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

新任台北市長柯文哲果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天就風行雷厲地拆除了忠孝西路公車道，果真讓台北市民看到迥然不同的新氣象；然而，柯文哲的強勢作風同時也逼哭了市長室秘書，造成市長得親自找秘書的難堪局面。我們暫且不探討柯文哲的人格是否太過乖張、被嚇跑的秘書是否缺乏抗壓力，單從管理的角度來看，這些政策有幾點意義。 第一，柯文哲一上任就立刻接連出招，確實有利於讓台北市政府的官僚體系上緊發條，短期而言這會提高士氣。組織改革最困難之處在於，如何讓組織上下都迅速感受到危機意識，並且能聚精會神地把所有能量集中於單一目標。最能馬上生效的手段，就是改革者剛進入組織的時候，趁著彼此還沒有太多人情壓力以及決策包袱的時候，立刻下重手。柯文哲顯然很清楚這點，而他也做得非常成功，讓所有人都相信「這人是玩真的」。當柯文哲用一周的時間證明許多事情只是「最高主管願不願意承擔一切責任」、只是「政治人情的權衡與斡旋」時，我相信許多擅長依靠逢迎拍馬、唯唯諾諾的公務員，現在看到不假辭色的柯文哲，早就如履薄冰了。 第二，相對的，恐怕柯文哲還未能「一將功成」，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就先「萬骨枯」。我們應該先理解，柯文哲其實也可以不經市政府流程自備私人秘書，私人秘書的待遇與工時本來就因人而異，不論再怎麼辛苦，只要柯文哲能給出相對應的酬勞就行。找秘書這事情本來就是小事，小事應當化無，而非化大，柯文哲如果能自己找個私人秘書搭配市府秘書，平衡工作量以及工作時間，這就完全不是個問題了。其次，台北市政府各部會的政務官與事務官幾乎都跑不了，而柯文哲這種精力超級充沛、要求鉅細靡遺的領導風格，勢必會讓許多部屬心神俱疲。這種有功無賞、有錯要罰的管理態度，長期而言，會使組織士氣更加低落。特別是許多原本已經壓力過大的部門，可能引發連優秀的人也待不下去的反淘汰機制。

學運領袖之一的陳為廷接受平面媒體採訪時，坦承自己曾經因妨礙性自主而遭緩起訴，引來各界批評。批評聲浪中，立論最為鏗鏘有力的莫過〈 陳為廷不是真正在認錯 〉，直指陳為廷連續犯下多起性騷擾案件，卻選在出馬競選立委的此時自曝其不堪往事，完全是一場為了洗白而刻意操作的經典的政治戲碼。支持陳為廷的聲音則大多來自學運與社運界，例如黃國昌、林飛帆、洪崇晏與王丹等人皆訴之以情，一方面強調寬容，另一方面也指出「有過則改是為勇」。是的，我們都不是完人，我們都會犯錯，但問題是，人之罪與罰並非僅只來自於法，同時也來自社會。 我對於政治人物與名人的醜聞向來不加評論，此次我也不會對陳為廷這個人做出任何評論──即使我在〈 丟出一隻鞋之後 〉曾批評過他丟鞋模糊了焦點，但我不認識、也並不厭惡這個人。我不推想他自曝醜聞是否因為提前消毒、不揣測他襲胸是否因為自小缺乏母愛、不懷疑他是否真正愧疚難受過，這都不重要。比起陳為廷本身，我認為我們真正該檢視的重點，其實是支持陳為廷的他的夥伴們。 黃國昌與林飛帆口中所謂的「承擔責任」到底是什麼呢？難道只有法律程序，起訴或者不起訴、罰金或者不罰金、服刑或者不服刑，如此而已嗎？當然並非如此。陳為廷現在所承受的一切，就叫做「承擔責任」。身為陳為廷的朋友或者夥伴，當然有資格說出自己看到的陳為廷有多懊悔、多難受，甚至還可以如此光明正大地說描述陳為廷擔心自己做過的錯事，會不會影響學運、會不會影響自己的政治生命。但反過來想，我們也可以很認真地質疑，要是陳為廷今天沒有成名或者沒有機會成名，他還會如此懊悔嗎？可能會，可能不會，我們都不知道。但他今天成名了，那他就得承受一切罵名。

從文化局長到勞工局長，柯文哲遴選政務官的邏輯讓許多支持者大感意外，引發許多爭議。有人說柯文哲變了，怎麼從左派變成右派；有人說柯文哲從來沒變過，因為他一直都是個右派。但這些風風雨雨給我們的啟示與柯文哲這個人本身無關，而是跟台灣的政治結構有關。 第一點啟示是，台灣人的政治邏輯只有一種模式，也就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過去老一輩國民黨支持者的邏輯是，「國民黨是共產黨的敵人，共產黨是我的敵人，所以國民黨是我的朋友」；稍微年輕一點的國民黨支持者的邏輯是，「國民黨是民進黨的敵人，民進黨是我的敵人，所以國民黨是我的朋友」。這種現象在民進黨更加顯著，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一群操著異常粗鄙台語羞辱女性、比國民黨還更沙文主義的男人們，與一群思想前衛的女性主義者同披民進黨戰袍。是的，台灣人並不那麼在乎身邊的人跟自己有多少相似之處，只在乎彼此是否有共同的敵人。這種邏輯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對，但問題是，當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大政黨都已經擺明了自己是右派，同時也與中國明送秋波或者暗通款曲時，開始有些人發現很難定義出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個黨派，誰才是「敵人的敵人」。

黎智英掌舵壹傳媒長達25年，在這次香港的民主抗爭「雨傘運動」後交出大印。許多人覺得可惜，認為黎智英是當今華人世界最敢對抗權威的媒體人，沒想到仍得對中國這個政治強權低頭；也有人認為黎智英本來就是利益至上的商人，本來就犯不著得罪中國政府，這次不過是藉機退出前線，未來還有運作的空間。我認為以上兩種說法都對，但我更認為，媒體人與商人這兩種面向都還只是表象，黎智英的本質其實是投機者──順應時勢、投其時機，敢狠狠賭一把的趨勢觀察家。黎智英是個偉大的投機者，他所追逐的趨勢從來都是大趨勢。 讓我們做個假設。如果黎智英只是因為受到中國壓迫，短期內先從壹傳媒的董事長一職退下，爾後還會伺機再起，那麼這件事情就算是小事。但如果黎智英是因為觀察到了某個重大趨勢轉折，一面趁著這次雨傘運動營造自己自由鬥士的形象，一面順著情勢辭去董座，從此不再回媒體業，那麼問題可就大了。黎智英看出的「重大趨勢轉折」，很可能就是中國將持續強化政治控制力。

博愛座制度是台灣人的驕傲，同時更是台灣人敦厚和善的象徵。 然而，我們在捷運或者公車上很容易聽到類似對話：「那個空位是博愛座耶，不要坐啦！」有一次我甚至看到兩位國小學生站在空著的博愛座前不坐下，兩個人互相笑鬧，說著：「你是老人，你去坐啦！」什麼時候博愛座等於老人座了，更嚴重的是，什麼時候連「孺子」都會對「坐博愛座」這件事情感到遲疑？我們禮讓博愛座，到底是基於一種敦厚和善的大愛，還是一種社會制約的恐懼反應？ 日前一段放在YouTube上的影片〈 又一個霸占博愛座的？ 〉指出，除了能清晰辨認的老弱婦孺之外，仍有許多具有「隱形需求」的乘客需要博愛座。隱形需求太廣泛了，例如懷孕初期的婦女、例如關節有舊傷無法久站的乘客、甚至例如重感冒而全身無力，你跟我都可能具有隱形需求。然而，我們面對老弱婦孺時的溫柔，卻不施於這些隱形需求的乘客上。是的，當我們區辨出某些人值得受到額外照護的時候，同時也隱含著其他人不值得多得到照護。

九合一大選結束了。從台北市看來，柯文哲贏了連勝文；從台灣看來，民進黨贏了國民黨；從世代價值來看，後1976世代贏了嬰兒潮世代；從政治發展來看，台灣民主更進一步。 政治版圖重新分配 這場選舉帶動的政治版圖重新分配影響相當大，特別是民進黨這次在全台灣總共贏了一百萬票贏得2016年總統大選的機率大幅度攀升，這將成為藍綠雙方未來一年的政治假設。 就國民黨輸得如此慘烈，連從來沒有輸掉的外島都輸了大半看來，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理當負最大責任。事實上，馬英九也確實沒有任何藉口。第一，他身為總統卻沒把中央政策搞好，帶壞地方選舉選情，不要說沒有幾位候選人敢打馬英九牌，甚至連他支持的年輕愛將陳以真最後都拒絕與其同台試圖挽救選情。第二，他默許空降的連勝文取代耕耘已久的丁守中出馬競選台北市長，而這次台北市長的氣氛又影響到整個北台灣甚至全台灣的選情。第三，馬英九去年底不好好擘劃今年的選舉策略，居然還把重心放在內鬥王金平，國民黨內部的雜音只會越來越強烈。我去年評論馬英九鬥王金平時特別提到，隨著馬英九的任期越來越短，他的政治控制力只會越來越弱，再加上這次選舉大敗，2015年肯定是馬英九完全跛腳的一年。馬英九當機立斷斬掉行政院長江宜樺，以政治手段來說這招相當高明，一邊保住了自己黨主席的身分，同時還讓江宜樺變成活棋；但就大方向而言，不論金溥聰的策略再怎麼精妙都難挽馬英九的政治頹勢。

隨著本周六的選舉將至，《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與《觀政見》平台這個月的短期合作也將告一段落。雖然這次合作時間很短、雙方合作的文章篇數不多，甚至只針對台北市候選人撰文，但我相信這絕對只是個開始。我希望《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能扮演投石引玉的角色，讓更多優秀的寫手願意回歸政見、從政策面看待每一位候選人。 周六過後，柯文哲與連勝文這兩位的其中一位將成為下一任台北市長，而這兩人的政見絕對是跨越所有縣市最完整、全面且精采的論辯。兩人在許多小政策上雖然相同，但就大方向而言，這兩位的概念截然不同。我認為，連勝文與柯文哲這場選戰，是戰後嬰兒潮世代對抗後1976世代價值觀的對決──換言之，這是一場世代衝突。

近十年來，「熱情」(passion)成為職場學中的關鍵辭彙，不管是企業家、創業家、人力銀行以及所有媒體，都不斷耳提面命地提醒職場新鮮人，面對工作要有熱情。工作熱情是什麼？這應該是一種強烈的內在動機，是一種源源不絕的能量，是一種工作佔生活比重達到90%才算剛好平衡的自我要求。我們都同意熱情是一個影響工作表現的重要因素，然而，台灣的主管時常會告訴員工自己過去有多認真努力，即使加班熬夜都不抱怨辛苦，接著要求員工應該「有熱情」，這是合理的嗎？ 這問題並不如表面上如此單純，是非對錯，得視情況而定。假設主管跟部屬之間的關係亦師亦友，主管基於一個前輩的立場鼓勵晚輩積極向上，甚至願意支持員工尋找自己的熱情，那麼就完全合理。很可惜的是，台灣多數主管在部屬面前談論「工作熱情」的時候，往往在暗示「你應該加班但不應該要加班費」、「你應該隨時接受各種不合理的突發要求」、「你應該替別人承擔他們的責任」或者「你不應該要求獎勵」。換言之，「熱情」轉化成了「台灣式責任制」的最佳論述，讓員工分明被當面賞了熱辣辣的巴掌還得點頭稱是。 事實上，如果用最嚴格的標準來看，任何主管都不應該對員工說出「你應該對工作有熱情」這句話，如同馬英九不該說「請消費者抵制不肖廠商」。消費者是該抵制不肖廠商，但馬英九手上握有行政權與立法權，就不該只是訴諸消費者行為；任何人都該對工作有熱情，但主管握有人事權、獎懲權以及建立各種制度的權力，就不該要求員工該內生熱情。

台北市是台灣的最大城市，同時更是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每一任台北市長的經濟政策對於全台灣的影響都相當重大。讓我們來關心這次台北市長候選人們所提出的經濟政策。 連勝文 1.開源方面，可以嘗試將臺北市政府的資產證券化，同時，臺北市政府也可以成立控股公司，又或者可以發行公債，與可交換債。PFI 民間融資提案方式也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善用民間的資源與資金，來解決政府的財政問題，同時協助公共建設。節流方面，邀請具有財經背景的臺北市政府首長，專門負責各局處的預算。要嚴格檢視預算執行中是否還有節省的空間？預算執行的效益如何？目標是用最少的預算創造最大的資源。 2.透過網路的力量，善用網路參與，讓市政府的財政預算透明化。凡是政府缺乏彈性，做不好或者是管不好的事情，我們就交給更專業的人來做。 3.成立都市更新與住宅的公司，讓專業人士協助政府完成供應住宅，以及觀禮規劃各方面的工作。 4.鼓勵創新，為了鼓勵市府的同仁用創新精神勇於任事，以捐出的薪資成立市府員工創新獎，鼓勵市府同仁能夠用更創新的想法，更好的創意，參與市政工作。 5.引入大數據的概念，建立、優化市府目前的資料庫，透過精準的數據分析，做出更好的決策。 6.市場社區再造：將規劃至少十億的金額，進行公有市場、商場的整修、改建計畫。 7.保留部分預算，供市場自治會以團體提案，公開評選的方式爭取，以鼓勵自發提案、創新發想。以使用者參與方式進行，藉由在地攤商、自治會的參與、對話，為傳統市場找到新路。 8.將市場內之閒置空攤整合為較完整之空間，以凝聚人氣，便利承租攤商利用。亦可由自治會認養活化，如改為顧客休憩區、兒童遊樂區、市集活動區、公廁綠美化區，都可以更有效為市場帶來人潮，增加市民前來消費之動力。 9.輔導攤商行銷升級 多方拓增客源。協助攤商，以更現代化的方式經營顧客關係，用新世代的武器來維繫傳統市場固有的「人情味」。 10.四年任內至少吸引外資 500 億，創造5萬個就業機會在台北市。 11.持續推動重大建設（雙子星大樓、台北大巨蛋）。 12.打造台北市的頂尖產業聚落，發展內湖、南港為新都心，產值再翻倍。並在士林、北投發展生技園區，以及信義、中正的金融雙核心。 13.發展台北重要策略產業，來帶動 GDP 成長（生技醫療、觀光、文創設計）。 14.在校園裡塑造國際化的環境，包括增加英語情境中心、交換學生要

食品安全是台灣這幾年來最嚴重的危機。從麵包、麻辣鍋這些特定的品牌與食品項，到起雲劑、食用油這些泛用的添加物與原物料，我們日常所吃喝的食品，幾乎無一倖免。《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一直相當在乎食安問題，也從許多面項探討過食安問題。食安問題必須從三個面向去看：政府、廠商與消費者。消費者得到的資訊最少，卻也是長期影響市場生態的關鍵；廠商能充分掌握內部資訊，但對於原物料的資訊卻可能跟消費者一樣稀少，小廠商甚至可能是完全的被害者；政府握有公權力，必須能對不良廠商做出適當懲處，並對所有廠商以及消費者揭露資訊。因此，對於政府而言，是否能順利發揮功能的前提就是：充分掌握資訊。 事實上，食品安全議題應該由中央政府主責，不應該由地方政府主責，這是因為任何單一行政區域與其人口都沒有大到能百分之百自給自足，針對任何行政區控管都很難產生效果。台灣的食物高度仰賴進口，中央政府握有海關的控制權，可以從源頭控制各種進口食物的品質，同時也能透過立法拉高所有食品製造商的規格，由此雙管齊下才能見效。然而，這並不代表地方政府首長就毫無施力的可能性，特別是台北市人口密集、都市發展成度高，向來就是政策指標，因此觀察台北市政府的政策具有相當大的意義。 就這次台北市長候選人的食安政見看來，相當可惜也叫人意外的是：只有連勝文與柯文哲兩位候選人提出相關政策。讓我們來看看兩位候選人對食安議題提出了怎樣的觀點。

台北市長選舉倒數計時，將於今年11月29日舉行投票，《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將在這個月連續針對台北市候選人的政見提出我個人的分析與觀點。由於選舉公報尚未公布，以下候選人政見均參考自《 觀政見 》，由候選人官方網站加上新聞資料綜合整理而成。這次合作計畫是由《觀政見》團隊提出，我個人也覺得非常有意思，在未來一個月之中，我將會針對各大政見主軸進行討論與分析。 首先，我想談的是居住。房價高漲是台灣近十年來最嚴重的問題，以目前各候選人提出的住宅政見看來，大都把重點放在「興建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以及「補貼青年住宅」這兩個大方向上；屋齡超過30年以上老房子比重高的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等地區，其候選人還會強調「加速都更」。我認為，目前台灣的住宅困境除了價格過高以外，真正的問題是物件供給不符合需求──特別是台北市，還有整體供給量不足的問題，這是促使台北市房價遠高於其他地區的主要原因。 讓我們看看這次台北市長候選人們，目前針對住宅問題提出了哪些政見。

上周末恰逢萬聖節，一時之間，整個台北市都陷入一場西洋魔怪的百鬼夜行。新聞不斷報導今年最夯的裝扮冰雪女王愛爾莎以及鬼娃安娜貝爾，臉書上盡是扮裝或者不扮裝的周五夜既萬聖夜的派對合照，彷彿「萬聖節」在台灣向來是個歡慶的傳統節日。但問題是，台灣本來就有自己的傳統鬼節中元節(或稱盂蘭盆節)，但中元節卻越來越沒有影響力，只有長輩與公司行號還會記得在此日普渡眾靈。 萬聖節最早是不列顛凱爾特人的傳統節日，爾後被天主教文化吸收，並輾轉在基督教文化中流傳。多數天主教與基督教會並不特別排斥萬聖節，但也有部分教會組織認為萬聖節是撒旦的節日，嚴格禁止教徒參與任何相關活動。說到底，萬聖節之所以在各個先進國家逐漸普及，並非受到宗教影響，反而與美國流行文化以及其商業價值有極大的關聯。 套用我同事說法：「這一切都是商人的陰謀。」這句話或許沒錯。

今天是我三十二歲生日，也是這個Blog的兩周年生日。首先，感謝每一位閱讀我的文章、甚至定期點閱我的Blog或者臉書粉絲團的讀者，不論你們喜歡我或者討厭我，我都感謝你們願意花時間在我的文章上。感謝各位留言，如果任何人有事情非常急切想連絡我，比較好的方式可能是到我的 臉書粉絲頁 發個人訊息給我；如果我沒有回應你，那麼應該是我忙壞了沒有注意到，在此先說聲抱歉。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寫了一篇紀念文，主題是莫忘初衷，提醒自己永遠不要忘了自己一開始為什麼要寫Blog；今年，我想跟看到這篇文章的你分享我在這第二年的改變。 第一個改變是文章本身。第一年我給自己一個「一年內發表一百篇文章」的目標，我成功達陣了；第二年我的文章數量減少到六十篇，幾乎是只有第一年的一半，但至少維持了一周至少一篇文章。第一年幾乎每個月都至少有一篇大論述文章，第二年則以兩千字上下的中篇文章為主。第一年的大篇論述是為了闡述思想主軸，第二年的中篇論述則是個案討論，我認為這樣的節奏還不錯。文章變少，但是相對的每一篇文章的平均讀者都在增加，顯示精簡而貼近大家日常關注議題的文章，更容易跟大家共鳴。 第二個改變，我想則延伸自「共鳴」這個概念。

無線上網進入4G時代，在台灣引發民眾爭議的問題點居然是：4G為何不能吃到飽？根據電信業者的說法，在過去3G時代，20%的用戶佔用了50%以上的網路資源，這意味著：付出相同費率的使用者，享受到的資源卻不一樣。基於「使用者付費」的原則，電信業者策略轉向確實有其道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吃到飽」這個策略的本質，就是「消費者付出固定費用，以得到彼此不對等商品與服務」。換言之，採取吃到飽策略的企業與接受吃到飽方案的消費者，本來就得容忍這種使用者不平等的結果──這是一種你情我願的自由契約。例如餐廳吧，某些客人吃得多、某些客人吃得少，但吃得少的客人如果願意選擇價格稍高的吃到飽而非價格稍低的套餐，顯然是這位客人已經衡量、比較過兩種方案，卻還是認為吃到飽方案比較適合自己。那麼，出售吃到飽方案又有何不可？從客戶的角度來看，吃到飽方案真正購買到的並不只是「商品/服務」，而是一段期間內得以隨意重新選擇商品/服務的「自由度」。 簡單的說，如果多數選擇吃到飽方案的客戶都用不到這麼多流量，卻還願意付出高價格，那麼企業幹嘛阻止這些自願被削的消費者多付錢？

這幾年來，台灣充斥著一種文章，其中心思想是：「台灣悠閒的『小確幸』生活，就是足以立國的『軟實力』。」彷彿只要我們還能安安穩穩地喝杯下午茶，經濟跟政治上的困境就會自然消失。我想，擁有全世界數一數二高雅生活方式的法國人要是聽到這段話，大概都不禁啞然失笑。 讓我們先從「軟實力」這個詞彙談起。軟實力(soft power)是由美國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者約瑟夫奈爾(Joseph Samuel Nye, Jr.)最早於1990年代提出，爾後在2004年出版專書《柔性權力》(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軟實力是什麼呢？根據奈爾的定義，軟實力是一種能夠「產生吸引力的資產」，主要類別包含「文化」(culture)、「政治價值」(political values)跟「政策」(policies)。這個概念影響深遠，並使向來只專注於經濟與軍事這種硬實力的國際關係學界產生反思與爭辯。

我曾經很喜歡喝林鳳營鮮乳。 說到鮮乳，不能不提起歐洲。歐洲是個具有悠久酪農傳統的區域，幾年前我去了歐洲一趟，原本很期待當地的鮮乳，喝過之後卻發現這鮮乳稀稀水水，一點也不好喝。住在當地的台灣朋友告訴我，其實鮮乳就應該是這個樣子，是台灣的鮮乳不知道添加了什麼東西才會變得如此「濃、純、香」。回台灣之後，我再也不喝那些喝起來太過香濃甘甜的鮮乳，當然包含了我曾經愛喝的林鳳營。 因此，在這最新波食安風暴中，當我看著消費者群體抵制市佔率高達三、四成的林鳳營鮮乳時，心中其實莫名感嘆。太多時候，我們都把一些其實並不太理所當然的事情視作理所當然，例如無農藥的蔬菜應該完整無缺、未經加工的鮮奶應該濃純香、純天然的麵包應該芳香嗆人或者各種食材應當物美價廉。太多時候，我們無視於常識，只相信我們想相信的事實，即使這些事實背後毫無根據。

7-11始終是台灣便利商店龍頭，其龍頭地位不只是來自於先行者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更來自於其創新。諸如：24小時營業、18度C冷藏三角飯糰、一日兩次鮮食配送、鮮食搭售、異業結盟(horizontal alliances)集點換贈品、專屬吉祥物角色經濟(character economy)、代繳帳單、代收包裹、代送洗衣、現煮咖啡、大規模店面，幾乎每一次都是由7-11帶動市場風潮。當然，7-11的創新並非百發百中，但創新之於7-11而言總是利大於弊。 今年以來，7-11首次露出疲態，關鍵字是「霜淇淋」。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率先市場推出霜淇淋並且大受好評，7-11雖然拼命想追趕卻始終追不上。如果問題僅僅出在創新性稍微輸給全家便利商店那倒是還好，因為全家是挑戰者，挑戰者本來就必須採取更具攻擊力的戰術；然而真正的問題是：當7-11開始模仿全家推出霜淇淋時，不僅口味多樣性與品質遠遜於全家，就連裝設霜淇淋機的速度都相當遲緩。這一方面可以看出7-11對於消費者的反應逐漸鈍化，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其內部運作機制並不如過去那麼靈巧快速──而這兩方面，都是管理問題。

香港佔中事件引發大規模衝突，相對於台灣年初的太陽花運動完全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當國外媒體都以大篇幅報導中國這次的強制趨離行動，並以「天安門事件」做為對比時，最應該重視香港與中國關係變化的台灣，卻似乎並未投以相對應的關注。以平面媒體而言，事件爆發隔日的9月29日，除了中國時報以外的三大報皆以頭條報導；電視媒體則普遍淡化處理，同時引來張大春在個人臉書的劇烈抨擊；從各家網路媒體平台看來，相關新聞的點閱率相當低迷，到了下午幾乎掉出熱門新聞榜。不論媒體是否透過版面排序影響了讀者的閱讀偏好，只要沒有完全封鎖訊息，面對如此重大的資訊時，台灣讀者應當非常積極地主動搜尋，而非等待媒體餵養資訊。 我們要問，台灣怎麼了？太陽花運動時，台灣是多麼渴望國際注目，而當時香港給了台灣多少關注多少聲援；事隔數月，台灣人對於香港佔中的衝突卻又顯得如此事不關己。我們應當理解，為什麼香港佔中事件對台灣人如此重要？除了台灣與香港的地理位置接近以及兩者與中國的歷史糾葛同樣複雜以外，更重要的是，近十年來中國對台灣與香港的策略具有某種相同的邏輯。換言之，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許多台灣人認為台灣是個國家但香港不是，因此香港遭受中國鎮壓，並不表示台灣也會遭受相同對待。這一方面來自於某種政治上的優越感，另一方面也來自於對中國對港台政策的不理解。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這幾年來我們如此堅信著。我們堅信政治的醜惡與企業的邪佞都是廟堂之上的事情，堅信社會敦厚善良，一片和樂融融。台灣也確實不壞，捷運乾淨整齊、排隊守序有禮，走在路上不忘買串玉蘭花，經過喜憨兒烘焙坊總順手買個土司；特別台北市雖然是個亞洲等級、人口超過兩百萬人的國際都市，卻仍保有某種鄉村式的熱情與人情。我們堅信外國人心中認知的台灣人大多溫柔友善，我們也以此自豪。就連一段交通部觀光局放在台北捷運跟電影開場前的廣告影片，都不斷強調這點。在廣告中，日本、香港與美國的觀光客都異口同聲地認為台灣好棒。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2013年的統計資料，800萬觀光客中約有9成來自亞洲，東北亞合計將近7成，中國佔36%、日本18%、港澳15%；東南亞地區合佔16%，其中馬來西亞為4.9%、新加坡為4.5%；美洲合計6%，其中5%來自美國；歐洲合計3%，最大單一國家為德國，也僅佔0.6%。從這個比重來看，假設我們真的要挑選三種語言、三種臉孔做為代表，應當選擇東北亞的中國、東南亞的馬來西亞以及美洲的美國。甚而尤之，台北市政府今年強打的觀光代言人是日本偶像團體AKB48，而交通部觀光局今年推出的「 讚！台灣 」系列觀光宣傳影片的六大主題更全以白種人為主角。但我們對這一切似乎都看得理所當然。

台北市長候選人連勝文打出了新一波廣告影片，主題是：希望的種子。他提出一個疑問：如果你很有錢、如果你有個有錢的父親、如果你是連勝文，你會作什麼？我們可以看出連勝文競選團隊希望能抵抗外界對於連勝文權貴身分的批評，企圖讓大眾能從反面思考，「連勝文大可利用他權貴的身分吃喝玩樂甚至改善自己的外表，但他沒有選擇輕鬆的道路反而選擇了辛苦的道路，可見其人格之高尚」。如果用兩個字來形容這廣告，我想就是矯情。 在這支廣告裡面，連勝文除了承認自己在物質上占有優勢，還想取得一種道德上的高度。他彷彿在跟全世界宣告：「哈囉，各位悲慘的窮人們，你們口中想要的東西我根本不屑要，甚至我也不需要抽脂無需依靠外在效應就能輕易得到好工作、娶得好老婆。我要的是權力，而這東西是你們在平庸匱乏的日常生活中連想都想不到的吧？哈哈！」是的，市井小民們只會想到要滿足物質上的享受，十分膚淺、非常庸俗，只因為一般人難以存出1000萬養大孩子、500萬環遊世界、100萬辦場婚禮、50萬買名牌包，甚至沒有10萬動抽脂手術。市井小民們在缺乏物質滿足中所誕生的原慾夢想，正好用來襯托連勝文不畏辛勞、高尚超凡的堅定意志。

2011年，中國爆發一連串地溝油事件，長期以來不斷被詬病的中國食安問題終於翻上檯面，迫使官方不得不重視之；當時，台灣人一方面看著北京暗自竊喜，另一方面也深為台灣普遍美味又安全的食品感到驕傲。就在同年，台灣爆發了塑化劑事件。2012年，台灣面對了過期奶粉事件，而中國才在2008年處理了毒奶粉事件。2013年更是精彩，粽子變造製造日期、毒甲苯餐盒、胖達人人工香精、大統黑心食用油，經歷了這一連串事件之後，台灣在華人世界「小確幸之島」的招牌似乎蒙了塵。2014年，中國還沒能解決地溝油問題，台灣卻傳出了地溝油風暴甚至還波及香港──雖然我們不願意承認，但這幾年來，台灣確實用食品不斷證明自己果然是中國血脈相繫的同胞。 解決食安問題最根本的方式當然是提高人民素質，但顯然台灣經濟快速發展了幾十年，在細節上仍沒辦法展現自律性。說到底，世界各國一定都有素質差勁、道德低落的人民，但政府該透過怎樣的手段處理或者避免這些道德危機，終究是制度問題。所謂制度，無非「嚴查」或者「重罰」。

行天宮宣布禁香一周以來，社會輿論可以說是峰迴路轉。最初先是肯定行天宮對環保作出的貢獻，直稱該區域空氣變好，認為這種因應時代變化的宗教改革是必然；接著是從宗教儀式與宗教本質相契合的觀點質疑行天宮的作法，並且認為廟宇與信徒所共構出的文化景觀本身也是信仰的重要環節；質疑聲浪更烈，有人提出了陰謀論，認為行天宮禁香與一殯遷移背後有政經勢力介入，主要動機是為了清理當地住戶、便於都更。最新發展是，除了廟方相關人士否定「宗教改革論」以外，行天宮更於9/1發表聲明，直指「都更論」純屬子虛烏有。事情發展至今已經進入一種信仰的階段──你相信哪個版本的故事，哪個故事就會成為你心中的「真實世界」。 讓我們先用行天宮的例子來看文化跟經濟的連結。許多人想到「經濟」的時候，總覺得那只是個政府家與學者口中虛無飄渺的詞彙，彷彿與庶民的日常生活無關。事實上，一切與物質相關的行為都隸屬經濟活動；更有趣的是，人類生活中的物質往往都有其精神性的意涵，這種精神與物質的相互結合，我們就稱之為文化。

假設這個世界上真的存在各種簡化的單一指標，我們用來判斷企業執行長優劣的指標該是什麼？ 十幾年來營運規模與成長力道始終輸給麥當勞(McDonald's)的漢堡王(Burger King)最近有了新氣象，去年六月才剛當上執行長的史瓦茲(Daniel Schwartz)在一年內成功使獲利提升99%，股價也因此成長16%──而同期間，麥當勞獲利持平，股價下跌3%。惹人注意的是，史瓦茲年僅33歲，而他上一份工作在華爾街。 史瓦茲整頓漢堡王的手法也確實相當「華爾街」。他為了降低固定成本，大刀闊斧地將全球直營店的比重降低到1%不到，並減少員工的各種福利；同時，他也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將漢堡王的菜單上製作繁複的餐點去除，並且增加沙拉與冰沙等餐點以吸引女性與兒童顧客。這兩大營運改革方針確實提昇了漢堡王的獲利，但問題是：長期而言，這些策略是否還能發揮效用？

隸屬王品集團的烤肉店原燒迎來十周年紀念日，集團董事長戴勝益展開行銷活動，宣布只要拿著原燒創辦年度的93年10元硬幣，就能在全台灣24家原燒分店兌換一份餐點。這個行銷活動顯然相當成功，估計總共吸引五萬人次排隊，同時更讓各大媒體爭相報導。這個活動引來許多討論，其中知名律師呂秋遠在他個人臉書專頁上發表了看法，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個活動，認為去排隊的民眾不過是用時薪70元的代價替王品做廣告──不要錢的最貴。 呂秋遠說得對，人類是不理性的生物，但不理性的決策並不表示其沒有邏輯或者道理。不理性就是人性，而人性往往有邏輯脈絡可循。我們不妨這麼想：除了一份餐點之外，這些願意徹夜排隊人到底「賺」到什麼？人類的需求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層次，一種是物質層次，另一種是精神層次；物質的滿足容易計算衡量，而精神的滿足卻往往因人而異，說穿了，不過就是個「爽」。

最近一篇〈 經濟學錯了！西雅圖調高基本工資兩倍，成長速度躍升第一名 〉試圖說明調整基本工資如何帶來更好的經濟發展；當然，這個結論對於現在的台灣網路氛圍而言實在是再政治正確不過，因此有許多人紛紛在臉書跟推特上不斷轉發。然而，我們暫且不論其結論是否為真，這篇文章的邏輯脈絡根本是千瘡百孔、破綻百出，讓人不忍卒睹。嚴格說來，這篇文章可以拆成幾個層次來討論：第一、富人應該致力於降低貧富差距；第二、拉高基本工資可以降低貧富差距；第三、拉高基本工資可以提升企業績效以及區域經濟發展。讓我們來看看，經濟學對於這三個結論的敘述，到底哪些是「錯的」。 關於第一點的結論，我個人不僅完全支持，甚至曾在〈 你以為巴菲特為什麼支持富人稅？ 〉一文章提到相同的概念。從歷史看來，幾乎所有王朝與帝國之所以面臨自我崩解的主因都跟社會不流動、財富過度集中於少數人口、貧富差距過大相關。我非常同意並且理解Nick Hanauer對於可能發生平民暴動的憂慮，當全球化、自動化與網路革命使貧富差距擴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時，任何人都應該不難理解，這個結構勢必會走向某種程度的崩壞。事實上，經濟學老早就意識到貧富差距對於經濟結構的影響甚大，即使是最右派的經濟學家也都會承認貧富差距過大對於經濟發展有害，不然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就不會是所有總體經濟學必上的內容了。那麼，當我們都同意「貧富差距過大對社會發展有害」時，是否意味著我們該接受「拉高最低薪資是最佳解法」這個結論？答案顯然並非如此。

2014年第二季對於三星(Samsung)而言是艱困的一季。三星過去在智慧型手機市場始終拿下三成以上市占率，雖然獲利不如主打高階的蘋果(Apple)，但對於市場的影響力仍可謂舉足輕重；然而，2014年第二季，三星受行動部門銷售下滑以至於獲利大幅衰退超過兩成，智慧型手機市占率更從32%大幅下滑至25%。同時間，智慧型手機單季的銷售量卻攀升到2.95億隻，安卓系統市占率更達到84.6%，較去年成長23%。這意味著，三星的麻煩大了。

這個月以來，台灣傳播媒體的尺度問題再次成為爭議。首先是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在家長與教師團體的壓力下將《哆啦A夢》送交諮詢委員會，理由是「該節目涉嫌助長校園霸凌」，其次是台北市議員黃珊珊抗議《變態王子與不笑貓》太過露骨又物化女性，接著是文化部針對《進擊的巨人》、《惡魔奶爸》行文東立出版社望其自律，最後是三立電視台的《世間情》劇情太過荒謬接連被民眾投訴。這些爭論無疑地回歸到最基本的新聞學問題上：政府是否有權力控制人民的資訊接收管道？哪些價值有資格限制媒體自由？誰又有權力能設定標準並透過政府執行，要求人民不得接收特定資訊？ 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來，人民有知的自由與權力，不管資訊本身內容為何，政府或者他者都不應該預設任何個體在接收這些資訊之後會有怎樣的反應並以此作為限制其不該接受資訊的理由。簡單說來就是，你不能認為我看完殺人推理劇之後就會用相同手法殺人，更不能因為這個想法就限制我不能看殺人推理劇；假設真的有人因為看了殺人推理劇而殺人，那這個人也一樣得為他的行為負責。換言之，自由主義認為是「人民選擇了被某些媒體影響」，而非「媒體影響了人民」。

證照費用高昂同時競爭者眾多的電信4G終於開台，對於各大業者而言都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一役。電信業龍頭中華電信找來金城武拍攝形象廣告，這段放在YouTube上的三分鐘完整版影片，在短短兩周內就已經突破百萬點閱人次；更驚人的是，去年金城武替長榮航空拍攝的形象廣告帶動台東池上觀光，今年又再次使拍攝地點宜蘭文學館人潮不斷。許多廣告專家一方面質疑這隻廣告與4G網路之間的關係太過鬆散恐怕無法確實提升營收，但另一方面也肯定金城武的渲染力與影響力確實替中華電信帶來美好的意象。 然而，當金城武在廣告裡散發光芒、優雅地說著「世界越快，心則慢」，我想著的卻是「網路越發達，明星則老」。以這個現象最顯著的日本來看，最閃耀的明星幾乎都是在2000年前後出道，例如福山雅治、木村拓哉、阿部寬、松嶋菜菜子等巨星始終是大小螢幕叫好又叫座的代表，這十五年來雖然並非沒有年輕藝人，但就是難以推翻前浪。簡單說來，就是全家聚在電視前的時間變少、看著自己電腦或者手機的時間變多，改變了過去那個容易創造出大明星的環境。網路分散了觀眾的目光，並創造出許多小型素人明星；但當每個人眼中都只看著自己認定的小明星時，就越來越難誕生出能攫取所有人注意力的超級巨星。另一個與網路無關的隱藏因素則是，這幾年來醫美技術大幅成長，保養好的明星即使年過三十看來也能宛如少年少女──畢竟美好的容貌與身型才是超越年紀的明星基本要素。

我對劉克襄的好感自從2012年之後就降到谷底。當時鬍鬚張醞釀漲價，劉克襄在〈 我想吃便宜的滷肉飯 〉中說：「滷肉飯只是以滷汁和碎肉澆在白飯」，讓我驚訝於一個成天在談人文精神的作家居然絲毫沒有文創的概念，這大概是世界上最諷刺的事情之一。近日劉克襄又有驚人的言論，他在自己臉書上發表了一篇〈 蘭嶼適合小七嗎 〉，認為7-11即將進入蘭嶼將破壞蘭嶼的傳統文化，是「漢人帶給蘭嶼的另一個惡靈」──這無疑是種傲慢的想法。 經濟向來是影響文化的最大要素之一，而一個區域之經濟模式形成，除了與天然資源息息相關以外，同時也與人口規模以及貿易形態有關。蘭嶼是座臨近台灣的小島，人口僅5000人，目前除了小規模的農業與漁業以外，同時也仰賴來自台灣充沛的物質資源以及觀光收入。某種程度上，劉克襄沒說錯。蘭嶼如果逐步轉變成現代文化，一方面除了會失去其人文特殊性，另一方面也會降低其觀光價值。然而，我們應該這麼反問劉克襄：為什麼蘭嶼人應該要為了某些台灣人心中期待的桃花源，而維持過去傳統的生活模式呢？

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的〈 忠誠度高？工作能力強？哪一個比較重要 〉直指企業首重員工忠誠度，特別是遇到接班、升遷等職務調動時，都寧可選擇忠誠而非能力。然而，戴勝益雖然言之鑿鑿，但這套「忠大於才」的論述卻時常難以讓員工心服。台灣企業在處理員工忠誠度的議題時，為何總引發爭議呢？ 讓我們先從忠誠的定義看起。戴勝益對忠誠度下的定義是「 忠誠度不是個人崇拜、對上司的愚忠，而是道德感、來自社會認同的價值觀 」，但這句話本身就有很大的邏輯問題。「組織忠誠度」(organizational loyalty)這個議題在西方管理學界也備受重視，其內容指的是「 員工對組織文化與價值觀的認同 」，但這個組織的價值觀可以不等於道德感或者社會價值觀。我在〈 相信我，A&F最後還是會活得很好。 〉談過，A&F(Abercrombie & Fitch)違反了美國主流的反歧視精神卻仍成為流行品牌，顯示企業文化的關鍵在於「是否契合目標客群的價值觀」，而非「契合當代之道德認知」。由此可知，組織忠誠度應該是一種個人對組織文化的認同，並主動發起對組織有利的行動。 然而，在實際執行上，多數台灣企業談的「忠誠」，終究是一種陳腐僵化的封建式愚忠。

今年二月，韓國上映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另一個承諾》(Another Promise)，劇情描述了一位18歲的女孩在一家半導體廠工作，四年後卻不幸罹患白血病而此。女孩的父親不斷追查，發現有許多年輕的白血病患者都來自這家企業。外界普遍認為，這家工廠就是一手支撐起韓國經濟命脈的三星(Samsung)。 事實上，這幾年內已經有超過兩百位三星的生產線員工死於癌症。起初三星雖然願意支付相關醫療費用與喪葬費用，卻不承認三星應當負起責任。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從去年開始追蹤三星處理員工罹癌事件之後續發展，國際主流媒體的涉入迫使三星無從逃避，三星電子CEO權五鉉上個月中於道歉，願意給與賠償。 三星在生產製造與品牌經營上的卓越表現不僅晉身世界前五大科技企業，同時更對台灣科技產業鏈造成衝擊；倘若三星在半導體或者其他相關製程上確實有漏洞，不徹底改革可能加速客戶轉單，但改革卻可能拉高成本而降低競爭力。不論如何，三星這一波員工罹癌事件恐怕很難簡單收場。 這次三星事件，不免讓我們想起台灣。韓國從1999年至今十五年的經濟改革路線，走的其實就是台灣七零、八零年代的政府計畫經濟路子。台灣在總統直選、政治制度正式民主化之後，逐漸揚棄這套什麼都仰賴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雖然至今仍有許多人懷念計畫經濟的高速效率，但當人民開始理解到環境、健康以及城鄉平衡之重要性不遜於經濟發展時，那就註定回不去了。

我曾經念過建中。 關於明星學校的爭議，從我念建中的時候就開始了。他們說，明星學校的壓力很大，每個人都勾心鬥角只想勝過彼此；他們說，明星學校的學生都是不懂得玩的書呆子；他們甚至說，像建中和北一女這種單一性別的明星學校，是個完全違反社會常態的環境。是的，建中的確是個特殊的環境，但許多現象並不如表面顯示地那麼純粹。 把一群在學業上表現得極端優異的高中男孩放在同一個教室裡面，其實是非常神奇的事情。每一個人都曾經是各自學校的榜首或者三甲，如今要在一個班級之中脫穎而出卻都變得異常困難，那是足以摧毀一個人信心的事情。更可怕的事情是，國中的時候，這群男孩往往不只是會念書，同時也會具有某種或者某幾種特殊的才華，例如演講例如唱歌例如游泳例如領導，如今這些才華也會顯得黯淡。人上有人，天上有天，在建中我們說這是神外有神。

十二年國教爭議炒得沸沸揚揚，民間幾乎一面倒地對升學機制的實務操作(例如志願序的權重、免試入學的比例)表示反對，卻幾乎沒有人能點出核心──中學教育的意義以及制度的概念。 制度與執行 讓我們先從制度面談起。台灣過去採取六年國民教育，1967年7月由行政院成立九年義務教育專案小組，經過一年的規畫、評估以及設計，就在隔年1968年9月1日開始實施。在六年國民教育的時代，小學(兒童時期)之後經考試進入初中、初職或者五專，另外也可選擇進入社會就業(青少年前期)；九年義務教育之目的是將基礎教育時間遞延三年，讓學生到十五歲之後才決定自己應該走升學體系、技職體系或者直接就業。十二年國教乍看之下似乎是六年國民教育、九年義務教育的延伸性政策，但情境上卻完全不同。從量的角度來看，六、七零年代的台灣普遍貧窮，因此六年國民教育後的就學率並不高，政府延長基礎教育年限帶動的影響相對大，可確實提升平均受教時間；相對地，台灣目前九年義務教育後的就學率已經相當高，政府延長教育年限隊於平均受教時間影響相當小。從質的角度來看，過去初等教育(兒童時期)、中等教育(青少年)與高等教育(青年)之間都存在著大型會考性質的篩選機制，以考驗其知識建構是否足夠(qualify)進入下一階段，但義務教育終會讓這個篩選作用消失。 台灣「十二年國教」的本質，就是要徹底破除中等教育的篩選機制作用。近期的爭議除了最粗淺的志願填序以外，其次就是對於家長心態以及社會價值觀評論，但更深刻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能期待一個以多元價值為命題的制度，在一個沒有多元價值的社會中正常發揮作用？

近日中國在高考考場上，有位考生被抓到作弊，他立刻大喊：「你知道我爸是誰啊，你就查我？」這不禁讓人想起四年前中國一場車禍，現行犯在逃離現場的時候喊了一句：「我爸是李剛！」這句話在中國成了笑話，也自此揭露了中國官商第二代的醜態，以及裙帶政治、裙帶經濟甚至裙帶司法的惡行惡狀。有趣的是，這次台灣的台北市長選戰，也是一場官二代奮鬥人生大戲。國民黨在台北市長候選人初選放棄了在台北市耕耘已久的丁守中，選擇了出身權貴的連勝文。 但連勝文在最近的一場民調，卻輸給了競爭對手柯文哲高達18%。宣布將獨立參選的沈富雄形容連勝文是「不會打選戰」，但事實上連勝文的問題根本不在不會使用他龐大的政治以及經濟資源，而是他的存在以及言行舉止都能充分引發選民對他的厭惡與仇恨──像這種如此精彩的自我負面宣傳，其實並不多見。當然，連勝文也可以大嘆時不我予。八年前郝龍斌踢下丁守中時，雖然也曾被批評是「裙帶關係下的政治酬庸」，但當時的社會氣氛尚未如此仇視官二代與富二代；另一方面，郝龍斌的態度也相當低調內斂，自然避開了鋒頭，靠著藍軍在北市始終過半的優勢，順利贏得選戰。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班放榜，總共錄取八人，而這八人都有大有來頭，例如現任高市警局副局長宋孔慨、市刑大警官歐承鑫、立委潘孟安、市長陳菊辦公室秘書蔡宗倫、前主任李柏毅、國防部前副部長柯承亨等。值得注意的是，這幾位新博士生過去學經歷都沒有與該所直接相關的背景，而該所不僅口試成績占70%，甚至還完全免筆試、免提研究計畫，比一般博士門檻招生來得低。此消息一出，自然引發外界爭議。 近年來學歷研究貶值，動輒耗費四年以上的博士班乏人問津，甚至連台大部分科系都面臨招收不足的窘境，各校為了吸引人才莫不卯足心力。但即使台灣博士教育的現況如此嚴酷，「博士學歷」對於多數台灣人而言仍是一種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榮譽。對於台灣人而言，學術與知識必須超然獨立於權力與金錢，這是一塊政治家與企業家都不應該侵犯的聖域。 從現實面看來，學術與實務並非絕對二分，例如MBA就以招收大量已經擁有權力的政治家與企業家為最高指導，而許多知名的政經人士也都獲得學術界榮譽博士的殊榮──這些現象甚至不僅發生在台灣，在其他先進國家也都相當常見。學術界為了增強自己的影響力，因此積極與實務界連結，其實相當合理；畢竟，再多創新的理論或者研究，如果不能變成政府或者企業實踐時的重要參考，也不過就是象牙塔裡面的幾捲堆灰的陳舊書卷。「權力」的本質就是「影響力」，因此學者與權勢者靠近，對於實踐理論其實是有相當正面的幫助，對學校甚至國家而言都不見得是壞事情。

捷運殺人事件餘波未平。政府雖然試圖透過強化警力降低民眾焦慮，但民眾對於密閉大眾交通工具中的風吹草動仍異常敏感。近日有位自閉症青年在捷運上被誤認有殺人意圖因此造成大恐慌，一段捷運監視器的畫面更讓人能感受到當時情況的可怕：列車開門後，一大群人從接連的三個車廂內驚慌逃出，警方並隨即逮捕「嫌疑犯」。該自閉症青年的母親雖然順利將其保釋，卻強調社會對自閉症的不理解以及過度恐懼實在是「太可憐」。 然而，這種集體的神經質真的很可憐，或者只會是一種短期現象嗎？人類學家既普立茲獎得主賈德戴蒙在其新作《昨日世界─找回文明新命脈》(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中講了一個關於神經質的故事。他自述初次踏上新幾內亞與一群原住民嚮導探索森林，卻發現原住民嚮導們堅持不肯在一棵結實的巨木下紮營，理由是：「這棵樹很大，如果倒下來，會把我們全部壓死。」賈德戴蒙當時認為這些原住民太過神經質，因為這棵樹看起來非常穩固而且毫無腐爛的跡象，實在無須過慮；但待了幾個月之後，他才發現這些原住民的擔憂有其道理。原住民的一生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時間會在深林裡過夜，即使巨樹倒下壓死人的發生機率甚低，但在頻率甚高的前提下，在巨樹下紮營仍具有相當大的危險性。賈德戴蒙在理解因果關係後，稱之為「有益的神經質」。

營運將近二十年的台北捷運，於5月21日首次發非針對性的喋血殺人事件，共造成四死二十二傷。事件發生之後造成社會極大衝擊，22日至24日這三天，台北捷運總共減少了41.1萬搭乘人次，平均每天減少10萬人次，相對於過去平均單日有150萬到200萬搭乘人次而言，減少約7%。新聞不斷重複播放兇手鄭捷以長刀砍人的驚悚畫面，不但使社會陷入一種集體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更讓社會陷入一場巨大的辯論：我們到底該不該判鄭捷死刑？我們倒底該不該廢死？ 支持廢死者有幾大論述：死刑不可逆而且可能誤判、死刑無法有效遏止犯罪、死刑只是一種集體的恐懼反應沒有積極作用、凶手的罪是一種社會共業。鄭捷自述其殺人動機甚至是「希望透過殺人好讓不敢自殺的自己得到法律制裁」，更讓許多廢死者認為，如果沒有死刑，就不會發生這場悲劇。嚴格說來我並不反對廢死這個結論，但這些廢死的論述實在太過膚淺薄弱。 一、「如果沒有死刑，就不會讓想自殺卻不敢自殺的人故意殺人以求死」這個論述完全可以改成「如果沒有監禁，就不會讓想吃牢飯的人故意犯罪以求監禁。」換言之，死刑與監禁這兩大刑罰手段，都有可能從壓抑效果變成激勵效果，我們是否就應該因為這些相對少數特例而廢除死刑與監禁呢？

中國與越南在南海領海主權的爭議引發越南國內劇烈的排華運動，除了中國企業成為攻擊重點以外，韓國、日本與台灣等亞洲企業也遭受或大或小的負面影響。這次劇烈的排華運動除了是越南在政治外交上對中國的抗爭，同時也可以視作是在經濟上對全球化經濟的反動。越南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呢？其國土面積約為台灣十倍、人口將近一億其中越族人占超過八成、人均GDP(PPP)約四千美金，同時還具有國土完整、人口密度低、民族性格勤奮等優勢，在新興國家之中是備受注目的明日之星。越南憑藉其多重優勢，近年來逐漸成為主要的世界工廠之一。目前越南外資投資金額排名，日本第一、韓國第二、新加坡第三、台灣第四，再接下去才是中國等其他國家。如果這次勞工暴動只是一場針對「中國」的政治事件，顯然不會演變到如此劇烈，這顯示了越南勞工對外資不滿的長期壓抑才是深刻的遠因。 越南勞工的不滿主要來自兩方面，一個是物質因素，另一個是精神因素。 物質性的因素就是薪資與待遇太差，這跟越南在國際產業鏈的位置有關。台灣應該是最能夠理解越南處境的國家，三十年前的台灣毋寧就是現在的越南；代工無非是出賣便宜的勞力為人作嫁，不僅辛苦，同時還得承受很低的毛利率。台灣當時幸運得多，因為當時在製程上還有降低成本的空間。台灣過去有好日子過，主要是因為還能透過改善製程、擴大經濟規模好降低成本與費用，進一步提高獲利率──台灣在製造業管理方面非常具有優勢，這其實就是一種管理財。然而，當流程改善走到瓶頸、規模經濟開始無效率、台灣的人均GDP也拉高到一定水平之後，代工就不再能帶動台灣經濟成長。在此同時，當台灣人已經把代工作到幾乎沒有辦法壓榨出管理財的情況之下，接續在後的中國、越南與泰國等代工國，要是沒有極為強勢的礦產、能源、人力、科技、市場規模、或者計劃經濟作後盾，也很難創造出更高的利潤。

母親節剛過，以喜憨兒手工烘培糕點為主打的慈育庇護工場卻面臨訂單不足、甚至單月虧損二十萬的營運問題。目前慈育庇護工場任用超過四十位身心障礙者，這樣帶有帶有公益性質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倒閉自然是我們所不樂見的結果；從行銷的角度來看，慈育庇護工場該如何刺激市場需求，促使更多人購買身心障礙者製作的糕點？ 糕點烘焙是個極端飽和的市場，除了傳統麵包店之外，各方人馬都競相爭食這塊年產值超過六百億的大餅。以通路端來看，大賣場與便利商店早就將各式糕點視作長銷商品，部分便利商店業者甚至結合「新鮮麵包屋」的概念推出新型態門市；網路團購將戰場拉到百里之外，由中央工廠直接製作配送到家的便捷服務，更顛覆了過去鮮食一定得放在店面賣的迷思。以產品端來看，近年來吳寶春、胖達人發起的「天然酵母手感麵包」直接推動了產業革命，強調窯烤無糖無油的歐式麵包逐漸擄獲許多愛好養生者的消費者，更別說色彩繽紛的馬卡龍更成為當下時尚精緻糕點的代表。糕點烘焙市場的競合證明了「市場沒有飽和，只有重分配」這句行銷學上的老生常談。從這個角度看來，「身心障礙者烘焙的糕點」顯然還有成長空間。

《雲端情人》(Her)是第八十六屆奧斯卡獎最多提名獎中相當獨特的存在，不同於主流商業片，非常具有獨立製片的色彩。本片為史派克瓊斯(Spike Jonze)自編自導的作品，個人風格極強；這類電影通常容易流於自溺，但史派克瓊斯卻成功地使這部電影超脫於一般小品。 圖、西奧多啟動了O.S.One，也開啟一趟特別的生命之旅。 精神與愛情、肉體與慾望、死亡與永生 所謂的好故事，就是讓讀者摸不到劇情接下來會怎樣發展，但當底牌掀開了之後卻又一切合乎邏輯與鋪陳。《雲端情人》拿下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絕對名符其實。人與電腦相戀的情節設定並不讓人陌生，特別是許多日本動漫都有類似的情節；但《雲端情人》每一幕的鋪陳都讓觀眾感到新鮮。 《雲端情人》的第一幕開始於寂寞。單身已久的男主角西奧多(Theodore)是一位專職替人撰寫信件的上班族，每天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西奧多擁有非常特別的能力，只要看著寄信人與收信人的照片，透過細膩的表情與動作就能理解對方的情感，替寄信者寫出文情並茂的信件。西奧多傳遞他人的情感，卻壓抑自己的情感。西奧多寂寞，靠著隨機搜尋的電話性愛宣洩慾望，卻遇不到讓他有感覺的女聲，一段失敗的激情電愛瞬間變成黑色喜劇。寂寞的西奧多因著廣告購買了超智能的擬人作業系統O.S. One。西奧多專屬的O.S. One替自己取名為珊曼莎(Samantha)，不僅聰明、充滿好奇心，而且還擁有人性。一場人與程式的愛情故事就此開展。

這幾年的台灣人很悶。半年來接連不斷的社會運動，更是讓整個台灣簡直悶壞了。支持社運者覺得自己的聲音改變不了社會，好悶；反對社運者覺得這個社會好動盪，也好悶。讓大家稍微不悶的好消息是：除了台灣以外，也有其他國家對於政府感到不滿因此起而抗爭，例如紛擾數月的烏克蘭公投以及美國內華達州武力抗爭事件。台灣人──特別是支持抗爭的年輕世代──彷彿找到了好夥伴似地，把這些事件拿來與台灣類比。然而這些類比除了聊以解悶以外，本質是否相同？ 就拿美國內華達州的武力抗爭來說吧。上個月美國內華達州發生劇烈的擁槍民兵抗爭事件，起因為美國聯邦政府強徵邦迪(Cliven Bundy)的放牧地，引發當地牛仔發動武力反擊。對於非極權體制的政府而言，土地徵收是個國家權力與個人權益直接衝突的棘手議題，只要處理不當就可能引來民怨──當然，對於美國這個自由大於一切的國家而言，聯邦政府繞過州政府直接干涉人民權益，自然是無人能夠容忍。讓我們暫且忽略這次徵收事件的背後脈絡(例如該土地是否真的有瀕臨絕種的烏龜或者邦迪長期不納稅)、邦迪帶有種族主義的宣言、以及內華達州從南北戰爭以來的政治立場，這次事件之所以能演變成轟動全美的劇烈抗爭，關鍵字是「槍」。

行政院主計總處宣布將從2014年起將過去20等分的所得分配統計改為5等分，理由是「符合國際慣例，並與國際接軌」。但所謂的國際標準到底是什麼呢？經濟學界中最常使用的貧富差距是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過去許多國際經濟數據確實很常出現5等分的貧富差距倍數比(即收入前20%者之收入總和為收入後20%者之總和的倍數)，但像 OECD 、 CIA 與 歐盟 所公布的統計數字也是10等分，顯示5等分並非牢不可破國際標準。 從統計學的角度看來，20等分的資料的資訊量完全涵蓋了5等分的資訊量，因此公布20等分的資料同時也等於公布了5等分的資料。官方如果真要跟國際接軌，其實用不著縮減資訊，只要同時註明5等分資料並與國際相比即可──事實上，官方過去也一直採取這樣的做法。換言之，未來國際的趨勢應該是公布的資訊越來越公開透明，而非減少資訊含量；台灣過去公布20等分的的所得分配統計優於世界標準，現在卻反而走了回頭路。 對於主責的財政部而言，最大的原因或許是輿論壓力。先讓我們回到統計的角度來思考以下問題：「將同一筆資料分別以20等分與5等分切割，再將最高所得區塊的所得平均與最低所得區塊的所得平均相除，得道的倍數差異何者較大？」答案當然是「20等分」。以相同母體而言，前5%與後5%的所得倍數比前20%與後20%的所得倍數相比，前者必然大於等於後者，實際應用在國家時差異可能相當巨大。這些令人尷尬的20等分貧富倍數數據不僅難以跟國外相比，同時也容易引發爭論、擴大仇富情結，因此財政部或者行政院基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簡化數據，並不能說完全沒道理。

ASUS於本月11日在北京舉辦ZenFone發表會，沒想到中國版本與台灣版本價格相當，記憶體與儲存空間卻卻硬是比台灣版本高了一個等級。該新聞不僅立刻占據媒體版面，更在各大手機論壇上引來巨大的惡評；ASUS立刻透過臉書官方粉絲團發表道歉聲明，同時提出數項補償措施可供選擇，其中也包含了直接升級為中國版本。這樣的事件對於台灣人而言並不陌生。2012年6月，HTC的旗艦手機One使用了新舊兩款晶片，兩個版本銷售價格相同；HTC在台灣銷售的版本採用了舊晶片，此事件重重打擊了台灣消費者對於HTC的信任。我們雖然無法評估該事件對HTC在台灣市場的品牌形象衝擊有多大，但HTC這一年半的新產品始終無法長居台灣銷售榜首卻是事實；以3C品牌而言，無法在自家市場取得長期優勢是個重大警訊。 跨國品牌向來會根據銷售區域而差別訂價(Price discrimination)，消費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能接受一定價差。對於HTC跟ASUS而言，將不同產品訂定相同銷售價格不過只是差別訂價的變形；但對於消費者而言，「相同產品不同售價」與「不同產品相同售價」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從消費者的邏輯來看，產品品質、稅率、匯率、運輸成本、通路折讓與物價差異等因素都是構成最終售價的因素，因此「相同產品卻不同售價」是「從因到果」，「不同產品相同售價」卻是「倒因為果」。這也解釋了為何ASUS在臉書官方粉絲團上宣稱「台灣版本的ZenFone已經幾乎沒有獲利」，消費者仍覺得這只是一種帶有惡意的歧視(Discrimination)。換言之，假設我們接受ZenFone在台灣與中國成本差為10%，當ASUS在兩地推出相同產品，透過匯率調整之後台灣比中國貴了5%，ASUS雖然稍微少賺但也不至於犯眾怒。消費者從頭到尾唯一關心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沒辦法拿到一樣好的產品？

四月初，中國浙江奉化發生了一起住宅大樓倒塌的意外，然而類似意外並非首例，這幾年來在中國早已層出不窮。這些倒塌的大樓屋齡僅有一、二十年，建築時間點正值中國市場經濟起飛、政府大量推動集合住宅的1990年代。由於一般性建築的耐久年限約為五十年到一百年，這些80、90後的年輕大樓如此短命，自然是因為建築品質太低；有些是用泥漿代替水泥，有些則以竹竿代替鋼筋，這些樓房居然能撐二十年都已經算是奇蹟了。這樓起樓塌二十年的時間，中國人稱之為「質量報復週期」；質量報復周期是一種長期壓抑爾後突然猛爆的人禍，說白話點就是，偷工減料總有一天會報應到自己身上。 這幾年來台灣雖然沒有這種住宅大樓倒塌的災難，卻飽受其他各種層次的質量報復。例如長期忽視食品安全問題，引起一連串食安危機；例如長期忽視工廠汙染問題，爆發日月光濫排汙水事件；例如長期忽視醫護人員工時過長問題，帶來了過勞死以及離職潮。三月的太陽花學運更是一次全面性的政治質量報復，一口氣掀開了統獨、全球化、世代衝突以及政府效能問題，逼得平常習慣鄉愿的台灣人民不得不重新檢視「台灣到底怎麼了」。

歷時三周的太陽花學運終於落幕，結束這場學生佔領國會的人，終究是立法院長王金平。我始終認為330凱道遊行是學運最好的句點，久戰則鈍兵挫銳；四月以來輿論焦點不斷潰散，先是反學運的王炳中飽受各種不入流的調侃，接著又是「太陽花女王」帶出的媒體亂象。種種疲態讓政治嗅覺極強的立院龍頭王金平抓到時機，只見他氣定神閒地宣布「先立法再協商」，還親臨現場跟學生們一一握手致意讓學運領袖們有台階可下，完全一派「在立院我說了算」的氣勢。王金平此招一出果然所向披靡，不但一瞬間就攫取了焦點，更讓學運領袖們完全變成配角。是啊，學生占領立院二十一天算得上什麼，王金平可是穩坐立院將近四十年。 從政治角度來看，太陽花學運完全是總統府對抗立法院、馬英九對抗王金平的政治鬥爭副產品。馬英九暗地派出張慶忠大膽「三十秒過關」直接促成學生佔領立院，被馬英九釜底抽薪的王金平則順勢讓屬於行政權的警察機構未能妄動，使「太陽花學運」完全成型；當馬英九無計可施、學運能量即將耗盡之時，王金平輕鬆畫下句點，並且讓一切政治訴求回到自己最初的論述「先立法再協商」，還有誰看不出這場學運最大的贏家是誰？

太陽花學運至今已經屆滿半個月，凱道遊行和平落幕之後，學生仍未從立院撤出。學生代表林飛帆歷經多次修正之後，最後提出四項訴求：退回服貿協議、制定兩岸監督條例、先立法再審查、召開公民憲政會議，若政府不能同意這四項訴求，則將持續占領國會。該訴求主要是希望未來在面對中國時，不論是談貿易協定或者是外交協商，都能有更進一步的法源得以援引；另一方面，更希望透過公民憲政會議討論目前憲政體制之危機。 學運領袖從「應然面」提出訴求，而馬政府則以「實然面」回應，應然與實然之間本來就有取捨的空間，重點是談判雙方如何找出平衡點。學運領袖林飛帆批評馬政府以虛回應、不給確實承諾，但事實上馬政府在這次斡旋上倒是做得相當漂亮。政府一方面堅持服貿不能退回，另一方面則決議逐條審查服貿同時召開公民憲政會議或國是會議，留底線、留空間；學運核心成員對此態度強硬，目前看不到讓步的傾向，下了一手險棋。我認為馬政府反應雖慢，但此次應對已經在應然跟實然之間取得平衡，只要執政黨與在野黨順利逐條審查、公民憲政會議順利召開，絕大多數人民並非不能接受；如果學運成員把話說死、把事做絕，完全不留談判的空間與餘地，已經讓自己陷入進退兩難的情況。非法佔領國會是個久戰不利的戰術，時間越久反對聲浪就會越強；更何況，從憲政基礎看來，不論學運成員們多自以為自己代表了「人民」，其對抗的終究是民主機制下人民直選出的總統與立院。假設學運領袖不願鬆口，那麼接下來只能賭政府無法順利逐條審查或者公民憲政會議失敗，賭贏了則師出有名，賭輸了則將狼狽退出國會。

去年我寫了四篇服貿的文章：〈 福禍未依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 〉、〈 李顯龍打了馬英九一巴掌 〉、〈 服貿：戒慎恐懼，但無須過度恐懼 〉、〈 服貿：中國可能的劇本 〉，這四篇串聯起來的總結是：「服貿是一個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議題，我們需要恐懼，但不能過度恐懼，否則最後只會自亂陣腳。」值得高興的是，鄭秀玲老師幾份關於服貿錯誤經濟推論的分析，在學生闖進立院之後的幾天也有許多人提出指正，例如〈 對不起，不再袖手旁觀了--一位企業主眼中的服貿 〉就從實務面提出非常切合現況的見解；當然，我們都支持鄭秀玲老師對於服貿在國家安全上的疑慮，但是我們得用更理性的眼光正視現況，才可能提出更好的解決之道。在正式談服貿之前，我想先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這次學生占領立院到底合不合理？ 學生占領立院──惡法亦法乎？ 從法學的角度看來，陳淳文教授在〈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中(備註1.)分析得最為徹底。陳教授認為，「 建立於權力分立的架構下，台灣的憲政體制完整、民主法治也得以運作。依照法律行使即並未違反法治，即沒有程序正義之問題，而自去年起即有服貿議題的討論，民眾也可上經濟部網站瀏覽服貿協議，服貿的生效模式也依循現有法律，即沒有黑箱之說。人民高喊的捍衛民主、推崇的朝野協商，實際上鼓舞了錯誤的方式(違法進入國會、國會亂象)，而將立法權收歸人民自身的行為更違反權力需要節制的基本原則，事實上才可能是破壞民主法治的行為，而這些體制外抗爭行為有時光錯置的疑慮，因為在現有憲政體制下的確有完善的方式吸納反對意見，而不需走上違法佔領國會之途。 」這篇文章請各位一定要看完，非常重要。這個問題其實是法理學上最大的論戰「惡法亦法乎？」的變形，而陳淳文教授的觀點是：「惡法亦法。在民主法治的結構之下，就應該尋求合法途徑解決問題，而非訴諸於非法。」

Google日前宣佈要在台灣大舉招募上百位人才，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便立刻反擊，表示願意開出高於Google兩、三倍的薪水挖角這些得到Google錄取通知書的人。這種邏輯在台灣並不罕見，例如許多私立高中願意以三年免學費外加獎學金為誘因，吸引有實力進入前三志願的學生。我們不難理解，在升學這種以「考試」為單一標準的體系中，不論是學生或者學校都很容易排出強弱次第；然而，就業體系是否仍能一體適用？ 在產業相同、文化相近的情況下，企業之間或許存在著序列關係，但在產業不同、企業文化相距甚遠、不存在可供比較的基本要素下，自然無法定義孰優孰劣。鴻海跟Google就產業跟文化而言皆有很大差異。鴻海強項在硬體、Google強項在軟體，硬體工程師進入Google不見得能發揮長才，軟體工程師進入鴻海也未必有機會發光發熱。從企業文化的角度看來，鴻海採取高壓式的軍事化管理，組織結構層級分明，同時也非常重視年資；Google則自由自律且強調結果導向，組織管理徹底扁平化，完全的實力主義。即使我們暫且接受「郭台銘或許想成立軟體部門」這個假設，Google的軟體工程師是否能接受鴻海的企業文化完全是更高層次的困難議題。 企業文化融合了企業的歷史、制度、精神、道德、產品與價值觀，如果我們把企業當作有機體來看待，企業文化就是企業的人格特質。企業與員工的關係跟任何形式的關係相同，雙方適配與否才是最重要的關鍵。對於能在自由的環境中表現出高度自律性的員工而言，進入層級嚴謹的軍事化環境不僅無法發揮實力，要是想改變組織甚至可能變成組織紀律的破壞者；對於鴻海而言，如果雇用這類員工，反倒可能是自找麻煩。對於喜歡穩定組織結構，不喜歡擁有太多決策權的員工而言，進入得自己創造工作任務的扁平化組織反而會顯得無所適從。因此，招募就是一種企業與員工互相試探、理解彼此個性的過程；正因為企業與員工選擇彼此同時也型塑彼此的樣貌，所以我們鮮少看到不同集團的企業聯合招募。

雖然洪仲丘命案一審完整判決書尚未公布，但媒體與網路一面倒地認為十八位被告之量刑偏輕，引發巨大的爭議。洪仲丘命案固然可以說是長期腐敗的軍中文化造成的悲劇，但從這場悲劇的每個環節都不難看出，台灣完全是個缺乏法治精神的人治國家。 一方面是軍隊。中華民國軍方可以完全無視行政程序、只要上層想怎麼幹就可以怎麼幹，素來不是什麼新聞。當然，軍隊本來就是個不講理的地方，畢竟戰爭的時候敵人從來不會跟你溫良恭儉讓，拘泥於行政程序而輸了戰爭，最終只會賠上所有國民生命。戰爭時的軍隊重視結果甚於過程有其道理，軍官用再怎麼嚴酷的方式壓迫不服從管教的士兵都是合乎理性的判斷。對於戰時的軍隊而言，洪仲丘的行為可以說是過度自我中心，縱放他反而會造成士氣嚴重衰敗；要是因此輸了關鍵戰役，那也真不是拿他一條命可以抵消得了的後果。但問題是，中華民國身處和平已久，國軍甚至幾十年沒真正打過仗，用戰時的標準要求之顯然不合理。 我們可以理解，和平時代的軍隊為了隨時迎戰，仍必須用嚴格的法規維持維持軍紀；但嚴格的軍法並非只是用來約束士兵，更要用來約束軍官。士兵必須服從、軍官不得濫權，軍法是一種對雙方行為的約束與界線。換言之，軍隊中的人治色彩一日不除，這個組織就一日無法清明。

鼎王是知名的麻辣鍋品牌，從台中發跡之後，目前全台已有九家連鎖店；然而，這個餐飲業的重要品牌上周卻被爆出其麻辣鍋並非宣稱的純中藥湯底，反而大量混用了排骨湯塊、雞湯塊、雞粉、牛肉精、柴魚精等人工調味料。鼎王強調，十幾年前研發出的湯底的確由三十二種中藥調製而成，三年前才改為約十種中藥材另外加上各種人工調味料。我們暫且不以廣告不實或者道德的角度來評論鼎王，真正有趣的事情是：為什麼鼎王改配方的時間點是在三年前？ 2011年前後，鼎王正開始爆發大紅，並積極拓展據點。企業的目標永遠是持續追求成長，然而規模成長甚至增加據點都必然會使成本結構改變。用很粗略的角度看來，文創軟體業的營收規模成長往往不需要增加太多的固定成本(如租金)與變動成本(如人事)，製造硬體業則要看規模經濟效應是否能與管理難度成本打平。第一線的服務業，例如鼎王所代表的餐飲業則兼具以上兩者特性。餐飲業的其實是一種將食材加工成食物的製造業，但用餐過程中包含各種環境氣氛與服務員態度等要素，造成餐飲業者必須充分平衡重視生產流程的「理性」與重視使用者體驗的「感性」，才能成功地將產品銷售出去。因此，「規模成長」對於餐飲業前段生產以及後段銷售產生的效果並不完全相同。

「 如果連在台灣教育體制下，一路踩著別人占用社會資源進台大念到畢業的你我，都還選擇覺得自己是一個受害者，那台灣真的是沒一個能打的。 」 最近幾篇「年輕人」系列的文章在網路上不斷流傳，大概只要是二十、三十歲的人都會讀過。引發強烈論戰的是陳文茜的〈 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 〉，接著是柏克希爾哈薩維的〈 年輕人，國家沒對不起你，是你對不起自己 〉。這兩篇文章真正有趣之處不只是論述，更是兩位作者出生的年代。戰後嬰兒潮一代的五十五歲的陳文茜滿懷歉意以及人道關懷的角度對著現在二十、三十幾歲的年輕人說：「對不起，你們這輩買不起房子是我們這輩造成的結果。」然後三十歲出頭的柏克希爾哈薩維則對著跟自己同年紀的人說：「奮起吧年輕人，說到底我們就是得不斷努力。」我們幾乎可以想像陳文茜像是個流著淚的媽媽對著兒子說：「都是我的錯，是我沒讓你過好日子！」然後兒子則態度堅定地吼回去：「這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要替自己負責！」這麼灑狗血的一場戲碼，難道還不有趣嗎？ 多數人從思想的角度來區分這兩篇文章，前者是社會主義、後者是自由主義。陳文茜從世代正義的角度出發，企圖證明高房價是一種「 全球經濟大崩壞後，政府無能且失靈的產物 」；而柏克希爾哈薩維則從一種美國式的努力論出發，推論「 這世界其實很不公平也很公平，因為有太多不公平的優勢存在著，但是很公平的是，只要你爬的上去，你也可以享受這些優勢 」。再此之後，陳方隅則以一篇〈 羅賓漢悖論：國家到底有沒有對不起年輕人？ 〉，認為「 我們並不處在一個有努力就會有收獲的社會 」，將議題從房價徹底拉開，把論述的高度提升到「社會不流動」──而這又回到了傾向社會主義的一方。

我在之前的專欄中曾採用外在環境變異的觀點探討「為什麼胖東來的高薪政策不會天長地久」，無獨有偶，中山大學的陳世哲教授也在獨立評論專欄中也以王品個案為例，提出金錢的激勵效果並不長久。雖然陳教授認為自己採用厚實的學術論述駁斥了王品的紅利政策，但我對陳教授的見解頗不以為然。 陳教授的說法在組織行為學中其實並不新穎。他列舉了兩個研究，研究的結論：當人一開始拿到比別人(比較對象是「他者」)或者過去的自己(比較對象是「過去的自己」)更高的薪水時，會基於互惠原則(reciprocity)帶來的愧疚感而努力工作；但當人習慣這個薪資水準之後，這種基於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而產生的愧疚感就會消失，人就會認為自己拿到這樣的薪資水準是合理的。陳教授以這些研究結果延伸出一個結論：金錢的激勵作用是短暫。但問題是，如果我們把組織能提供的物質性激勵因素拿來比較，例如增加假日、彈性上下班等，其實也都跟金錢一樣會隨時間疲勞而遞減。換言之，任何激勵手段都「可能」會因為員工「習慣」而不再具有激勵效果。

《冰雪奇緣》(Frozen)是迪士尼2013年底的年度大作，本片不僅提名奧斯卡最佳動畫，同時更打敗了1994年《獅子王》成為迪士尼最賣座的動畫電影。迪士尼曾一度陷入低潮，但近年來表現可謂漸入佳境，《冰雪奇緣》更是再創巔峰之作，完全展現出迪士尼動畫王國的氣勢。 圖、冰雪女王(Snow Queen)無中生有，完全依靠魔法造出的冰雪城堡。 冰的世界 本片故事改編自《安徒生童話》中的〈冰雪女王〉，但除了冰雪女王這個爭議性極大的角色以外，劇情已經與最初的〈冰雪女王〉故事幾乎完全無關。我稍微找了一下關於本片劇本的幕後故事，華特‧迪士尼早在1943年就想改編〈冰雪女王〉，可是先後改了幾次都發現故事難以處理成電影結構，同時冰雪女王的形象也太過負面。2008年，克里斯·巴克以《安娜與冰雪女王》(Anna and the Snow Queen)為名重新改編故事，並隨著同一製作團隊在2010年《魔髮奇緣》(Tangled)的成功，才正式確定這個改編計畫，並將最終片名定為"Frozen"。 《冰雪奇緣》的劇本結構非常明快。第一幕敘述了北方港口小國艾倫戴爾(Arendelle)的長公主艾爾莎(Elsa)從小擁有施展冰雪魔法的強大天賦，小公主安娜(Anna)活潑好動卻是個毫無法力的一般人，兩人感情親暱。一次意外中，艾爾莎的魔法擊中了安娜。安娜雖然得著石精長老的協助消除了冰凍魔法，但國王與皇后為了保護公主們，決心消除安娜對冰雪魔法的記憶並隔離兩人，同時驅逐皇宮中的僕人，讓艾爾莎的魔法能力成為秘密。兩位公主長成少女之後，國王與皇后卻因海難過世，艾爾莎必須繼承皇位成為女王(Queen)。傳統的第一幕往往不會太複雜，但《冰雪奇緣》第一幕的劇情非常多而且非常複雜，編劇跟導演能把這段處理到自然流暢實在相當不容易；最困難的點在於，要如何鋪陳兩位公主從親密到被迫疏遠的過程，同時描繪出兩人內心的想法與糾結。

何飛鵬在近期一篇社論「為企業主說句公道話」中提出一個外在因素觀點，強調台灣勞工的窘境跟台灣在國際產業鏈上的地位有關，並非台灣企業主在「道德」上劣於外國企業主。的確，台灣近幾年來遇到的失業率與薪資停滯問題都並非獨現於台灣，而台灣媒體擅用少數幾家特別重視員工福利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跨國企業來概括所有國外企業也完全是一種選擇性偏差(selection bias)。事實上，多數國外企業之所以能提供高薪也絕非因為他們的企業主比較有「良心」，而是基於成本、利潤、企業發展與產業競爭優勢的考量；假設目前全世界市值最高的蘋果(Apple)給員工高薪是一種道德行為，那麼又該如何解釋蘋果對其供應商之苛刻？ 我同意何飛鵬的情境論，也同意台灣企業主在道德上並沒有顯著低於外國人的證據──然而，台灣企業主也確實缺乏創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創業家精神是一種「人定勝天」的精神，不管環境多麼惡劣都要披荊斬棘、勇往直前的強大信念。世界其他各國的環境同樣困苦，但只有能在困苦環境中還能成就不凡成就者才是真正的企業家。換言之，何飛鵬談的是「時勢造英雄」，但真正的領袖卻能「英雄造時勢」。外在情境因素與內在個人特質永遠不斷互相交互作用，無法分割。 那麼，國家呢？ 我始終相信人類社會制度發展是一個個體得以自由解放但社群又能維持一定秩序的過程。過去的世界依靠神話與信仰建構，世俗的政治領導者往往與宗教相契，同時制定出許多有形的律法或者無形的道德彼此箝制，讓每個人的生命如同擁有固定位置的原子，有致序地錯落於一個金屬般的堅硬結構中。時間過去，我們依然擁有法律、道德、神話與信仰，但我們不再相信世界只有一種樣貌、社會只有一種結構，更不用說我們不再相信我們的領導者是為神的替身稱之皇帝。於是我們發明了民主，人民作主、人人皆王。

《白日夢冒險王》(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改編自1939年的同名小說，由班史提勒(Benjamin Edward Ben Stiller)自導自演。班史提勒以喜劇見長，近年來致力轉型成為劇情片導演，而《白日夢冒險王》就是其銳意轉型之作品。 一部拍給上班族的爽片 每一部電影都有其設定客群，如同《暮光之城》會讓萬千少女為之瘋狂，《白日夢冒險王》則會讓白領上班族感動落淚。本片劇本依循傳統三幕劇形式編構，第一幕是40歲主角華特米提(Walter Mitty)充滿瘋狂白日夢的平凡上班族人生，第二幕是華特踏上旅程，第三幕是華特結束旅程回歸日常生活。「冒險」這個主題並不罕見，但中年單身阿宅上班族的冒險就不那麼尋常了；對於生活平穩到太過僵固的上班族而言，《白日夢冒險王》正是一個精神出口，釋放了人性對於刺激的渴求。 圖、平凡的上班族華特 第一幕劇的重點放在華特日常生活之百無賴聊以及白日夢之刺激有趣的對比，但整體而言並不緊湊，白日夢段落太多太長，甚至連對「主角為何出走」的描述都太過匆促，顯示導演拿捏節奏失當。白日夢的段落非常商業討喜，明顯向許多電影致敬，例如電梯內打鬥的運鏡像是《駭客任務》，變成老小孩的情節完全是《班傑明的奇幻旅程》；然而，這些白日夢分明可以設計地更有隱喻更具象徵更與現實相扣，最後除了「有趣討喜」之外卻什麼都不剩，導演與編劇要各負一半責任。

我的計年方式有些特別，太陽曆年底是一年的結束、太陰曆年初是一年的開始，因此一年之中總有一段時間模擬兩可，不屬於去年、今年、明年，直到爆竹一放，才確信又是另一年的開始。新年是時間的空隙，時間明晰時間模糊，時間吞噬青春吐出記憶。時間是最吃人的獸。 可能是因為我出生在1982年，十歲的時候剛是90年代，到了大學也不過是新世紀初，計時的錨點定在2000年，渾渾噩噩到了三十歲才驚覺從1994年到2014年已經過了二十年，一瞬間突然長大。然而，我對於年的記憶卻始終停留在十二歲時的冬季，濕冷冽寒、鼻息成霧，市集小販趁著年節販售著春聯爆竹農民曆的年代。當時我還住在三合院的老家，在大家庭中過年，期待穿新衣與長輩們的紅包。長大之後，才逐漸理解大人之間的關係並不如表面上那麼和諧，原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都可能只是僵化的道德遊戲，大家庭內從來就是勾心鬥角暗潮洶湧。人心是最吃人的獸。

近日一篇胖東來如何以高薪激勵員工動機、進而提升經營績效的文章深得許多人的喜愛，並以此提出「台灣老闆應該積極幫員工加薪」的結論；然而，「加薪」是否真是種超越各種情境都能帶來更高效率的管理手段？我們當然不可否認薪資於人者大矣，而胖東來的薪資策略確實也提高了整體績效，甚至奠定了其中國通路業強者的地位。但台灣與中國的產業發展階段不同、文化環境略有差異，胖東來老闆於東來的做法是否能見效？ 讓我們先看胖東來做對了什麼。胖東來擁有極端正確的是管理哲學：「老闆的第一要義就是複製出像自己一樣操心的人」，這句話從西方管理哲學的角度來看就是把員工變成「內部創業者」(intrapreneur)，從東方管理哲學來看就是把員工變成「自己人」。這兩種概念的核心在於：員工替公司付出的一切、替公司創造出的管理財，都能轉化成薪酬。人皆自私，如果老闆沒辦法讓員工產生「我的努力最終都是為了自己」，那麼根本不可能產生強烈的工作動機，甚至自主性地改善工作流程、最終提升企業競爭力。關鍵字是「動機」。胖東來深知，最好的領導就是「使員工的動機與公司的目標相契合」。這就是為什麼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說工資最高的時候成本最低，因為只有員工的利損跟公司完全綁在一起的時候，才會自然站在公司角度定位自己的行為，發揮清廉、勤奮與創造力等特質，自發地提升績效並且節省無形成本。

特許行業在任何時代都是穩賺不賠的行業，例如過去的鹽、糖、酒或樟腦，這些受到政治專賣許可創造出許多巨商。今日的特許行業並不僅限於商品也可能是服務，就像遠傳ETC。換個角度思考：高速公路消費系統是否必然應該是「特許」？假設一次開放兩到三家廠商(甚至沒有限制)，這些廠商同時在一條高速公路上建設適當的設備，再讓消費者自己決定要選擇哪家廠商的服務，然而這種做法最大的麻煩是可能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各家廠商彼此爭取最好的感測器位置就可能使工程延後一年；高架橋上蓋滿金屬支架也會使整體竣工時間大幅延後。當然，我們還是可以設計出不讓一家廠商獨佔特許的方式，例如先設計好感測器的位置，由政府設置金屬支架，在同時找兩家廠商在定點設置感測器。 不論如何，政府終究給了遠通ETC特許權。2002年，台灣突然大量採用BOT模式營建各種大型公共建設，遠通ETC當然是這波BOT濫觴中的重大案件。2006年，遠通ETC扯出弊案風波，但在政府護航之下仍順利拿到經營權；2007年，遠通推翻原本承諾的價格堅持調漲，政府也只得買單。從這段歷史看來，遠通的特許權不只是透過政府公權力維護自己「獨佔」的強勢地位，甚至可以反過來跟政府議價，讓自己站在制高點；換言之，遠通ETC根本是個超越國營企業的存在。

多數人都應該遇過或者聽過這種情況：不管一間辦公室裡面有多少人時常加班，總有幾個工作績效不彰的同事過得輕鬆寫意；多數人也都會認為，這些同事工作效率差是他們自己的事情，只要不因此增加自己的工作負擔即可。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任何組織都「理當」能明確地分別計算出部門績效與個人績效，並針對部門與部門中的個人懲罰或者獎勵；但現實生活中，部門績效比個人績效來得更容易量化，即使是設計良好的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關鍵績效指標)，部門績效都往往是個人績效的重要參數。換言之，一個部門的效率越好，企業就越有動機調升該部門員工的薪資與紅利。假設某部門中有五十位員工，每位員工的薪水完全均等，其中有五位員工的產值明顯低於整體平均，如果再減去這五位員工使辦公室士氣低落所帶來的效率減損，對組織效用為零。若企業裁掉這五位員工後等於直接降低一成水準的成本，該部門的獲利效率可望大幅提升，企業便有動機增加提升剩下的四十五位員工的薪水。當組織願意在一個部門支付一定範圍的人事成本時，部門人數越少平均每人能拿到的薪水當然就可能越高。換言之，偷懶的同事分走了你應得的薪水。 什麼是「部門效率」呢？組織除了會參考該部門的獲利能力以及對組織整體的貢獻之外，也會同時參考該部門消耗的成本，其中當然包含了人事成本。現實生活中，多數組織不傾向裁員的原因有兩點：1.政府對於裁員的限制直接提高了裁員的成本；2.組織管理能力差，找不出或者裁不掉這些組織的蠹蟲。

比特幣(Bitcoin, BTC)是不是一種貨幣？許多人比特幣交易行情在去年一整年成長數百倍之後，總不免這麼問著。就目前而言，世界上已經有許多店家(雖然仍為數不多)願意接受比特幣之於一種支付工具、其專屬ATM逐漸進駐各國、甚至還有比特幣專屬的交易所以及公開市場價格，如此看來比特幣的確已經具有某種類似貨幣的性質。然而，從貨幣銀行學的角度說來，比特幣缺少類似國家的「發行單位」，實在不能說是一種「貨幣」；比特幣的「有限性」與「不可操控性」其實比較類似貴金屬，頂多是種「準備貨幣」。什麼是準備貨幣呢？各國央行雖然各自發行貨幣，但一定會儲備大量黃金跟白銀等貴金屬作為貨幣價值的依據，這些貴金屬稱之準備貨幣。因此，比特幣或許可以做為一種準備貨幣，但前提是各國央行願意將比特幣納入準備貨幣的範疇當中。 目前世界央行的態度不一，但受到去年12月香港爆發出的大規模比特幣詐騙事件影響，中國央行首先表態發難，明令禁止淘寶網等網路商場或者網路市集接受客戶以比特幣支付。對於網路商場而言，比特幣原本有一個市場價值，商場收入比特幣之後可以選擇不把這些比特幣兌換掉，直接用類似匯率的概念去計算他的價格，再認列到會計報表上。這種做法其實就等於是把比特幣當作貨幣，中國官方完全不接受這件事情。網路市集是一種商家直接對顧客的營運模式，就像我平常作生意如果接受以物易物，官方不能抓我，這是一種不受貨幣法源規範的原始經濟，同時也是地下經濟。

謝金燕是這連續三年來跨年晚會的女王。2012年最高收視率3.54%、2013年最高收視率4.46%、2014年7.75%，喜歡謝金燕的群眾越來越多，彷彿她擅長的電音在台灣始終是主流。藝人就是品牌，15歲就以綜藝節目出道的謝金燕在演藝圈可說是個老品牌，其「電音女王」的形象無疑是個成功的品牌再造。 一、專注品牌定位。謝金燕曾橫跨歌唱、主持、電影、電視劇，但每一項都沒做到頂尖。對於品牌而言，多元化的產品項目如果沒能互相激盪產生綜效，那就必須去蕪存菁、專注於核心業務上，再慢慢拓展領域。謝金燕沒有放棄多方位藝人的目標一樣接劇本演電視劇，但她知道自己得把唱跳歌手做到最好才有競爭力。Google花了很多精神在開發智慧型眼鏡、全自動電動車等硬體設備，但卻從未輕忽其軟體的強勢地位。想清楚目標並抓牢一個核心，這就是專注。

2013年12月29日，這個部落格的點閱人次正式突破百萬，距離這個部落格成立的日子，恰好一年又兩個月。所有的網站經營專書都說，想快速累積人氣最重要的兩大要素就是「圖片要多」、「文字要少」。百萬點閱數對於許多知名部落客而言可能不算什麼，但我這個圖片很少、文字很多、執筆者又默默無名的部落格能在十四個月累積到百萬點閱人次，其實並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不想譁眾取寵，只想寫出好文章給真心喜愛閱讀、真心想探索世界的人，卻也達到了許多只想攫取目光的人所達不到的目標。這一切都始料未及。 生命的道路並不建構於一個人的期待與想像，而是建構於一個人的專注與努力。我從高一的時候開始學詩學文，高二的時候認識一位天才詩人於是知道自己不可能成為文學家。但每一個難以成眠的夜裡，我總在電腦前搭搭喀喀地書寫並修改每一個字詞與標點，只因為文字是我面對生命中所有苦難與困境時的唯一出口。十幾年之後，我跟那位詩人說「你是真正的天才」，他卻這麼回應我：「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天才，我覺得自己只是比別人努力，只是從來沒有放棄過書寫這件事情。」