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

國中會考剛結束，加上大考中心宣布107年開始作文將獨立招考，又引發了一波對作文教育的論戰。 我大學時代曾經打工當過補習班的高中作文老師，當時大考中心的作文題目已經生活化，但是學生的作文表現依然停留在那個連我都沒經歷過的、忠黨愛國的年代。這其實就是台灣作文教育始終被詬病之處：不管出怎樣的題目，學生總是可以寫成讓人噁心的「作文腔」範文。最近朱宥勳以作家之姿受採訪指出了台灣學生作文的問題，諷刺有餘但可惜並不深入。 台灣作文教育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台灣人普遍錯估中文寫作的難度。 非常多台灣人都認為「會說話就等於會寫文章」或者認為「中文沒有嚴格文法所以隨便寫都對」，但這樣的想法正是讓許多人不用心學習作文的最主要原因。如果大家覺得寫電腦程式很難，那麼，寫文章的難度就難上幾百倍。因為，同樣都是「語言」，人類任何一種日常生活使用的語言，都混雜著各種時間、地域、情境以及文化因素，是一套規則超複雜、而且時常更新的編碼系統，光是要熟悉系統就很需要用心。 雖然白話文運動強調「我手寫我口」，但文章的高度可讀性不等於口語化──這件事情意味著：寫文章與說話的邏輯結構仍存在差異。所有的對話都有情境，而且還有各種肢體語言與表情語言能補充口說不足，但文字沒有這些輔助，因此需要更嚴謹。事實上，中文沒有嚴謹文法這件事情，其實正是中文寫作困難的主因。當同一句話可能有不同的解釋、同一個想法有不同的表述方式的時候，如何選擇最精準明確的句子，就是困難之處。作者寫得越隨便，讀者可能就得花上越多的精神才能理解句意。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菁英教育存續與否的議題，大概在台灣紛擾了超過十年。 曾經，菁英教育以及明星學校被整個社會捧上了天，現在，卻已然成為「孩子不快樂」、「社會不流動」、「產學落差大」的罪魁禍首。國教已經改革了兩輪，關於菁英教育應該何去何從，至今仍沒有結論。 然而，我認為「菁英教育存續與否」始終是個假議題，真正的議題是「教育」以及「教育政策」。在釐清菁英教育之前，讓我們先來釐清「教育」的意義。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今天早上在臉書上看到朱宥勳在砲轟建中的文章，仔細看了兩次之後，這篇文章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假設建中是一種資優教育，而建中沒有在貫徹資優教育的願景；但事實上， 建中從來就是一種「菁英教育」而非「資優教育」。 因此，朱宥勳的立論，無非就是自己假設了一個現象，再自己打這個現象。我認為朱宥勳懂資優教育，跟某個把資優教育跟績優教育完全混淆的彭明輝教授完全不同等級，但可惜朱宥勳的這篇文章似乎只是在回應其他人的立論，沒有更深究菁英教育與資優教育的議題，非常遺憾。 在討論菁英教育與資優教育之前，我們應該先釐清一下「菁英」與「資優」這兩者的差異。菁英的定義可以非常廣泛，但在教育的議題上，我們可以用「學力」來判斷，也就是一種學力優異的「績優」。 資優（gifted）的定義，則是一種學習天賦上的優越，指的是「掌握學習方法的天分」和「與生俱來擁有的學習能力」 ，換言之，就是超強的學習力。另一個相關的概念是才幹（talented），這是指藝術性的才能；雖然資優跟才幹時常拿來並論或者混為一談，但本文將專注在資優這個議題，不討論才幹。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台北市政府近日宣布廢除國小寒暑假作業的規定，柯文哲認為這個政策可以鼓勵孩子自主，也引來兩極反應。一方面，這個決定迅速在社群網站上獲得非常正面的評價，甚至 被譽為「德政 」；另一方面，就在台北市宣布廢除寒暑假作業之後，事隔三天，則 有一名國小校長認為這個決定是「鼓勵孩子怠惰」，甚至直指「柯P割錯盲腸了」 ，聯合報的社論甚至直言「 柯文哲倒洗澡水時，把嬰兒也倒掉了 」。 學校義務教育的目標，是要建立學生基本的生活知識。但說真的，如果小朋友學習的這些加減乘除、聽說讀寫，都是未來人生必須要學會的「基本生存技能」，現在沒學會，未來也會有大量反覆演練的機會，真的需要學、真的想學，一定學得會。

十二年國教爭議炒得沸沸揚揚，民間幾乎一面倒地對升學機制的實務操作(例如志願序的權重、免試入學的比例)表示反對，卻幾乎沒有人能點出核心──中學教育的意義以及制度的概念。 制度與執行 讓我們先從制度面談起。台灣過去採取六年國民教育，1967年7月由行政院成立九年義務教育專案小組，經過一年的規畫、評估以及設計，就在隔年1968年9月1日開始實施。在六年國民教育的時代，小學(兒童時期)之後經考試進入初中、初職或者五專，另外也可選擇進入社會就業(青少年前期)；九年義務教育之目的是將基礎教育時間遞延三年，讓學生到十五歲之後才決定自己應該走升學體系、技職體系或者直接就業。十二年國教乍看之下似乎是六年國民教育、九年義務教育的延伸性政策，但情境上卻完全不同。從量的角度來看，六、七零年代的台灣普遍貧窮，因此六年國民教育後的就學率並不高，政府延長基礎教育年限帶動的影響相對大，可確實提升平均受教時間；相對地，台灣目前九年義務教育後的就學率已經相當高，政府延長教育年限隊於平均受教時間影響相當小。從質的角度來看，過去初等教育(兒童時期)、中等教育(青少年)與高等教育(青年)之間都存在著大型會考性質的篩選機制，以考驗其知識建構是否足夠(qualify)進入下一階段，但義務教育終會讓這個篩選作用消失。 台灣「十二年國教」的本質，就是要徹底破除中等教育的篩選機制作用。近期的爭議除了最粗淺的志願填序以外，其次就是對於家長心態以及社會價值觀評論，但更深刻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能期待一個以多元價值為命題的制度，在一個沒有多元價值的社會中正常發揮作用？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放榜，總共錄取八人，而這八人都有大有來頭，例如現任高市警局副局長宋孔慨、市刑大警官歐承鑫、立委潘孟安、市長陳菊辦公室秘書蔡宗倫、前主任李柏毅、國防部前副部長柯承亨等。值得注意的是，這幾位新博士生過去學經歷都沒有與該所直接相關的背景，而該所不僅口試成績占70%，甚至還完全免筆試、免提研究計畫，比一般博士門檻招生來得低。此消息一出，自然引發外界爭議。 近年來學歷研究貶值，動輒耗費四年以上的博士班乏人問津，甚至連台大部分科系都面臨招收不足的窘境，各校為了吸引人才莫不卯足心力。但即使台灣博士教育的現況如此嚴酷，「博士學歷」對於多數台灣人而言仍是一種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榮譽。對於台灣人而言，學術與知識必須超然獨立於權力與金錢，這是一塊政治家與企業家都不應該侵犯的聖域。 從現實面看來，學術與實務並非絕對二分，例如MBA就以招收大量已經擁有權力的政治家與企業家為最高指導，而許多知名的政經人士也都獲得學術界榮譽博士的殊榮──這些現象甚至不僅發生在台灣，在其他先進國家也都相當常見。學術界為了增強自己的影響力，因此積極與實務界連結，其實相當合理；畢竟，再多創新的理論或者研究，如果不能變成政府或者企業實踐時的重要參考，也不過就是象牙塔裡面的幾捲堆灰的陳舊書卷。「權力」的本質就是「影響力」，因此學者與權勢者靠近，對於實踐理論其實是有相當正面的幫助，對學校甚至國家而言都不見得是壞事情。

「大學念什麼科系重不重要」是個有趣的問題。 高中生最常聽到的是「大學念什麼很重要」，但大學生最常聽到的卻是「大學念什麼不重要」。出社會後，畢業生們總會抱怨企業，嘴裡說能力大於學歷，但還卻總愛用「大學念什麼」當作錄取門檻；工作一段時間之後，職場新鮮人紛紛思索自己真正想走的道路，卻又擔心若想嘗試的道路與大學所學不符，容易慘遭滑鐵盧。以上這些現象似乎都是「大學念什麼重不重要」的回答，卻又無法完美地歸納出「是」或者「否」這樣的單一結論。因此，很顯然地這些問題並不如字面上如此單純。 近五年來，幾乎所有主流媒體都一面倒地告訴社會新鮮人：大學念什麼不重要 。這個結論幾乎成為某種顯學，如同社會正義、經濟轉型，在像我這樣三十歲出頭的年紀，是個沒人能反駁、理所當然的答案。是的，工作之後我們會發現，除了少數需要大學學歷才能應考的證照與相對應的職業以外，絕大多數工作跟大學所學傳授的課程相關性並不高；即使是與科系相互對應的職業，例如新聞或者金融，也有一大部分只能從做中學。因此，除了少數進入門檻非常高的職業外，大學念什麼的確與職業無關。

台灣碩士申請機制是這個樣子，學生必須附上自己的大學成績、自傳(相當於外國學校要求的SOP)、研究計畫以及推薦信。最近新竹有位大學畢業生請教授替自己寫推薦信好符合碩士申請規定，教授要求學生自己擬好推薦信之後自己再付上簽名；沒想到這位學生連推薦信都在網路上找範本，同時還剛好抄襲到書審資料的教授寫出的推薦信。在台灣，這個故事有兩點並不罕見。1.教授不願意親自寫推薦信，把自己當作橡皮圖章；2.學生寫自傳或者推薦信都得靠抄襲。 以國外碩士班而言，SOP與推薦信的重要性非常高，特別是MBA；SOP可以看出一個學生的動機有多強與人格特質，推薦信可以看出身邊的人如何看待這名學生。簡單的說， SOP與推薦信可以讓審查者看出這名學生對自我了解是否與他人對其了解相符 。台灣的篩選機制完全不重視自傳與推薦信，這兩者往往都不是影響書審成績的關鍵。特別是推薦信，教授同時是撰寫者與審查者，卻大都用一種敷衍苟且的心態面對，長期下來也就越來越沒有公信力可言── 連教授都敷衍了事、自我欺瞞，學界任憑自我墮落 。 當然，教授們也有苦難言。台灣各大學的教師學生比遠高於歐美，多數課程都是50人以上的大班級，教授根本沒有時間好好認識每一位學生；同時，由於教授們的課程設計與學校安排的時數總不契合，因此許多老師往往只能不斷趕課才能把課程教完，根本無法與學生有所互動。 在相處時間極少的情況下，教授對學生的理解幾乎為零，即使教授想自己寫推薦信也無能為力 。再者，即使教授們愛惜羽毛想拒絕學生，但在考慮到絕大多數老師與學生幾乎都沒有什麼互動、學生需要推薦信才能申請學校、學校又不重視推薦信的情況下，不如就叫學生自己寫好，再昧著良心簽個名吧。 反正學界裡面沒有太多人真的重視推薦信這回事，學生又是這個推薦信制度(通常兩封推薦信是門檻)的受害者，給學生一個方便有何不可 ？

每年大考過後總會有幾篇滿分作文範例流出，每年都可以看到有許多網友不斷譏諷這些國高中生的作文陳腐、八股、虛構故事、了無新意、為文造情等，最後總會補上一句「台灣教育就是教出這些學生寫這種作文所以才會沒有競爭力」。這類說法不僅毫無邏輯，結論也極端可笑。 作文教育的本質是「正確地表現自我」，關鍵字是「正確」而不是「自我」 。因此，作文教學是一種「如何使用工具」的教學，文字在這裡只是一種工具。我們都知道文字可以是一種藝術但並非所有文字都是藝術，人類創造文字的目的是溝通，只有極少數的人類能夠將文字這項工具運用在藝術或哲學層次──但這已經超越了學習作文的目標。 將文字視作工具，意謂著文字有其使用的方式，這就是所謂的「基本技術」；作文教育的目的從來就是在訓練文字的基本技術，讓每一位國民都能正確地使用母語，而不是訓練一個人成為哲學家或者文學家 。 許多人認為作文評分很主觀，但並不完全正確。 作文評比的標準建構於基本技術，因此具有客觀性 ；例如台灣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寫作評分的要點有四：立意取材、結構組織、遣詞造句，以及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立意取材是 「理解力」 ，能不能在切合題意的情況下選取適當的素材；結構組織是 「邏輯性」 ，能不能流暢地表現自己的思想與情感；遣詞造句、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是 「精確性」 ，是否能毫無錯誤地使用字、詞與標點等符號，甚至能在多種同義字詞中挑選出最適切的字詞。依照這樣的標準，絕大多數的作文在兩位不同閱卷老師的批改之下，都能得到相近的分數或者相同的等級。 換言之，作文根本就不是藝術而是技術 。任何人都可以說這些高分的國高中生作文沒有藝術價值、沒有啟發性，但這跟「這些文章在技術上近乎沒有瑕疵」完全是不同層次的事情。

最近有兩個跟高等教育相關的議題。一個是吳寶春先生想念EMBA卻被台灣法令拒於門外，相對的新加坡法規雖然也有相關基本學力限制，但卻願意讓吳寶春先生直接通過書審門檻進入面試；台灣也迅速開啟「吳寶春條款」，將同等學力資格調低。另一個稍微早一點的議題是郭台銘先生直指博士生畢業之後賣雞排是一種社會浪費，引發許多人嚴重不滿，例如台灣立報就認為這是一種「階級歧視」。 我一位朋友對此做出評論「 博士生賣雞排跟吳寶春被EMBA拒絕兩件事離的這麼近，剛好形成尖銳的對照組。博士生不管是什麼原因，念不下去或前途茫茫，決定『低就』，引起『投資浪費』的譴責；反觀吳寶春想要進修，聲稱：『給我機會，念不念完自己負責。』Excuse me~怎麼覺得這邏輯怪怪的：吳寶春若沒唸完emba（而且唸完他也不會是CEO），按照雞排邏輯，這難道就不是一種浪費？怎麼對象換成一個『台灣之光』，台灣社會之前理直氣壯的邏輯就變了？ 」 我相當認同這位朋友的一個論點，那就是「只要是台灣之光什麼都可以合理化」；以立法院這種品質跟效率極低的審查法案水準，卻可以為了吳寶春跟馬英九的一句話，立刻弄出個「吳寶春法案」，想來不免諷刺，看來 台灣還是人治遠大於法治的社會 。但另一方面， 我無法認同將博士學位跟EMBA相提並論 。

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兩篇文章(見延伸閱讀)著實讓我吃驚，要是標題沒有「中國」二字，我還以為紐約時報怎麼也對台灣教育提出這麼深刻的針砭了。 台灣的教育改革確定失敗了，而且是打從一開始就篤定失敗──如同共產主義般地，註定失敗 。教改的最初目標是人人皆有，最終卻導致人人皆無。台灣的教改基本上就是一場教育的文革，充滿各種偏見與迷思，以為舊有制度一無是處，又完全無視人性本質，妄自假設出太多不切實際的可能。 這個世界是這個樣子，越容易得到的東西，就越沒有人會珍惜 。例如大學入學們檻低到錄取率接近100%之後，越是不經努力就考上大學的學生就越不會珍惜這個機會；相對的，社會上也沒有什麼人會真的覺得那些三流野雞學店的文憑有什麼價值。 最終，學位對於學生、企業以及整個社會而言，將越趨不具價值 。 然而，社會的集體認知緩慢地遞延了這個效果 。 最先理解這件事情的是 企業 。企業一開始並非不給這些學店的學生機會，然而在廣設大學六、七年後，也就是這一代的學生畢業兩、三年後， 企業開始發現某些大學還真是學店，畢業生的素質還不如過去的高中生，因此在員工錄用上設下潛規則，看到某些學校畢業生的履歷直接不予錄取，連面試機會都不給 。所以，如果你非常優秀，卻發現自己因為學歷而時常被企業拒絕，那麼你真正應該抱怨的對象是你的學長姐，是他們過去差勁的表現使得你連面試的機會都拿不到。

念過研究所，特別是進行過實徵研究的人都知道，研究發想首先來自現象觀察，接著以過去的論文推論，最後再以研究法證明這個推論是否為真。基本上，論文格式都是以此為本， 這就是傳統上「先畫靶心再射箭」的做法 。不過這種研究方式的問題在於，研究者很可能花了非常多的時間杷梳過去的理論，顧著把現象套入理論，卻忽略了理論與現象本質上可能具有差異。雖然嚴謹，但是多數經驗不足的研究者(特別是碩士生)在釐清現象、將現象抽象化的過程中，卻使得研究距離最初的現象越來越遠，最後就是做毫無意義的白工。

有群號稱在搞社運的大學生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說法：「 只要從資本家每年新台幣4兆8000億元的營業利潤中，要求2％的稅收，每年就能多出1000億元的教育經費，足以讓私立大學的學費完全比照公立大學。 」這群學生希望讓政府能補貼大學生的學費以避免產生學貸。這些錢要從哪來呢？他們認為政府要增加對企業的資本利得稅。這個理論的邏輯是： 大學生畢業之後為企業所用，因此大學學費應該當作是企業的訓練成本 。 我們實際計算一下由台灣企業替高等教育付掉所有學費會發生什麼事情。 高等教育佔國家總預算約4.6%，假設要完全轉嫁到企業營業稅的話，營業稅率將會比現在高出38%；完全轉嫁到營利稅的話，營利稅將比現在高出42%；假設均分到兩者，大概會各自增加20% 。 以營業稅為5%、營利稅為17%試算以上三種情況 。

教育不該是商品也不該是服務，但在台灣，這兩件事情似乎正逐漸增長。 教育商品化指的是，學歷變成了一種可供買賣的商品， 對於校方最大目標是獲利，對於家長或學生最大目標是學位。 教育服務化，則是指學生成為學校與老師的客戶，因此變成是校方必須滿足學生需求──不論多不合理 。一般而言，教育商品化的主因在於學校無法從國家得到充分補助，學校在必須自理經費的情況下，只能想辦法增加學費。這兩天炒得很熱的清大學生陳為廷嗆教育部長蔣偉寧事件，就在於許多學生認為台灣教育部應該增加對大學教育的補助，好減輕這個問題。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台灣從2008年以來，教育支出逐年增加，佔政府總支出比重從11%提升到12.5%；而中央機關教育部的經費佔政府總支出比重也從9%提升到10%。整體而言，教育支出從2008年的1963億到2011年的2355億，成長將近20%；同期間，2008年台灣GDP為4001億美金到2011年為4640億美金，成長約16%。從這些數據不難看出 台灣政府對於教育有越來越重視的傾向 。從下表更可以看出， 台灣教育經費佔政府支出比率還比世界其他主要國家來得高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