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

國中會考剛結束，加上大考中心宣布107年開始作文將獨立招考，又引發了一波對作文教育的論戰。 我大學時代曾經打工當過補習班的高中作文老師，當時大考中心的作文題目已經生活化，但是學生的作文表現依然停留在那個連我都沒經歷過的、忠黨愛國的年代。這其實就是台灣作文教育始終被詬病之處：不管出怎樣的題目，學生總是可以寫成讓人噁心的「作文腔」範文。最近朱宥勳以作家之姿受採訪指出了台灣學生作文的問題，諷刺有餘但可惜並不深入。 台灣作文教育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台灣人普遍錯估中文寫作的難度。 非常多台灣人都認為「會說話就等於會寫文章」或者認為「中文沒有嚴格文法所以隨便寫都對」，但這樣的想法正是讓許多人不用心學習作文的最主要原因。如果大家覺得寫電腦程式很難，那麼，寫文章的難度就難上幾百倍。因為，同樣都是「語言」，人類任何一種日常生活使用的語言，都混雜著各種時間、地域、情境以及文化因素，是一套規則超複雜、而且時常更新的編碼系統，光是要熟悉系統就很需要用心。 雖然白話文運動強調「我手寫我口」，但文章的高度可讀性不等於口語化──這件事情意味著：寫文章與說話的邏輯結構仍存在差異。所有的對話都有情境，而且還有各種肢體語言與表情語言能補充口說不足，但文字沒有這些輔助，因此需要更嚴謹。事實上，中文沒有嚴謹文法這件事情，其實正是中文寫作困難的主因。當同一句話可能有不同的解釋、同一個想法有不同的表述方式的時候，如何選擇最精準明確的句子，就是困難之處。作者寫得越隨便，讀者可能就得花上越多的精神才能理解句意。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死可以如泰山之重，也可以如鴻毛之輕。 鄭捷很可惡。他殺了四個陌生人、毀了四個家庭，讓200萬人在那一、兩個月內恐懼搭捷運，更讓2400萬人為了該不該廢除死刑吵了兩年。就在新政府上任前的一個月，鄭捷終於定罪，四個死刑；也在新政府上任前的十天，鄭捷終於伏法，三槍處決。 我並不同情在56秒中殺了四個人的鄭捷。事實上，我不太吃某些學社會學出身的人的那套「罪犯之所以是罪犯，完全都是社會的責任」，如果這個論述成立，那麼所有的罪都不是罪了；人的所有行為都是一種社會運作下的現象，顯示個體只是一種社會制約下的零件，絲毫沒有自由意志。然而，鄭捷確實「自由」、也確實做出「選擇」，他「選擇」殺了幾個與他生命困境毫無關係的陌生人。我無法同情這56秒連續殺人之後的鄭捷，是因為他如此容易地就毀了太多人的人生，包含那些不想死去卻死去的人們，以及不想失去卻失去的人們。 但我同情那56秒連續殺人之前的鄭捷。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菁英教育存續與否的議題，大概在台灣紛擾了超過十年。 曾經，菁英教育以及明星學校被整個社會捧上了天，現在，卻已然成為「孩子不快樂」、「社會不流動」、「產學落差大」的罪魁禍首。國教已經改革了兩輪，關於菁英教育應該何去何從，至今仍沒有結論。 然而，我認為「菁英教育存續與否」始終是個假議題，真正的議題是「教育」以及「教育政策」。在釐清菁英教育之前，讓我們先來釐清「教育」的意義。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