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

制度的本質

許多人非常喜歡討論「制度」,但是討論到最後總是不了了之,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沒有抓住制度的本質。例如,「公平正義」、「環境保護」、「刺激創意」或者「經濟發展」,這些都是制度可能追尋的目標但絕非本質。所謂的制度本質,指的是制度存在的理由。因此,制度的本質應該包含兩者:1.平衡當下各種互為矛盾的價值觀與目標;2.使群眾集體行為產生長期改變。前者是基於契合現狀,後者則是為了引導未來。

在理解制度的本質之前,要先釐清的是制度與文化的關係。如果說衣著是制度,人的外貌與氣質就是組織或者國家的文化;如何衣著必須根據外貌與氣質適當搭配,制度也應該隨著文化調整。硬把無法契合的制度套在一種文化上,就像是削足適履,最後只會毀了文化,同時又收不到正面的效果。根據這個譬喻,再回過頭來看制度的本質。


1.契合現狀
正如同人的身材與外貌,文化也有美醜(我想極端的後現代主義者看到這句話都怒氣沖心了),例如誠實、正直、自律與廉潔,這些幾乎是普世價值,也就是所謂「好的文化」。然而,多數的組織或者國家都並不完美,往往有各自的缺陷與問題,沒有一種制度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就像便宜的成衣多少都會不合身,不可能每個人穿上去都還可以像丁春誠或者隋棠那麼魅力四射。因此,如何用高級訂製服的概念,去發揮既存的優勢跟缺陷,這才是問題的根本。制度必須要能隱惡揚善。同時,一個影響深遠的制度,必然面對許多目標相異但卻重要的價值衝突

以日本企業為例:終身雇用制到底是好是壞?終身雇用制的優點在於,對於員工而言終身雇用意味著安穩的未來,對組織而言也能減少流動性;缺點則是,員工可能會缺少努力的動機,對組織而言也可能降低彈性與創造性。簡而言之,穩定性與組織彈性都是企業追尋的目標,那麼人事制度到底應該如何設計才能同時滿足兩個看似互斥的要求?從歷史看來,終身雇用制曾經讓1950年代的日本大型企業綻放光芒。當時的日本還處在一種戰後人心渴求安全感的情境,企業正值高速成長期,加上集體主義的社會價值、高度講求服從的民族性以及強調和諧的文化,即使企業採取終身雇用制,員工仍能保持高度的創造性與合作精神,可謂存其利而去其害。然而,當日本企業由盛轉衰,社會核心價值也逐漸動搖的同時,終身雇用制反而變成阻撓企業成長的惡瘤。同樣的一個制度、兩個目標,在不同的情境下卻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正可看出制度必須順應其文化氛圍相契合才能發揮其正面的力量

2.引導未來
文化是活的、人心是活的,任何制度一旦得著實踐,也都會反過頭去影響文化。最好的衣服,不光是在當下此刻彰顯出你的氣質與優點,更會刺激一個人改變;例如你可能買了一條好看的牛仔褲,雖然當下穿已經很適合,但這條牛仔褲更可能你想多瘦個兩公斤進而改善你的體型。一個好制度也是這樣:不僅能在當下隱惡揚善,更會促發正面的變革。然而,呼應上一段日本企業的終身雇用制,一個符合當下需求的好制度,長期也可能帶來負面的影響。我在〈帥哥、胖子或者同性戀該被抽稅嗎?(下)──「多想一步」〉這篇文章中論述過,一個好的決策必須先考慮到這個決策將對影響的群體帶來什麼「誘因」;制度同樣具有誘因的特質,而且通常影響廣泛,如果制度制定者的思考面向不夠廣,就很容易讓一個乍看之下動機良善的制度帶來惡果

最好的例子莫過於富士康的連續跳樓事件。富士康一開始基於照顧殉職員工,訂下了厚恤員工家屬的制度。這個規定立意固然好,但卻鼓勵了員工自殺,是個適得其反的制度。另一個有趣的例子則是父母為了鼓勵子女自動自發念書,用物質獎賞優異的學業表現,卻使得孩子連結了念書與物質之間的關係,因此在物質獎賞不夠誘人或者遇到難度過高的考驗時,反而會完全失去學習動機。以上這兩個例子在說明一件事情:制度具有改變人類行為的力量,如果不思考清楚制度帶來的效果,往往可能把情況變得更差

可怕的是,便宜成衣式的制度思考在台灣似乎已然成為主流,多數時候沒人在探討如何平衡各種重要的價值觀,更遑論深究制度將對各種群體與個體帶來怎樣的誘因。民主應該是一個會刺激人民更關心公共事務、更往理性發展的制度,但在台灣卻變得瘋狂而民粹,甚至連選舉都能變成政治人物的超級選秀比賽──說穿了,沒幾個人真的在乎制度是什麼,只在乎立場是什麼。或許我們應該反思,民主制度在台灣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本質弊病,到底是台灣文化尚且不適合民主,還是台灣民主制度缺乏讓人民變得理性的誘因與動機,抑或,兩者皆是


延伸閱讀
帥哥、胖子或者同性戀該被抽稅嗎?(下)──「多想一步」

留言

這個網誌中的熱門文章

彭明輝教授,您還是少談點經濟吧

兩年前我看彭明輝的部落格,從一年多以前我開始不看。我不知道彭教授這段時間發生什麼事情,但他的文章越來越荒腔走板,幾乎到一種不可思議的程度。一個理工出身的教授對於國家現況之悲憤因此想提出更多有意義的經濟、社會與政治見解,其實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事情;然而,如果不懂一項學問,卻自以為是高手地對其指指點點,理論、推論與結論都錯誤百出,我認為還是先潛心研究再發言,這才叫做「學者的態度」。彭教授對經濟學的錯誤認知與詮釋已經到了任何一個有辦法內化六學分普通經濟學課程的大學生都有辦法反駁的程度,這其實是非常誇張的事情; 他對經濟學的偏差理解,甚至不是什麼不同派系之間的差異,而是打從最基礎的知識建構就徹底錯誤 。 就以彭教授本月才發表的《 台灣人比韓國人更像奴隸 》來說好了,簡直是讓人看了下巴都要掉下來,完全是到了奇文共賞的水準。 我不是很能理解為什麼彭教授過去可以寫出好文章,但這一年多以來的水準墮落到這種程度,完全就是一個不懂經濟學的人卻又濫用經濟學名義說自己想說的話 。 以這段全文最重要的理論論述為例:「 最極端的市場有兩種:完全競爭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前者利潤等於零而工資極大化;後者工資極小化而利潤極大化;前者是亞當史密、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夢想國度(經濟意義下最自由而平等的國家),後者是經濟上的奴隸制度。 」從這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彭教授完全不懂經濟學所謂「市場」概念。 經濟學所談的「市場」包含很多種「市場」,最基本的兩大市場就是「消費市場」跟「勞動市場」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 兩大市場都是在談企業與一般民眾的關係,但是民眾在此有兩種角色,第一是消費者,第二是勞工 。 就消費市場而言,廠商是供給方、消費者是需求方 ,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廠商利益會最小消費者利益最大;完全壟斷市場中的廠商利益最大消費者利益最小。 就勞動市場而言,勞工是供給方、廠商是需求方 ,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廠商利益會最大勞工利益會最小,完全壟斷市場中廠商利益最小勞工利益最大。換言之,彭教授說的「完全競爭市場利潤等於零工資極大化,完全壟斷市場工資極小化利潤極大化」,完全是把兩種市場混在一起所得到的結論──這個結論非但完全不是經濟學理論,同時也完全不符合現況。

漫威第四階段到底是怎麼搞砸的?

隨著漫威開啟第五階段,很多人在盤點,漫威第四階段到底有多爛云云。只是,我看過這麼多文章跟評論影片,真的還沒有任何人講到核心──到底為什麼這些內容不「好」?應該要怎麼樣才叫做「好」?扣掉上篇文章我們提到的,發行期過短所導致的所有管理跟技術性的問題不談,真正的問題是:系列電影在故事創作上先天就有非常大的限制與難處。 不論文字、漫畫、動畫、電影、影集或者是什麼形式,一個好故事的核心必然是:主題、角色以及情節。這三個元素為三位一體,也就是說,我們要看一個故事的主題好不好,會從角色的困境以及情節鋪陳去推敲;我們要看角色好不好,會看該角色是否有實質的主題以及具有說服力的情節;我們要看情節好不好,要看角色行動是否符合邏輯以及能否集合成一個有意義的主題。這三個元素,都各自有很多書籍在談,我等於是把很多書的內容濃縮成一小段,如果各位感興趣,可以去找相關的書來看。 然而,在創作的過程中,想要一口氣就創作出一個三者環環相扣的故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創作者一定得先確認好一者,然後透過這一者去錨定其他兩者。 我們用羅密歐與茱麗葉這個故事來舉例。這個故事的主題是「愛情超越死亡」,角色是「處在對立團體中的兩個人」,劇情是「兩人在所處的環境衝突下,最終因此而死」。如果我們以主題優先,那麼這兩個人不處在對立團體中也沒關係,只要這兩個人最後寧可為愛而死就好;如果我們以角色優先,那麼最後這兩個人也可以不死亡,來個喜劇結局;如果是劇情優先,那麼這兩個人甚至不是戀人關係也行。總之,何者為優先,就對故事產生了「限制」,也可以說這就是故事的基本假設。如果要改掉這個假設,那就可能整個故事都得重新開始發展。 電影是一種以主題優先的故事。 首先,電影的長度約為120分鐘,假設每5分鐘為一場戲(即一段獨立的劇情),則大約是24場戲,用24場戲去說明一個主題,算是合理的配置。其次,由於電影從規劃到執行到上映的時間很長,因此每一部電影都可以視作獨立的作品,因此必須要有自己的起承轉合。最後,延伸自上一句,每部電影都必須要有明確的結局,這個結局就決定了觀眾如何理解主題為何。 不過呢,系列電影因為並不「獨立」,每一部片都是為了下一部片或者未來的某部片而拍攝的,因此在創作邏輯上更接近影集。由於真正貫穿每一集之間、能吸引觀眾持續看下去的元素是角色,因此影集是一種以角色優先的故事。 因此,系列電影最大的困境在於:人們會用電影這種「主題...

[影評]鳥人(Birdman)──不管有多鳥,你都是個人!

《鳥人》(Birdman)無疑地是2014年最受注目的電影,在金球獎獲得七項提名、兩座大獎,在奧斯卡獎中也榮獲九項提名,提名數為本年度之冠。從電影技術面看來,《鳥人》做了許多有趣的嘗試,這些嘗試對於大型電影獎例如奧斯卡而言相當討喜;從主題看來,本片討論的「自我認同」更是主流到不行。不管編劇與導演有心或者無意,《鳥人》都注定成為今年影展上的話題。 圖、男主角雷根在紐約街頭彷彿展開雙翼。這是預告片中最誤導觀眾的一幕。 設計精巧的超長鏡頭 導演阿利安卓·崗札雷·伊納利圖無疑地有盛大的野心。雖然這部電影採用的技術並不具太大實驗性,然而阿利安卓說故事的方式仍讓人相當驚喜──他幾乎不分鏡、幾乎全片一鏡到底,採取帶有高度流動性的長鏡頭處理完絕大多數劇情。當我們談到「長鏡頭」的時候,多數台灣觀眾可能最先想到的是蔡明亮與王家衛,一種偏向靜態的長鏡頭。例如當導演採用長鏡頭表現演員的情緒轉折時,只要把鏡頭對著演員,剩下的就是讓演員發揮控制各種臉部肌肉的技巧以傳遞情感。這種靜態的、強調演員臉部表情的長鏡頭並不罕見,演員能發揮高水準演技的內心戲,幾乎都得靠長鏡頭才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