精準的數據分析，做出更好的決策。 6.市場社區再造：將規劃至少十億的金額，進行公有市場、商場的整修、改建計畫。 7.保留部分預算，供市場自治會以團體提案，公開評選的方式爭取，以鼓勵自發提案、創新發想。以使用者參與方式進行，藉由在地攤商、自治會的參與、對話，為傳統市場找到新路。 8.將市場內之閒置空攤整合為較完整之空間，以凝聚人氣，便利承租攤商利用。亦可由自治會認養活化，如改為顧客休憩區、兒童遊樂區、市集活動區、公廁綠美化區，都可以更有效為市場帶來人潮，增加市民前來消費之動力。 9.輔導攤商行銷升級 多方拓增客源。協助攤商，以更現代化的方式經營顧客關係，用新世代的武器來維繫傳統市場固有的「人情味」。 10.四年任內至少吸引外資 500 億，創造5萬個就業機會在台北市。 11.持續推動重大建設（雙子星大樓、台北大巨蛋）。 12.打造台北市的頂尖產業聚落，發展內湖、南港為新都心，產值再翻倍。並在士林、北投發展生技園區，以及信義、中正的金融雙核心。 13.發展台北重要策略產業，來帶動 GDP 成長（生技醫療、觀光、文創設計）。 14.在校園裡塑造國際化的環境，包括增加英語情境中心、交換學生要...

食品安全是台灣這幾年來最嚴重的危機。從麵包、麻辣鍋這些特定的品牌與食品項，到起雲劑、食用油這些泛用的添加物與原物料，我們日常所吃喝的食品，幾乎無一倖免。《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一直相當在乎食安問題，也從許多面項探討過食安問題。食安問題必須從三個面向去看：政府、廠商與消費者。消費者得到的資訊最少，卻也是長期影響市場生態的關鍵；廠商能充分掌握內部資訊，但對於原物料的資訊卻可能跟消費者一樣稀少，小廠商甚至可能是完全的被害者；政府握有公權力，必須能對不良廠商做出適當懲處，並對所有廠商以及消費者揭露資訊。因此，對於政府而言，是否能順利發揮功能的前提就是：充分掌握資訊。 事實上，食品安全議題應該由中央政府主責，不應該由地方政府主責，這是因為任何單一行政區域與其人口都沒有大到能百分之百自給自足，針對任何行政區控管都很難產生效果。台灣的食物高度仰賴進口，中央政府握有海關的控制權，可以從源頭控制各種進口食物的品質，同時也能透過立法拉高所有食品製造商的規格，由此雙管齊下才能見效。然而，這並不代表地方政府首長就毫無施力的可能性，特別是台北市人口密集、都市發展成度高，向來就是政策指標，因此觀察台北市政府的政策具有相當大的意義。 就這次台北市長候選人的食安政見看來，相當可惜也叫人意外的是：只有連勝文與柯文哲兩位候選人提出相關政策。讓我們來看看兩位候選人對食安議題提出了怎樣的觀點。

台北市長選舉倒數計時，將於今年11月29日舉行投票，《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將在這個月連續針對台北市候選人的政見提出我個人的分析與觀點。由於選舉公報尚未公布，以下候選人政見均參考自《 觀政見 》，由候選人官方網站加上新聞資料綜合整理而成。這次合作計畫是由《觀政見》團隊提出，我個人也覺得非常有意思，在未來一個月之中，我將會針對各大政見主軸進行討論與分析。 首先，我想談的是居住。房價高漲是台灣近十年來最嚴重的問題，以目前各候選人提出的住宅政見看來，大都把重點放在「興建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以及「補貼青年住宅」這兩個大方向上；屋齡超過30年以上老房子比重高的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等地區，其候選人還會強調「加速都更」。我認為，目前台灣的住宅困境除了價格過高以外，真正的問題是物件供給不符合需求──特別是台北市，還有整體供給量不足的問題，這是促使台北市房價遠高於其他地區的主要原因。 讓我們看看這次台北市長候選人們，目前針對住宅問題提出了哪些政見。

香港佔中事件引發大規模衝突，相對於台灣年初的太陽花運動完全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當國外媒體都以大篇幅報導中國這次的強制趨離行動，並以「天安門事件」做為對比時，最應該重視香港與中國關係變化的台灣，卻似乎並未投以相對應的關注。以平面媒體而言，事件爆發隔日的9月29日，除了中國時報以外的三大報皆以頭條報導；電視媒體則普遍淡化處理，同時引來張大春在個人臉書的劇烈抨擊；從各家網路媒體平台看來，相關新聞的點閱率相當低迷，到了下午幾乎掉出熱門新聞榜。不論媒體是否透過版面排序影響了讀者的閱讀偏好，只要沒有完全封鎖訊息，面對如此重大的資訊時，台灣讀者應當非常積極地主動搜尋，而非等待媒體餵養資訊。 我們要問，台灣怎麼了？太陽花運動時，台灣是多麼渴望國際注目，而當時香港給了台灣多少關注多少聲援；事隔數月，台灣人對於香港佔中的衝突卻又顯得如此事不關己。我們應當理解，為什麼香港佔中事件對台灣人如此重要？除了台灣與香港的地理位置接近以及兩者與中國的歷史糾葛同樣複雜以外，更重要的是，近十年來中國對台灣與香港的策略具有某種相同的邏輯。換言之，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許多台灣人認為台灣是個國家但香港不是，因此香港遭受中國鎮壓，並不表示台灣也會遭受相同對待。這一方面來自於某種政治上的優越感，另一方面也來自於對中國對港台政策的不理解。

台北市長候選人連勝文打出了新一波廣告影片，主題是：希望的種子。他提出一個疑問：如果你很有錢、如果你有個有錢的父親、如果你是連勝文，你會作什麼？我們可以看出連勝文競選團隊希望能抵抗外界對於連勝文權貴身分的批評，企圖讓大眾能從反面思考，「連勝文大可利用他權貴的身分吃喝玩樂甚至改善自己的外表，但他沒有選擇輕鬆的道路反而選擇了辛苦的道路，可見其人格之高尚」。如果用兩個字來形容這廣告，我想就是矯情。 在這支廣告裡面，連勝文除了承認自己在物質上占有優勢，還想取得一種道德上的高度。他彷彿在跟全世界宣告：「哈囉，各位悲慘的窮人們，你們口中想要的東西我根本不屑要，甚至我也不需要抽脂無需依靠外在效應就能輕易得到好工作、娶得好老婆。我要的是權力，而這東西是你們在平庸匱乏的日常生活中連想都想不到的吧？哈哈！」是的，市井小民們只會想到要滿足物質上的享受，十分膚淺、非常庸俗，只因為一般人難以存出1000萬養大孩子、500萬環遊世界、100萬辦場婚禮、50萬買名牌包，甚至沒有10萬動抽脂手術。市井小民們在缺乏物質滿足中所誕生的原慾夢想，正好用來襯托連勝文不畏辛勞、高尚超凡的堅定意志。

這個月以來，台灣傳播媒體的尺度問題再次成為爭議。首先是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在家長與教師團體的壓力下將《哆啦A夢》送交諮詢委員會，理由是「該節目涉嫌助長校園霸凌」，其次是台北市議員黃珊珊抗議《變態王子與不笑貓》太過露骨又物化女性，接著是文化部針對《進擊的巨人》、《惡魔奶爸》行文東立出版社望其自律，最後是三立電視台的《世間情》劇情太過荒謬接連被民眾投訴。這些爭論無疑地回歸到最基本的新聞學問題上：政府是否有權力控制人民的資訊接收管道？哪些價值有資格限制媒體自由？誰又有權力能設定標準並透過政府執行，要求人民不得接收特定資訊？ 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來，人民有知的自由與權力，不管資訊本身內容為何，政府或者他者都不應該預設任何個體在接收這些資訊之後會有怎樣的反應並以此作為限制其不該接受資訊的理由。簡單說來就是，你不能認為我看完殺人推理劇之後就會用相同手法殺人，更不能因為這個想法就限制我不能看殺人推理劇；假設真的有人因為看了殺人推理劇而殺人，那這個人也一樣得為他的行為負責。換言之，自由主義認為是「人民選擇了被某些媒體影響」，而非「媒體影響了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