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

最近台灣電影界兩大盛事，一件是大尾鱸鰻票房大好，另一件是李安再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華誼兄弟電影公司總監製陳國富接受今周刊採訪時指出，如果台灣只想著拍大尾鱸鰻這樣的電影，就永遠不可能拍出少年PI的奇幻旅程。這樣的說法引發大尾鱸鰻導演邱瓈寬以及朱延平的回應，而這問題持續挑戰著一個老議題：票房與藝術性孰者為重？ 假設「叫好」跟「叫座」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那麼對於台灣電影業而言，到底應該選擇哪邊 ？ 台灣在2008年魏德聖的海角七號之前，經歷了十幾年幾乎毫無票房的慘況。這段時間當中並非沒有台灣電影，而是沒有賣座的台灣電影；導演一手掌權，編劇與製片幾乎毫無發言餘地，於是台灣電影業就被這群整天壓身家只想拍「自己作品」的導演給毀了。魏德聖有很強嗎？其實並沒有。但是他深刻了解一點： 沒有票房，就沒有產業 。於是他站在觀眾的角度思考，拍了一部給台灣人看的電影，並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票房成為這幾年台灣電影的最大標準，藝術性則變成可有可無的事情。 但如果我們把時間再推往前一點，看看朱延平是票房大導、郝劭文是票房明星的時代，那個時代台灣電影不是沒有票房，甚至有許多賣座強片。 許多人歸因於當時電影界一窩蜂地競拍吸睛的商業片因此打壞了觀眾胃口，但我認為那是錯誤的歸因；好萊塢電影不也一窩蜂地淨拍商業片，怎麼全世界的觀眾沒因此打壞胃口到讓好萊塢消失 ？ 真正的關鍵是基礎技術與管理能力──這些台灣人最不在乎又最不起眼的基本功 。

在了解高鐵為何會因為燈會而塞爆這個問題前，讓我們先來做個簡單計算。 台灣燈會點燈的第一天恰逢周日，又有迪士尼大遊行、SHE現場演唱燈會主題曲等特殊活動， 在整個為期八天預估超過1000萬人次的活動中，燈會首日隨便也超過150萬人次 。150萬人次並不會全部都到晚上才回家，預估有25%的人會在點燈儀式之前就搭車離開；點燈儀式7點15分開始，大約到7點30分結束，預估又有15%的人會直接離去。到以上為止，預估至少60%的人會在看完點燈之後還留下。以最快1小時之內看完燈會而言，那就是8點半開始離開新竹；大家考慮到隔天要上班上課的情況下，至少會希望10點半之前離開。假設這60%的人，有80%有這樣的想法， 那就是將近50%來看燈會的人會擠在晚上8點30分到10點30分之間要離開燈會現場──至少70萬人次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搭高鐵，但在展場緊鄰高鐵站、轉乘台鐵速度慢、開車也耗時的情況下， 這70萬人次中至少40%的人會選擇搭高鐵，也就是約30萬人次；即使用30%計算，也有20萬人次 。此外，由於這些列車並非空車，因此應該還必須考慮原本南下北上的需求，但在這邊為了簡化先完全不計算在內。也就是說， 高鐵在2小時內至少要疏散掉20萬人次，平均1小時10萬人次，才算是合理的計算──而且這還絕對是個低估的數字，實際需求一定更多 。

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兩篇文章(見延伸閱讀)著實讓我吃驚，要是標題沒有「中國」二字，我還以為紐約時報怎麼也對台灣教育提出這麼深刻的針砭了。 台灣的教育改革確定失敗了，而且是打從一開始就篤定失敗──如同共產主義般地，註定失敗 。教改的最初目標是人人皆有，最終卻導致人人皆無。台灣的教改基本上就是一場教育的文革，充滿各種偏見與迷思，以為舊有制度一無是處，又完全無視人性本質，妄自假設出太多不切實際的可能。 這個世界是這個樣子，越容易得到的東西，就越沒有人會珍惜 。例如大學入學們檻低到錄取率接近100%之後，越是不經努力就考上大學的學生就越不會珍惜這個機會；相對的，社會上也沒有什麼人會真的覺得那些三流野雞學店的文憑有什麼價值。 最終，學位對於學生、企業以及整個社會而言，將越趨不具價值 。 然而，社會的集體認知緩慢地遞延了這個效果 。 最先理解這件事情的是 企業 。企業一開始並非不給這些學店的學生機會，然而在廣設大學六、七年後，也就是這一代的學生畢業兩、三年後， 企業開始發現某些大學還真是學店，畢業生的素質還不如過去的高中生，因此在員工錄用上設下潛規則，看到某些學校畢業生的履歷直接不予錄取，連面試機會都不給 。所以，如果你非常優秀，卻發現自己因為學歷而時常被企業拒絕，那麼你真正應該抱怨的對象是你的學長姐，是他們過去差勁的表現使得你連面試的機會都拿不到。

巴菲特是位讓人尊敬的投資大師，其縝密的思慮與深遠的眼光總能切入問題本質。許多人會以為，充滿智慧的巴菲特之所以支持課徵富人稅是因為其善良的性格，然而這個想法一半正確一半錯誤。巴菲特具有善良的本性是正確的命題， 然而巴菲特支持富人稅並非因為善良，而是因為支持富人稅是對富人而言最佳的策略 。 攤開歷史，每一個朝代的末期都很像：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底層的人數不斷增加，四處皆是路有凍死骨。為了生存，累積的民怨再也無法透過軍隊鎮壓，只要一次水患、一度荒年，人民就揭竿起義。 革命並不只是重新分配了權力，更重新分配了財富，畢竟朝代更迭無不是飢寒起盜心 。 財富重新分配遠比權力重新分配來得更有意義──雖然權力與財富時常互為因果表裡 。

據說許多外國人會混淆台灣(Taiwan)跟泰國(Thailand)。實際去一趟曼谷之後，我才發現這種誤解並非只是來自於字首讀音相近，或者新台幣與泰銖匯率幾乎是一比一。以城市規模而言，曼谷面積約1500平方公里、人口約800萬；台北市面積約270平方公里、人口約270萬。因此，曼谷規模比台北市大，但人口密度僅為台北的一半。曼谷同時是世界第三大觀光城市，每年觀光人數就超過一千萬人，觀光業佔GDP達12%；台灣的觀光人口近兩年來由於中國觀光客大幅增加因此成長迅速，根據統計，去年應首度突破600萬人(見下圖)。 以觀光而言， 泰國──特別是首都曼谷國際化的程度極高，市區路上到處都是外國人，白種人尤其多 ；反倒是 台灣雖然號稱觀光客人數破六百萬，觀光客卻有九成來自亞洲，僅一成來自歐美 (見下圖)。

如果說這個部落格有一個核心價值與信念，那一定是「理性主義」。 理性主義是一種以理性為依歸，盡可能讓自我透過理解各種人與各種角度的思考，避免過度的情緒影響自我的主張 。凡事都得有憑有據，凡事都要在和諧的情況下談。同時， 理性主義並不否定憤怒與衝突可以是一種理性思考之後的工具──只是，這絕對是一種不到關鍵時刻不能使用的武器 。但這次關廠勞工臥軌事件實在讓人憤怒。我憤怒的對象有兩者，一者是一九九六年與現今的政府，一者是部分社運份子。 先談政府 。 一九九六年的協調結果，其實是政府透過支付債款將勞工的債權轉移到自己身上，而真正的債務人一樣是資方 。簡單的說，勞工要不回這筆錢但還是得過日子，於是政府付錢給勞工以取得債權，同時擁有向債務人(資方)討取債款的權力。這例子像是什麼？像是一般企業在營運過程中產生難以回收的應收帳款，在考慮過機率後，將債權折價賣給銀行或甚至不合法的地下錢莊與黑道討債公司。對於這些合法與不合法的機構而言，購買這些不良債權仍有利可圖，因為他們可能具有比較出色的討債能力，這些折價後的債權對他們而言並非毫無價值。 天下哪有債權轉移後還將原本的債權人當作債務人的道理 。 現在政府的作法等於是取消了原本債務人(資方)的還債義務，並將已經轉移掉債權、早已毫無關係的勞工從債權人變成債務人 。 政府現在提出的「三六九」補助補貼欠款，其實也等於只是將部分賠償金額轉移到政府身上，真正的關鍵在於：資方依然沒有負任何責任 。

電子書(e-book)推出數年雖然仍未能完全取代紙質書，但的確提出了一種更節省資源又更方便的閱讀媒介──而且這個媒介與電腦螢幕不同，尺寸與質感都更接近紙質書帶來的閱讀體驗。但電子書很迅速地就變成即將可能淘汰的過度性產品。平板電腦(tablet)雖然不使用電子紙而採用LED或者AMOLED螢幕，但便利的介面以及介於筆記型電腦與智慧型手機之間的使用體驗，仍能充分取代電子書的功能。我認為， 紙質書真正的挑戰者絕對不是電子書，而是平板電腦以及五吋以上的大尺寸智慧型手機 。 平板電腦與大尺寸智慧型手機這些電子閱讀裝置的滲透率會不斷增加、持續取代紙質書嗎？會，因為 紙質書不僅貴、佔空間，同時又難以保存 。但這些缺點同時也是優點， 對於人類而言，珍貴易壞的東西才有價值 。我們該如何理解紙質書在未來閱讀市場的地位？ 我認為最適當的例子，可能是黑膠唱片 。黑膠唱片是磁帶式錄音帶、CD唱片出現之前的音樂紀錄工具，雖然後浪推前浪，但黑膠唱片卻在收藏家的心中卻變成寶貝，保存良好的黑膠唱片價格更是水漲船高。然而，紙質書存在歷史上已經超過數千年，與僅有百年歷史的黑膠唱片截然不同；這意味著，紙質書消逝的速度會遠較黑膠唱片來得慢。

航海王(One Piece，又譯作海賊王)電影至今推出十二部，但這是第一部會讓我想寫影評的作品。老實說我有點驚訝，終於有一部航海王電影超越單純爽片的規格，不再只是為了順便賣模型而只有人物造型設計格外出色。《航海王電影：Z》(One Piece The Movie: Z，以下簡稱《Z》)的導演與編劇皆在水準之上。漫畫改編成電影，最大的好處是知名度高，但對於編劇跟導演而言是很難忽略的框架── 到底應該要維持多少原汁原味？能更動的空間有多少？這關乎編劇與導演個人的美學意識，也關乎製片的商業取向 。航海王電影版第六部《祭典男爵與神祕島》就是導演個人特色壓過原作，導致航海王粉絲給出負評甚於正評；第八部《阿拉巴斯坦戰記 沙漠王女與海賊們》與第九部《喬巴身世之謎：冬季綻放、奇蹟的櫻花》則改編自動、漫畫原有的劇情橋段，雖然取悅了航海王原本的觀眾群，卻也不免讓導演淪落為「拍片機器」，毫無特殊觀點。 圖、《Z》中的草帽海賊團的賞花服(下)與戰鬥服(上)。兩套衣服都跟萬惡的BANDAI合作出了模型，又是一個順便置入性行銷的好例子。可惜的是AX(Armani Exchange)設計的第二套沒作成模型。 圖、由AX操刀設計的人物訂製服，也是各角色的第二套換裝。索隆(左一)這套實在是帥到不行。 台灣多數人對於導演、編劇與製片的權責切分近乎無知，甚至有些電影人仍如此。例如最近再次上映的《球愛天空》，就是一部標準的台灣式電影：編劇兼導演，至於製片是誰一點也不重要。 我個人認為台灣電影業很像是傳統手工業──仍無明確制度與組織的產業初始狀態 。《Z》則完全是個導演、編劇與製片分工明確，同時又各展光芒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