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

假設這個世界上真的存在各種簡化的單一指標，我們用來判斷企業執行長優劣的指標該是什麼？ 十幾年來營運規模與成長力道始終輸給麥當勞(McDonald's)的漢堡王(Burger King)最近有了新氣象，去年六月才剛當上執行長的史瓦茲(Daniel Schwartz)在一年內成功使獲利提升99%，股價也因此成長16%──而同期間，麥當勞獲利持平，股價下跌3%。惹人注意的是，史瓦茲年僅33歲，而他上一份工作在華爾街。 史瓦茲整頓漢堡王的手法也確實相當「華爾街」。他為了降低固定成本，大刀闊斧地將全球直營店的比重降低到1%不到，並減少員工的各種福利；同時，他也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將漢堡王的菜單上製作繁複的餐點去除，並且增加沙拉與冰沙等餐點以吸引女性與兒童顧客。這兩大營運改革方針確實提昇了漢堡王的獲利，但問題是：長期而言，這些策略是否還能發揮效用？

隸屬王品集團的烤肉店原燒迎來十周年紀念日，集團董事長戴勝益展開行銷活動，宣布只要拿著原燒創辦年度的93年10元硬幣，就能在全台灣24家原燒分店兌換一份餐點。這個行銷活動顯然相當成功，估計總共吸引五萬人次排隊，同時更讓各大媒體爭相報導。這個活動引來許多討論，其中知名律師呂秋遠在他個人臉書專頁上發表了看法，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個活動，認為去排隊的民眾不過是用時薪70元的代價替王品做廣告──不要錢的最貴。 呂秋遠說得對，人類是不理性的生物，但不理性的決策並不表示其沒有邏輯或者道理。不理性就是人性，而人性往往有邏輯脈絡可循。我們不妨這麼想：除了一份餐點之外，這些願意徹夜排隊人到底「賺」到什麼？人類的需求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層次，一種是物質層次，另一種是精神層次；物質的滿足容易計算衡量，而精神的滿足卻往往因人而異，說穿了，不過就是個「爽」。

最近一篇〈 經濟學錯了！西雅圖調高基本工資兩倍，成長速度躍升第一名 〉試圖說明調整基本工資如何帶來更好的經濟發展；當然，這個結論對於現在的台灣網路氛圍而言實在是再政治正確不過，因此有許多人紛紛在臉書跟推特上不斷轉發。然而，我們暫且不論其結論是否為真，這篇文章的邏輯脈絡根本是千瘡百孔、破綻百出，讓人不忍卒睹。嚴格說來，這篇文章可以拆成幾個層次來討論：第一、富人應該致力於降低貧富差距；第二、拉高基本工資可以降低貧富差距；第三、拉高基本工資可以提升企業績效以及區域經濟發展。讓我們來看看，經濟學對於這三個結論的敘述，到底哪些是「錯的」。 關於第一點的結論，我個人不僅完全支持，甚至曾在〈 你以為巴菲特為什麼支持富人稅？ 〉一文章提到相同的概念。從歷史看來，幾乎所有王朝與帝國之所以面臨自我崩解的主因都跟社會不流動、財富過度集中於少數人口、貧富差距過大相關。我非常同意並且理解Nick Hanauer對於可能發生平民暴動的憂慮，當全球化、自動化與網路革命使貧富差距擴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時，任何人都應該不難理解，這個結構勢必會走向某種程度的崩壞。事實上，經濟學老早就意識到貧富差距對於經濟結構的影響甚大，即使是最右派的經濟學家也都會承認貧富差距過大對於經濟發展有害，不然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就不會是所有總體經濟學必上的內容了。那麼，當我們都同意「貧富差距過大對社會發展有害」時，是否意味著我們該接受「拉高最低薪資是最佳解法」這個結論？答案顯然並非如此。

2014年第二季對於三星(Samsung)而言是艱困的一季。三星過去在智慧型手機市場始終拿下三成以上市占率，雖然獲利不如主打高階的蘋果(Apple)，但對於市場的影響力仍可謂舉足輕重；然而，2014年第二季，三星受行動部門銷售下滑以至於獲利大幅衰退超過兩成，智慧型手機市占率更從32%大幅下滑至25%。同時間，智慧型手機單季的銷售量卻攀升到2.95億隻，安卓系統市占率更達到84.6%，較去年成長23%。這意味著，三星的麻煩大了。

這個月以來，台灣傳播媒體的尺度問題再次成為爭議。首先是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在家長與教師團體的壓力下將《哆啦A夢》送交諮詢委員會，理由是「該節目涉嫌助長校園霸凌」，其次是台北市議員黃珊珊抗議《變態王子與不笑貓》太過露骨又物化女性，接著是文化部針對《進擊的巨人》、《惡魔奶爸》行文東立出版社望其自律，最後是三立電視台的《世間情》劇情太過荒謬接連被民眾投訴。這些爭論無疑地回歸到最基本的新聞學問題上：政府是否有權力控制人民的資訊接收管道？哪些價值有資格限制媒體自由？誰又有權力能設定標準並透過政府執行，要求人民不得接收特定資訊？ 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來，人民有知的自由與權力，不管資訊本身內容為何，政府或者他者都不應該預設任何個體在接收這些資訊之後會有怎樣的反應並以此作為限制其不該接受資訊的理由。簡單說來就是，你不能認為我看完殺人推理劇之後就會用相同手法殺人，更不能因為這個想法就限制我不能看殺人推理劇；假設真的有人因為看了殺人推理劇而殺人，那這個人也一樣得為他的行為負責。換言之，自由主義認為是「人民選擇了被某些媒體影響」，而非「媒體影響了人民」。

證照費用高昂同時競爭者眾多的電信4G終於開台，對於各大業者而言都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一役。電信業龍頭中華電信找來金城武拍攝形象廣告，這段放在YouTube上的三分鐘完整版影片，在短短兩周內就已經突破百萬點閱人次；更驚人的是，去年金城武替長榮航空拍攝的形象廣告帶動台東池上觀光，今年又再次使拍攝地點宜蘭文學館人潮不斷。許多廣告專家一方面質疑這隻廣告與4G網路之間的關係太過鬆散恐怕無法確實提升營收，但另一方面也肯定金城武的渲染力與影響力確實替中華電信帶來美好的意象。 然而，當金城武在廣告裡散發光芒、優雅地說著「世界越快，心則慢」，我想著的卻是「網路越發達，明星則老」。以這個現象最顯著的日本來看，最閃耀的明星幾乎都是在2000年前後出道，例如福山雅治、木村拓哉、阿部寬、松嶋菜菜子等巨星始終是大小螢幕叫好又叫座的代表，這十五年來雖然並非沒有年輕藝人，但就是難以推翻前浪。簡單說來，就是全家聚在電視前的時間變少、看著自己電腦或者手機的時間變多，改變了過去那個容易創造出大明星的環境。網路分散了觀眾的目光，並創造出許多小型素人明星；但當每個人眼中都只看著自己認定的小明星時，就越來越難誕生出能攫取所有人注意力的超級巨星。另一個與網路無關的隱藏因素則是，這幾年來醫美技術大幅成長，保養好的明星即使年過三十看來也能宛如少年少女──畢竟美好的容貌與身型才是超越年紀的明星基本要素。

我對劉克襄的好感自從2012年之後就降到谷底。當時鬍鬚張醞釀漲價，劉克襄在〈 我想吃便宜的滷肉飯 〉中說：「滷肉飯只是以滷汁和碎肉澆在白飯」，讓我驚訝於一個成天在談人文精神的作家居然絲毫沒有文創的概念，這大概是世界上最諷刺的事情之一。近日劉克襄又有驚人的言論，他在自己臉書上發表了一篇〈 蘭嶼適合小七嗎 〉，認為7-11即將進入蘭嶼將破壞蘭嶼的傳統文化，是「漢人帶給蘭嶼的另一個惡靈」──這無疑是種傲慢的想法。 經濟向來是影響文化的最大要素之一，而一個區域之經濟模式形成，除了與天然資源息息相關以外，同時也與人口規模以及貿易形態有關。蘭嶼是座臨近台灣的小島，人口僅5000人，目前除了小規模的農業與漁業以外，同時也仰賴來自台灣充沛的物質資源以及觀光收入。某種程度上，劉克襄沒說錯。蘭嶼如果逐步轉變成現代文化，一方面除了會失去其人文特殊性，另一方面也會降低其觀光價值。然而，我們應該這麼反問劉克襄：為什麼蘭嶼人應該要為了某些台灣人心中期待的桃花源，而維持過去傳統的生活模式呢？

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的〈 忠誠度高？工作能力強？哪一個比較重要 〉直指企業首重員工忠誠度，特別是遇到接班、升遷等職務調動時，都寧可選擇忠誠而非能力。然而，戴勝益雖然言之鑿鑿，但這套「忠大於才」的論述卻時常難以讓員工心服。台灣企業在處理員工忠誠度的議題時，為何總引發爭議呢？ 讓我們先從忠誠的定義看起。戴勝益對忠誠度下的定義是「 忠誠度不是個人崇拜、對上司的愚忠，而是道德感、來自社會認同的價值觀 」，但這句話本身就有很大的邏輯問題。「組織忠誠度」(organizational loyalty)這個議題在西方管理學界也備受重視，其內容指的是「 員工對組織文化與價值觀的認同 」，但這個組織的價值觀可以不等於道德感或者社會價值觀。我在〈 相信我，A&F最後還是會活得很好。 〉談過，A&F(Abercrombie & Fitch)違反了美國主流的反歧視精神卻仍成為流行品牌，顯示企業文化的關鍵在於「是否契合目標客群的價值觀」，而非「契合當代之道德認知」。由此可知，組織忠誠度應該是一種個人對組織文化的認同，並主動發起對組織有利的行動。 然而，在實際執行上，多數台灣企業談的「忠誠」，終究是一種陳腐僵化的封建式愚忠。

今年二月，韓國上映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另一個承諾》(Another Promise)，劇情描述了一位18歲的女孩在一家半導體廠工作，四年後卻不幸罹患白血病而此。女孩的父親不斷追查，發現有許多年輕的白血病患者都來自這家企業。外界普遍認為，這家工廠就是一手支撐起韓國經濟命脈的三星(Samsung)。 事實上，這幾年內已經有超過兩百位三星的生產線員工死於癌症。起初三星雖然願意支付相關醫療費用與喪葬費用，卻不承認三星應當負起責任。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從去年開始追蹤三星處理員工罹癌事件之後續發展，國際主流媒體的涉入迫使三星無從逃避，三星電子CEO權五鉉上個月中於道歉，願意給與賠償。 三星在生產製造與品牌經營上的卓越表現不僅晉身世界前五大科技企業，同時更對台灣科技產業鏈造成衝擊；倘若三星在半導體或者其他相關製程上確實有漏洞，不徹底改革可能加速客戶轉單，但改革卻可能拉高成本而降低競爭力。不論如何，三星這一波員工罹癌事件恐怕很難簡單收場。 這次三星事件，不免讓我們想起台灣。韓國從1999年至今十五年的經濟改革路線，走的其實就是台灣七零、八零年代的政府計畫經濟路子。台灣在總統直選、政治制度正式民主化之後，逐漸揚棄這套什麼都仰賴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雖然至今仍有許多人懷念計畫經濟的高速效率，但當人民開始理解到環境、健康以及城鄉平衡之重要性不遜於經濟發展時，那就註定回不去了。

我曾經念過建中。 關於明星學校的爭議，從我念建中的時候就開始了。他們說，明星學校的壓力很大，每個人都勾心鬥角只想勝過彼此；他們說，明星學校的學生都是不懂得玩的書呆子；他們甚至說，像建中和北一女這種單一性別的明星學校，是個完全違反社會常態的環境。是的，建中的確是個特殊的環境，但許多現象並不如表面顯示地那麼純粹。 把一群在學業上表現得極端優異的高中男孩放在同一個教室裡面，其實是非常神奇的事情。每一個人都曾經是各自學校的榜首或者三甲，如今要在一個班級之中脫穎而出卻都變得異常困難，那是足以摧毀一個人信心的事情。更可怕的事情是，國中的時候，這群男孩往往不只是會念書，同時也會具有某種或者某幾種特殊的才華，例如演講例如唱歌例如游泳例如領導，如今這些才華也會顯得黯淡。人上有人，天上有天，在建中我們說這是神外有神。

十二年國教爭議炒得沸沸揚揚，民間幾乎一面倒地對升學機制的實務操作(例如志願序的權重、免試入學的比例)表示反對，卻幾乎沒有人能點出核心──中學教育的意義以及制度的概念。 制度與執行 讓我們先從制度面談起。台灣過去採取六年國民教育，1967年7月由行政院成立九年義務教育專案小組，經過一年的規畫、評估以及設計，就在隔年1968年9月1日開始實施。在六年國民教育的時代，小學(兒童時期)之後經考試進入初中、初職或者五專，另外也可選擇進入社會就業(青少年前期)；九年義務教育之目的是將基礎教育時間遞延三年，讓學生到十五歲之後才決定自己應該走升學體系、技職體系或者直接就業。十二年國教乍看之下似乎是六年國民教育、九年義務教育的延伸性政策，但情境上卻完全不同。從量的角度來看，六、七零年代的台灣普遍貧窮，因此六年國民教育後的就學率並不高，政府延長基礎教育年限帶動的影響相對大，可確實提升平均受教時間；相對地，台灣目前九年義務教育後的就學率已經相當高，政府延長教育年限隊於平均受教時間影響相當小。從質的角度來看，過去初等教育(兒童時期)、中等教育(青少年)與高等教育(青年)之間都存在著大型會考性質的篩選機制，以考驗其知識建構是否足夠(qualify)進入下一階段，但義務教育終會讓這個篩選作用消失。 台灣「十二年國教」的本質，就是要徹底破除中等教育的篩選機制作用。近期的爭議除了最粗淺的志願填序以外，其次就是對於家長心態以及社會價值觀評論，但更深刻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能期待一個以多元價值為命題的制度，在一個沒有多元價值的社會中正常發揮作用？

近日中國在高考考場上，有位考生被抓到作弊，他立刻大喊：「你知道我爸是誰啊，你就查我？」這不禁讓人想起四年前中國一場車禍，現行犯在逃離現場的時候喊了一句：「我爸是李剛！」這句話在中國成了笑話，也自此揭露了中國官商第二代的醜態，以及裙帶政治、裙帶經濟甚至裙帶司法的惡行惡狀。有趣的是，這次台灣的台北市長選戰，也是一場官二代奮鬥人生大戲。國民黨在台北市長候選人初選放棄了在台北市耕耘已久的丁守中，選擇了出身權貴的連勝文。 但連勝文在最近的一場民調，卻輸給了競爭對手柯文哲高達18%。宣布將獨立參選的沈富雄形容連勝文是「不會打選戰」，但事實上連勝文的問題根本不在不會使用他龐大的政治以及經濟資源，而是他的存在以及言行舉止都能充分引發選民對他的厭惡與仇恨──像這種如此精彩的自我負面宣傳，其實並不多見。當然，連勝文也可以大嘆時不我予。八年前郝龍斌踢下丁守中時，雖然也曾被批評是「裙帶關係下的政治酬庸」，但當時的社會氣氛尚未如此仇視官二代與富二代；另一方面，郝龍斌的態度也相當低調內斂，自然避開了鋒頭，靠著藍軍在北市始終過半的優勢，順利贏得選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